?? 你难道真的想调走。欧阳琳忍不住又质问他一句。
不是我想调走，是有人要逼我、通丁羽走，你知道现在又要反什么、清什么，形势对他们有利。端木林深沉的语调，表示他内心的沉重。
一这是懦夫的语言！欧阳琳大声说道，你为什么不抗争，一定要抗争！对国家、对民族，堆对你自己负责！你没有权力放弃你应该坚守的岗位。一定要抗争，过去这多年的经验教训，说明我们的抗争不够，太懦弱了。我千方百计地调回来，就是要和你共同尽到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职责的。你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是，我的信心从哪里来？端木林痛苦地说。
不，你必须振作起来！她的声音越来越高了，时代变了，历史前进了，你要意识到这种变化。真理不在他们手里。
端木林静静地听着。他虽然被她严厉地斥责，是心里却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舒畅感。
明天上班后，我就去找了厂长，找广党委。不，我现在就去！没容端木林作出反应，欧阳琳已转身走开了，咯噔噔地下搂而去。
端木林木然地站在那儿，望着她那健步如飞的背影，想着欧阳琳的一番话，心里认真思考起这多年的经验教训来。
公元一九五九年十月二日，是我国第一所高等学府一北洋大学九十周年纪念日。解放后，出于某种原因，把她易名为天津大学了，今年是建校九十周年，学校决定大庆，并向国内外历届毕业的校友，出了请柬。邀请返校参加庆典，并希望校友们在校庆科学报告会上，宣读自己最得意的学术报告，作为对母校生日的献礼。
我是一九五七年的毕业生，也在被邀请之列。
接到请柬后，我的心便泛起一阵阵激动的谀涛，久久难以平静。
屈指算来，我已毕业于天津大学整整二十八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的心一直萦绕在她的身旁、她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无不牵系着我的在这儿，我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黄金岁月。在林荫道上，留下我青春的脚印在大礼堂里，留下，我献身祖国的豪言壮语；在设计室里，留下我获得优异成绩的记录，同时，在碧影湖畔也留下莪那破碎了的爱情……现在，就要旧地重游，抚今思昔，我怎能不心潮起伏，感慨万端？
我是在十月一日晚上抵达天津的。凡是被邀请远道而来的校友，一律住在设备精良、服务周到的天津宾馆。但是，我却提出住在学校的招待所里。负责接待的同志说，学校条件较差，居住不便，怕照顾不周。我说，我不是来旅游的，我是想在这有限的几天里，细细地重温一下青年时代的梦。
接痔的同志满足了我的要求，汽车把我直接遊到学校的招待所。这是一所新建的平房，紧挨着职工宿舍区，设备虽然筒陋一些，但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倒也令人心舒神爽，由于其他校友多数住在宾馆里，所以来这儿的人不多。也许看在校友的份上，服务员端茶送水，嘘寒问暖，噩得格外亲切热情，一下子驱走了我旅途的疲劳。
稍事安顿之后，我便从房间走出来，沿着门前—条小道，信步向前走去。
一边走一边环顾四周，寻找往昔的足迹，但是，目光所及却是一片参差错落的辉煌灯火，无数面迎风飘舞的彩旗，一片浓重的节日气氛。哦！那记忆中校园的景色，已不复存在了，我不禁惶然。
骞地，于不远处，我现了那棵大树，它枝叶繁茂，绿荫如盖，轻风掠过，出悦耳的级飒声，我快步走了过去，在大树周围走着。藉着朦胧灯光，我突然在树千上现三个模糊的宇：杨柳松。顿时，记忆的帷幕拉开了。啊！不错，是老地方。
这儿曾经是我那么熟悉的地方，二十八年前，它还是一片远离校园的荒郊。一春天，白雪蟪皑，平日仅见一伙伙农夫前来耕耘，大学生们很少到此光顾；只有那些为避人耳目的倩侣，才悄悄到这儿来；他们的爱情在这儿开花成熟。，我也常来这儿，却并非带着上述那种玫瑰色的情致，而是和我的同班好友秦松、柳梅，到此研讨毕业设计中的科研课题。我们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此处偏僻而静谧，使我们既能潜心于学问之中，又能无拘无束地争论。我们三个大嗓门在争吵时各不相让旁若无人特别是柳梅那尖嗓门，乎时讲起话来总是比别人髙八度，一旦争论起来，能把房盖顶开。因此，这个世外桃源便成为我们进行科学讨论会的天然会场了那棵遮天蔽日的大树，更是與夏的避暑胜地，一直为我们所独占，那根部的周围，乓被我们踩坐得又光又平。有一天，调皮的柳——竟灵机一动，用小刀在树上刻下我们三个人的名宇，还戏谑地命名此处为老地方。
是，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老地方，却是完全陌生的景象，鳞次栉比的宿舍楼，绿荫蔽日的林荫道，百花争艳的花坛，直刺蓝天的喷水池……哪里还有我们的田野轻风？特别是那邊庄重而又典雅的大礼堂，是那样巍峨壮观，沐浴在绿树环抱之中，显得那样深邃、庄严。此刻，它周身披红挂彩，着上了节日盛装在它的正面，懷嵌着四个大宇：求实会堂。四周用霓虹灯饰就，闪闪烁烁，出璀璨的光辉。啊，求实舍堂，名字趄得多好！它是北洋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呵！我久久地凝视着它，不禁心潮掀动！然而伴之而来的，却是一种羞赧之情。求实、求实，在往昔的岁月里，我是怎样求实的呢……
还未等我来得及梳理一下纷乱的心绪，猛地一个影象使我惊呆了一在距我不远的地方，有个女人的身影在闪烁的霓虹灯光中，一边款款而行，一边优雅地用手轻掠着额上的短。这个动作我是多么熟悉呀！再细看她那体态、那步履，啊，天！难道真的是她？
我不由急促地疾走两步，声音有些暗哑地呼唤道：
是柳梅同学吗？
啊，是你——杨槐！
那是令人难忘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天。
那一年，天津的气候很反常，春天来得格外早，校园里花圃中的花儿，都提前开放了。一时间，校园里到处是花团锦簇蜂飞蝶舞。时交六月，天气突然暴热起来了。艳阳如火，热得空气似乎在燃烧，人们连呼吸都觉得艰难了。那时，我们正处在毕业答辩前夕。紧张，忙碌，对毕业分祀的忧虑，再加上这反常的燥热，经常以昕到同学们怨忿的谩骂声：这鬼夫气，真会作践人。其实，更令人难受的是这一阵子变幻无常的玫治气候。电台里的声音时高时低，报纸上的文章时热时冷。本来是天晴日朗，忽而电闪雷鸣。昨天还是满园花开，今儿却遍地落英。搞得人们晕头转向，惶惶不终日。但是，柳、秦松和我，却有点无动于衷。我们三个人从去年年底起，为了搞好毕业设计，就一头钻进一个科研题目中去了，虽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却也能一心一意写论文。什么大鸣、大放，一概与我们无关。我们班上那位政治唉觉特别灵敏，据说是天津城市贫民出身的团支书，出于他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出于政治上对輯们的爱护，几次亲临我们宿舍，动员我们去参加班级和系里召开的鸣放会，但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搞运动，是党、团员的事，而我们生成的就是那副只配搞科研的死脑瓜儿，与那翻云复雨的政治是绝缘的。因此，每天下午，那些热心政治，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人，都争先恐后地参如鸣放会去了，我们三人却来到这远离政治旋涡珅荒郊野外，在那棵大树的浓荫下，继续搞我们的毕业设计。我们才是名副其实的大鸣大放哩：秦松的男低音，我的男高音，柳梅的女高在郊外奏掛找，一曲比教学楼里团支部召开的鸣放会要椏耳得多的男女声三重唱。因此，秦松总是自豪地说：我们是实实在在的争鸣他们是空空泛泛的争吵我们这才是真正的救国之造。在我们三个人中，秦松较有政治头脑，他勤于思索，颇有远见，他的话对我们很有权威。所以，在他的带动下，我们倒是专心致志地搞自己的学业。浓浓的绿荫，徐徐的凉风，我们或写或算，或争或论，或吟或唱，真是其无穷啊！
—天下午，我们准备讨论设计中一个关键问翘，约好两点钟在老地方会合。通常，柳梅总是提前到达，静静地坐在那儿看着书等我们；其次是秦松按时前往，分秒不差；最后才是我姗姗来迟因为我总爱睡个懒觉。每次，我总要挨柳梅的骂：你这个懒鬼，又来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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