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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西行省右丞相昂吉尔在奏疏中写道：“我听说军队打仗主要还是得靠气势，而全军上下一致的才能取得胜利。言情穿越书更新首发，你只来151+看书网过去一段时间，我军连连在外征讨，屡屡遭受挫折，已经谈不上什么气势了；而国内也并不稳定，一遇到军队征发和物资征调，上至官府下至百姓，全都是一脸愁怨，根本谈不上上下一致。请求陛下罢兵息民。”（臣闻兵以气为主，而上下同欲者胜。比者连事外夷，三军屡衄，不可以言气；海内骚然，一遇调发，上下愁怨，非所谓同欲也。请罢兵息民。）
南台御史大夫姜卫也遣使上书道：“日本鬼子不来朝贡，可以打他但不必恼怒，可以慢慢来但不可急躁。过去就是操之过急了，所以战船造得不坚固。既然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就应当吸取教训。现在嘛，可以提早打造好战船，训练好士卒，摆出耀武扬威的架势，故意让日本鬼子知道，好让他们精心准备。等时间久了，他们疲乏懈怠了，再出其不意地指挥大军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一举将他们拿下，这才是最有把握的策略啊！”（倭不奉职贡，可伐而不可怒，可缓而不可急。向者师行期迫，战船不坚，前车已覆，后当改辙。为今之计，预修战舰，训练士卒，耀兵扬武，使彼闻之，深自备御，迟以岁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风疾往，一举而下，万全之策也。）
前一个发言的昂吉尔是开门见山，也不跟忽必烈兜圈子，直接就提出建议——打仗比的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气势，一个是“同欲”，这两个东西现在咱们都没了，还打个鸟啊？后一个发言的姜卫则是另外一个种风格，对忽必烈是连哄带拖——打日本这事儿，得慢慢来，是急不得的，先拖个几年、十几年，等他放松警惕了再说吧，磨刀是不费砍柴工滴！
但不管哪一种意见，好说歹说，忽必烈就是听不进去。打日本，大概已经成为他最后的一个人生目标了。
说实话，多次诏谕日本，日本都毫不理睬，甚至还杀害使者，再加上两次进攻日本都损兵折将无功而返，忽必烈越来越纠结——想我忽必烈一生戎马，纵横天下，老虎不发威你真以为是病猫呀？
就我看来，东征大军之所以一直蓄势待发而终究未发，并不是忽必烈不想下定最后的决心，主要是此时的国内环境和当初企图诏谕日本的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而这样巨大的变化迫使忽必烈不敢再轻易作出决断。
一是为了征讨日本所进行的战争准备远远超过了人民的承受能力，以致江南各地百姓暴动不断，很多南宋的遗臣也参与其中，甚至还有许多支义军打出了复兴宋室的旗号。例如，早先投降元军的宋将黄华起兵，聚众数十万，号头陀军，自报年号为大宋祥兴五年，这在当时饱受压迫和歧视的南人中间无疑是十分有号召力的。元军到各处救火，已经应接不暇了。镇守江南的元军将领忽都帖木儿、忙古歹等都请求忽必烈允许将准备用于东征日本的部队用来平定叛乱。
二是此时在帝国的南疆，先与占城、后与交趾的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原定用于征东行省的战船、水手很多时候还不得不南下支援占城行省的军事行动，原本打算用来投入日本战场的“囚犯军团”也不得不优先派往占城、缅甸方向。帝国的兵力随着战伤阵亡和脱籍逃散兵士数量的剧增，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程度。
三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此时已经基本转移到了南方，北方由于多年战乱而地广人稀，土地荒芜，但元帝国的政治中心却恰恰在北方。数百万首都人民要吃饭，而本地的粮食生产显然是杯水车薪，怎么办？就得从经济发达、物产丰富的南方运。连年的自然灾害和帝国北方的粮食危机互相交织，更加剧了北方军队后勤补给的困难，原先动员起来造船的屯田大军不得不重归陇亩，征用来的商船也只得更多地用于由南至北漕运粮食。
其实最为纠结的忽必烈自己也从大臣们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劝阻和一而再的军事失败中逐渐意识到，帝国正慢慢被自身内部的毒瘤所吞噬，已经虚弱到无法再对外发力了。所以，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他任命忻都为踢里玉招讨使的时候，特别还跟他打了招呼：“不可兴兵远攻，近地有不服者讨之。”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正月，忽必烈终于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就是取消再次征讨日本的计划——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此时的一代雄主忽必烈已经是一位垂垂老者，而在前一年的十二月，他悉心培养的皇太子真金也已先他而去。
第五十九章无疾而终的诏谕
世界上从来就不缺想走捷径的人，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位自掏腰包买船造舰的陈总管如此，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位王积翁大人也是如此。
王积翁，福建福宁人，有的资料说他字良臣，有的又说是字良存。从古人取字的规则来看，我更倾向于相信他字良存。因为他叔父王伯是南宋的参知政事的关系，他由国子监生候补了一个从八品下的承务郎的散官，从此以“官二代”的身份踏上仕途。最开始在岩州监察酒务，后调任沿海制置使司干办公事。在这里，一个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特长被他的上司吴潜发掘出来，那就是断狱审案。
吴潜将积压了几十年的三百多宗悬案全部交给王积翁办理，王积翁不但全部如期完成，令所有人心服口服，还将办案心得写成《平心录》四卷。后调任户部犒赏所检察官，说服浙江转运使，免除了和平镇十二家酒库所欠税利十七万缗，使当地酒户三百余家渡过难关。
后来，他又调任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奉命审理浙西安抚司治下六县的积案。晚上刚到余杭县，立马掌灯点阅，天亮之前便将犯罪嫌疑人一百七十余人情况全部掌握，除了确实有罪的少数几个人犯之外，其他的人全都当即释放，这成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从这些事情看得出，我们这位出身“官二代”的王积翁同志不但工作作风雷厉风行，而且确实还是挺有本事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很宽容，裁断其他县的积案疑狱的时候也体现出了这种颇为宽大的胸怀。凭借着这些政绩和名声，王积翁的晋升之路可谓一路绿灯，累迁富阳县知县、临安府通判、徽州知州兼都督兵马府参议加兵部侍郎、南剑州知州兼福建招捕使加兵部尚书。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王积翁都留下了许多或不惧权贵，或爱惜民力，或善于谋断的小故事。
如果在和平年代，他一定是一个既讨上司喜爱，又得百姓拥戴的好官，可不幸的是他出生在乱世。
德佑二年（1276）的南宋已经被元朝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连偏安江南一隅都不可能了。南宋都城临安已经于三月陷落，一路南逃的文武大臣拥立宗室益王赵昰于五月一日在福州登极，改元景炎，任命王积翁为福建制置使，守御被称为福建门户的上三州——邵武军、南剑州和建宁府。十一月，元军大至，一路势如破竹，很快攻破建宁府和邵武军，王积翁便放弃了南剑州逃到福安，同时秘密给入闽元军统帅唆都送去了降书和全闽八郡地图，表明了绝不抵抗之意。果然元军一到，王积翁便出城迎降，摇身一变，从南宋的南剑州知州变成了大元的建宁府府尹。
在改朝换代的乱世，对于王积翁的“跳槽”行为，我也无意从国家大义、民族气节这些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勃兴之后才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角度过多地谴责他，我只从一个普通人的人性方面来评价他——王积翁的弃宋仕元是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
之前的王积翁，虽没有特别出彩的表现，倒也勤政爱民，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不给上级添麻烦、不给群众增加负担的好好公务员形象。但自从这次跳槽以后，他的心态就逐渐发生了变化，表现出来更多的是浮躁和急功近利。
人的心态往往是由性格所决定的，而人的性格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性格发生变化，显然是经历了一些对他说来刻骨铭心的事情。
到底是怎样的经历改变了王积翁的性格呢？我尝试着给大家分析一下。
毫无疑问，他的这次“跳槽”显然是其内心改变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大家如果要跳槽，都一定会思前想后，充分权衡其中的利弊。其中，考虑得最多的，当然还是跳槽的风险问题。要做出跳槽的决定，人家王积翁可比我们难得多。对我们来说，跳槽只关系着个人发展，而人家却关系着身家性命。我们跳个槽，一般不会被周围的舆论谴责，顶多就是自己内心会有那么一点对原来单位的歉意，而人家一不小心便会落得个贪生怕死、卖主求荣的坏名声。在元朝大军压境的时候，他一定也想过像书里面读到过、戏里面看到过的那些忠臣义士那样誓死抗战，以死尽忠，但他终归还是没有那么做。一个个比我官还大、比我受的皇恩还多的文臣武将都投降了，甚至于很多他赵家的皇亲国戚都投降了，我何必陪上全家老小的性命去给他赵家人的天下殉葬？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哪怕是战斗到最后一刻，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在意，史书上也不会留下只言片语的吧？我只会在乱军之中一个人默默地死去，不留下一点痕迹。野蛮凶残的蒙古兵或许还会把我的人头割下来，抹上生石灰，当做恐吓其他州县早早归降的道具……识时务者为俊杰，赵家天下的气数已尽，这一切必定都是天意，既然天意如此，与其做一个逆天而行的愚忠者，不如顺天承运，做一个乱世之中的幸存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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