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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军到来之前的那段短暂的时间，他饱受着这样的思想煎熬。寻找最快更新网站，请百度搜索151+看书网
当元军出现在地平线上的那一刻，他带着全家老小弃城而逃。
当他发现前有元朝大军，后有朝廷问罪，已经逃无可逃的时候，便投降了。
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做这乱世之中的幸存者！
导致他性格发生变化的诱因也许还有下面这件事情。
至元十四年，元朝的南征大军离开福州，留同为南宋降臣的潜说友为福州宣慰使、王积翁为宣慰副使，福州城内的南宋降军“淮兵”由降将李雄统领。没过多久，李雄以筹措军粮不力为借口，袭杀了潜说友，实为响应在南方坚持抗元的张世杰。王积翁迅速杀掉了李雄，平定了事件，在因这一功劳升任福州宣抚使、福州路总管兼府尹、提刑按察使之后，又挫败了淮兵杀他举事的计划。王积翁在巩固元朝在福州的统治方面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但这期间宋将张世杰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邀请他回到宋朝一边，而王积翁也确实是给张世杰悄悄写过回信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沿海经略使刘深不知道从什么途径知道了这件事情，向忽必烈打了小报告，弹劾王积翁“既降复叛”。面对忽必烈的质询，王积翁很坦然地上书解释：“若不暂从，恐为生灵害。”——在张世杰军围城之际，我给张世杰写回信，假装顺从于他，是为了不让百姓受到伤害。多么为民着想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他这么做更多是为了自己。
忽必烈似乎认可了他的说辞，没有再追究下去。但王积翁心里很明白，忽必烈并不是对他没有怀疑，而是他此时对忽必烈还有用处。
在马背上打下江山的蒙古人并不能骑在马背上治江山，像王积翁这样拥有政治经验的汉人官僚正是蒙古人坐稳偌大江山所需要的。忽必烈清楚这一点，王积翁也清楚这一点——如果自己到了毫无用处的时候，死期也就不远了吧。
至元十五年（1278），多次诏谕日本的行动包括一次对日本的试探性进攻（文永之役）都已经失败，第二次更大规模的东征（弘安之役）即将开始，忽必烈派中书左丞张文谦去征询王积翁对日本问题的看法。王积翁知道忽必烈对日本问题头疼已久，因此早就做足了功课想好了应对之法。他将事先准备好的招徕之策对张文谦和盘托出，张文谦回去向忽必烈进行了禀报。据说忽必烈对王积翁定下的计划非常满意，不久之后，便授王积翁刑部尚书、福建道宣慰使，赐金虎符，并在便殿设宴为他践行。在宴会上甚至让另一位功勋卓著的大臣中书左丞吕文焕当场为王积翁表演舞蹈，可谓恩宠有加。次年返京，迁兵部尚书。十九年，又拜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但由于左宰相耶律铸执意留他在京，故而未能赴任。但耶律铸也未给他安排别的任务，这让王积翁很是着急。
没有事情做就无法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必须得干点什么能够引起忽必烈注意的事情了！
做点什么呢？王积翁想到的是修运河。这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已经完成，由于五代十国和南宋对江南地区持续不断的苦心经营以及一年多熟品种农作物的引进培育成功，南方已经成为帝国的粮仓。与此同时，帝国的政治中心却在北方的大都，而北方由于数百年长期的战乱，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的破坏，解决帝都数百万军民的温饱是摆在忽必烈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如果能够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定会继续得到忽必烈大汗的赏识。要将南方鱼米之乡的粮食运到北方，在海运尚无法保证安全的情况之下，发展内河航运显然是首选，并且，隋朝时候所修建的大运河虽然淤塞严重，但基础仍在。
王积翁的这个建议被忽必烈欣然采纳。忽必烈命令将军来阿八赤等负责疏浚旧河道、开挖新河道等河工事宜。厨师出身的将军来阿八赤虽然很认真地执行命令，无奈不懂水利，把新河挖得太浅，只有在涨潮的时候船只才能通过，结果很多漕运粮船一不小心就会因为搁浅而损坏，搞得民间怨声载道。加上后来忙古歹开辟了大规模从海上南粮北运的航线，这修运河之事自然就不了了之了。
至元二十一年（1284）已经是王积翁蛰居京师的第三个年头了。朝廷仍然没有委派新的任务，难道我王积翁真就已经没有用了吗？这一次，他找到的突破口是忽必烈一直有苦说不出的日本问题。
王积翁上书忽必烈，声称自己非常有信心能够诏谕日本来朝。他说道：“对日本，用武力是难以让他屈服的，只能智取。让我当使者去诏谕日本，如果成功了，不用动用军队也花不了多少钱；即使不能成功，也不会损害咱大元的国际形象。”前面n次诏谕都失败了，杜世忠等人甚至不明不白就被日本人拉去砍了头。打也打过了，结果却是损兵折将。既然如此，权且死马当活马医吧。
忽必烈任命王积翁为国信使，免除了他所欠的所有公私债务，并赏赐玉环、琴瑟、衣服鞋帽和马鞍等物。又因为日本信奉佛教，任命普陀山的如智和尚为国信副使，陪同他前往。
使团一行从温州出海时，强令一个叫任甲的船老大开船赴日。这船老大原本就十分不情愿走这一趟，而且又十分喜欢酗酒，每饮必醉，醉了就大发牢骚。那年头分工还没后来这么细致，船老大几乎集船长、舵手、大副和领航员等重要角色于一身。可谓身负重任。这样一个角色在茫茫无际的汪洋大海上时常处于酒醉状态那还了得？你这不是把我堂堂大元国信使的宝贵生命当做儿戏吗？我如此殚精竭虑、不辞辛劳还不就是为了能够活下去？任甲每喝醉一次，王积翁就命人把他绑在桅杆底座上鞭打一次。一路行来，这任甲已是满身鞭痕。
七月十五日夜，船进入日本国境，停泊于对马岛海边，使团预备于次日天亮再登岸与日方交涉。这任甲船长再次喝醉，但这次他决定在王积翁的鞭子落下之前先下手为强。在海上，特别是在我的船上，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你这位国使老爷说了算，还是我这船老大说了算。乘着酒性，任甲伙同水手将王积翁等五十余人全都杀死，尸体扔进海里，洗劫财物而去。直到数月之后，这一消息才由高丽传到忽必烈耳中。
就这样，忽必烈派往日本的这批诏谕使者在尚未踏上日本国土之前便在半路上全体覆灭。当然，随之覆灭的，还有忽必烈诏谕日本的希望。此后，虽然还有燕公楠于至元二十九年七月携带国书搭乘日本商船赴日及大德三年三月普陀高僧一山一宁携国书赴日两次，但真正意义上的诏谕这应该算最后一次了。从黑的、殷弘开始，一直到王积翁，从蒙古到元朝，历时十八年的外交努力，终于宣告彻底失败。
无论是《元史》还是《新元史》，著者都对叛宋投元的王积翁没有几句好话。《新元史》更是评论道：“世祖以范文虎为将，王积翁为使，其不得志于日本，不亦宜乎！”其意是说忽必烈所用非人，焉有不败之理。
诚然，忽必烈以“范跑跑”为将确实是用人不当，但以王积翁为使却不可相提并论。我个人以为，王积翁如果不是死于这场意外，虽然成功诏谕日本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但也不至于“启衅纳侮，辱命而返”吧，最大的可能正如王积翁自己对忽必烈所说的那样——“事不成，亦无损于国威”。
第六十章命运多舛的日本行省
自高丽臣服蒙元以来，元朝一直遵循成吉思汗时代草创的达鲁花赤制度，在高丽王国之内设置各级达鲁花赤进行监管。但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较为宽松的统治方式已经渐渐不能满足需要了，特别是再次出兵讨伐日本的军事准备日益紧张，由大都发出的各项命令还要通过协调高丽王国才能传达贯彻，执行起来总有隔靴搔痒之感。帝国迫切地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高丽这一前线基地的直接控制。
在这种情况下，至元十八年（1281），元朝在前一年设置征东元帅府的基础之上，设置了一整套统治机构，即征东行省。因为它事实上专管讨伐日本之事，所以它还有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日本行省！
日本远远没有臣服，将来征服日本之后进行统治的机构名称就已经早早地确立起来。如前所述，这是忽必烈的一种御下之术，就如同浙东、浙西都尚在南宋控制之中的时候，就已经设置了两浙大都督府，并让范文虎出任两浙大都督一样。
就建制层级和职官编制来说，征东行省与内地的其他行省完全没有两样。行省下设招讨司两个，以达鲁花赤兼任招讨使，处理地方军民事务。值得一提的是，元朝一般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才设置招讨司这种官署。因此，可以说，元朝实际上已经将高丽人视为了帝国内部众多少数民族中的一支，而不认为是外国人了。行省又在庆尚、交州、全罗、忠清、西海各道分别设置劝课使，共五人，以组织屯田、劝课农桑为职责，着力解决高丽百姓、驻军及东征大军的吃饭问题。看来对于耕地有限的朝鲜人民来说，从古至今，吃饭问题都是首屈一指的大问题呀。
尽管如此，必须要弄明白的是，此时的征东行省并不是作为一个常设的地方一级政权组织而存在的，它只是因对日作战的需要而设立，也就是说，战争一结束它就得取消了。因此，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临时性的军事机构，这也是它在大军征讨日本铩羽而归之后“师还而罢”的原因。这种临时行省的设置并非蒙古人的创新，早在金朝后期的相关史籍里面，便记载有因为对外战争、平定叛乱而临时专设行省的先例了，只不过我们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因为有个思维定式存在——既然是“省”嘛，例如现在的四川省、湖南省等等，当然就是相对固定的最高级别的地方政府，古人“因事设省”的做法对身为现代人的我们来说反而属于新鲜事了。
征东行省在那段并不太长的时间里反复设立又反复废止。正因为征东行省是因为讨伐日本而设立，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征东行省的设立与废除来探查元朝对日战争准备的几次**与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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