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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东征的败兵陆陆续续回到合浦，高丽派大臣张镒前去慰问。言情穿越书更新首发，你只来151+看书网此前一同出征的将士，有一万三千五百多人丧命异域了。
稍后，金方庆所部高丽军也回到合浦。忽敦将在九州沿海俘虏的童男童女两百人作为战利品献给了高丽王王愖及王后忽都鲁揭里迷失，谎称攻入日本，并且大败了日本军，只因弓矢用尽，不得已才撤军的。同月，忽必烈召征日本诸将忽敦、刘復亨等人觐见，大加赏赐。
另一方面，日本大宰府派出送信的飞脚（特快信使）在十月十八日才跑到京都六波罗府，报告了对马岛被敌军占领的消息。二十八日，日本朝廷又得到了壹岐岛失守的消息。其时，朝廷正准备为新即位的后宇多天皇举行名曰“大赏会”的践祚仪式。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后，只得将仪式延期，朝臣们纷纷指责幕府乱来，招致了如此巨大的国难。十一月一日，朝廷又派出了山陵使到多处前代天皇陵寝奉告外敌逼近的消息，祈祷异国降服，也派出了奉币使前往十六处主要神社祈祷。同时，传旨要求幕府迅速往西国方向派出援兵，除了在西国拥有领地的御家人必须尽快前去领地之外，山**、山阳道、西海道等诸国非御家人的地头武士也要做好防备敌军的准备，还颁布了特殊优待政策——如果非御家人的乡下武士在交战中立下功劳，也可以获得与御家人同样的封赏。
此时的日本朝廷和幕府可谓手忙脚乱，而滑稽的是，早在十月二十一日，这场战争其实就已经结束了。元军败退的消息在十一月六日才传到京都，日本朝野上下自然是弹冠相庆，以为神助。
第三十七章败因（一）
日本果真是有神助？蒙古人信奉的神祇长生天真的打不过日本人信奉的高天原诸神？这样的理由显然无法让人信服。哪怕是生于那个时代的人多半也并不相信是天神帮他们打赢了那场战争。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未解之谜，而恰恰是这些未解之谜增加了历史的魅力。
现在公认的结论是元军的第一次征日行动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战争的失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探讨一下。
在此之前，首先要说明的是，我家没有养着一只神通广大的哆啦a梦，无法乘上时间穿梭机回到那个时代去采访当事人忽敦或者金方庆，我也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只是凭着一股子好奇心去尽可能全面地查阅中日韩三方的史料，在前人记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合理推测，然后得出一些自认为最接近事实的结论。但在查阅史料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这些资料很多都不可信，哪怕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事件亲历者的记述，也有很多不相吻合甚至大相径庭的地方。这使得我运用史料来讲述故事的时候不得不更加谨慎，只有这样或许才能尽可能准确地还原史实。
对于忽必烈第一次东征日本的败因，几百年以来，比较一致的说法是风暴摧毁了东征舰队的船只，这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东征日本的失败。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让我们根据手中的史料来抽丝剥茧一探究竟。
首先我们要查阅的当然是相对严谨的官修史书《元史》。
《元史·日本传》记载：“（至元十一年）冬十月，入其国，败之。而官军不整，又矢尽，惟掳掠四境而归。”可以看出，元朝方面根本就没有提到什么风暴的事。东征军到日本是打了胜仗的，但为什么退兵呢？两个原因：其一，军队又坐船，又打仗，太疲劳了，需要退回来休整休整。其二，箭射完了，咱蒙古铁骑可全靠骑马射箭的功夫混饭吃，箭都射完了还打个什么仗？先退回来补充补充弹药再说。而且“官军”的退兵行动是十分体面而有序地进行的，甚至临走的时候还没忘记顺便“掳掠”一下“四境”。
这一段记载的最原始素材可能正是来自于忽敦等人回国后向忽必烈所作的汇报。诚然，忽敦等人撤退的时候可能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悠闲自在，以文永之役的结局来看也并不能说东征军打了个大胜仗，他们的汇报显然有欺君罔上之嫌。但不得不说，这段记载的基本史实还是可以相信的。上文已经说过，忽敦当时正是考虑到如果不在入冬之前撤回国内的话东征军将在没有任何后勤补充的条件下与源源不断赶来的日军持续作战至少四个月，这才不得不撤军。“不整”和“矢尽”正好反映了当时参加东征的元军将士所面临的窘境。
为什么《元史》的记载里对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元军第一次东征失败之最大原因的那场大风暴只字未提呢？会不会是宋濂等人编修《元史》的时候资料不全或者有重大遗漏呢？
坦率地说，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其几率可以说微乎其微。宋濂等人早在元朝灭亡、明朝建立的当年，也就是洪武元年（1368），就奉朱元璋之命开始编修元史，其手里更是握有大量的元朝官方档案——大将徐达攻占大都的时候，缴获了包括元朝十三代帝王实录等在内的十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像东征日本这样的大事，仅仅发生在一百年前，是不大可能没有详细记录留存下来的。而如果连大风暴导致东征军失败这样重要的信息都忘了写进史书，那被朱元璋褒奖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大才子宋濂等人岂不是连现在小学生写作文的水平都达不到？这也是不合逻辑的。因此，虽然不能由此就武断地否定大风暴曾经真实发生过，但至少可以证明所谓的大风暴并非东征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并不为当时的人们所重视。
我们再换个角度试想一下，如果你就是东征军的总司令忽敦，皇帝把好几万军队拨给你，还把辛辛苦苦搜刮来的差不多是帝国水师在北方的全部家当的一千艘战船交给你，而任务很简单，只是让你去修理一下隔壁那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家伙。结果你跑去只正儿八经地打了一天仗就回来了，然后向皇帝报告，你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马。你好意思开口吗？损失这么大的理由呢？对方厉害？对方聪明？这都不是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释是什么？是大军遭遇了不可抗力的袭击，而作为本来就十分凶险的远洋作战，最大的不可抗力就是台风、海啸等自然界的力量。如果真是遭遇了大风暴，这么现成的、合情合理的、可以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的理由为什么不说出来？这显然也不合逻辑。
那么，大风暴葬送了东征舰队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追根溯源，有据可查的最早提出东征军因遭遇风暴而败说法的是当时日本朝廷的大臣广桥（藤原）兼仲，他在他文永十一年（1274）十一月六日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或人云：去比凶贼船数万艘，浮海上，而俄逆风吹来，吹归本国，少少船又驰上陆上，仍大鞆式部大夫郎从等凶贼五十余人许令掳掠之，皆搦置彼等。”也就是说，他听人说元军的船一共来了好几万艘，但突然遇到逆风，结果又被吹了回去，只有一小部分得以上岸，被“大鞆式部大夫”（大友赖泰）的手下抓了起来。
“蒙古来袭”是当时日本朝野最为关心的重大事件，甚至说是当时日本朝廷与幕府的第一大事也不为过。与之有关的各种小道消息自然是满天飞。身为朝廷大臣的广桥兼仲将听到的相关消息记入日记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他的消息来源显然存在问题——广桥兼仲担任权中纳言这样的高官是在近二十年之后的事情，文永年间的广桥兼仲尚未步入天皇朝廷的权力中枢，担任的只是治部少辅这样一个正五位下的中级官僚，自然难以获得亲眼一睹九州送来的官方文书的机会，很有可能连参加讨论应对之策的御前廷议的资格都没有。“或人云”的“人”，也许正是参加了御前会议的朝廷重臣，开完会出来带着吹嘘的口气给候在外面无缘参会的广桥兼仲讲了一些前线发生的情况。连敌船数目这样的基本情况都差得那么远，那么自然他所说的“逆风”是否又值得相信，也得打个大大的问号。
广桥兼仲的日记被后人编为《堪仲记》，又被称为《兼仲卿历记》，是研究镰仓幕府时期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与文永之役同时代的关于那场战争的历史记载。可惜的是，作者不在战场一线，也不在日本权力中枢，其中关于文永之役的记载大多属于道听途说，有失准确，故而严重影响了它的史料价值，不足全信。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
记录文永之役的另一部重要资料是《八幡愚童训》。《八幡愚童训》最初收录于《丛书类从》，后被收入《日本思想大系》的“寺社缘起”部分。根据《日本思想大系》的介绍，该书完成于“第九十五代朝廷”，而日本所谓的第九十五代天皇是从公元1308年到1318年在位的花园天皇，据此可以推测其成书年代约在文永之役后三四十年的十四世纪初期。从时间来看，既然战争都结束了近半个世纪了，考虑到那时候人的普遍寿命，那作者想必不会是文永之役的亲历者。如果作者亲历了那场战争，为何要在三四十年之后的风烛残年再动笔？回忆录怕也不会是这么个写法吧？从书名来看，顾名思义，“愚童训”应该是写给小孩子看的类似于《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幼教读物，而“八幡愚童训”应当就是利用八幡神话对儿童进行宣传教育的宗教读物。这部书中写道，八幡大菩萨于十月二十日夜里化身为白衣神将，率三千神兵由箱崎八幡宫出发，朝敌国舰队发射神箭，与异国的神祇交战，顷刻间海面便巨浪滔天，敌军全部葬身鱼腹。
在前面的故事里我们知道，有一支元军与日军在箱崎发生了激烈战斗，并最终击退了防守箱崎的日本守军。天黑之后，元军为了掩护撤退而纵火焚烧了箱崎八幡宫。八幡大菩萨自己的庙都守护不了，何谈守护国家？连神宫都被敌人放火烧掉了，这对于一直宣扬“神战”的神官和宫司们自然十分不利。因此，编出了白天神宫被烧，夜里八幡大神便显灵现身大败敌军的故事，借此维护八幡神的权威，维持人们的信仰。
因此，不妨推测，《八幡愚童训》可能正是出自于八幡神宫的神职人员之手，以强化八幡信仰、宣传八幡神迹为目的，在民间流传的关于异国入侵的传说故事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一部写给小屁孩的文学读物。有日本学者提出，《八幡愚童训》的问世，很有可能是出于向日本朝廷表功，借以申请当局对八幡神宫的奖赏和赞助而创作的，这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推测。
既然《八幡愚童训》是这样一部神话作品，那我们就不可轻易相信，更不可全信，更何况《八幡愚童训》里讲文永之役也只是说神灵垂迹施展法术消灭了入侵之敌，并没有关于大风暴的直接记载。
前面我们谈了中国和日本方面的史料，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高丽方面的史料吧。
高丽方面的史料首推《高丽史》，在《金方庆传》中是这样记载的：“復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还。会夜大风雨，战舰触岩崖，多败，（金）侁堕水死。”这段史料里面提到了“大风雨”，并明确地说“大风雨”给东征舰队造成了重大损失，甚至连高丽左军总指挥官金侁这样的高级将领都掉海里淹死了。
《高丽史》是朝鲜李朝的大臣郑麟趾奉朝鲜国王的命令仿照中国官修史书的体例修撰的，成书于文永之役后近两百年的公元1451年。他这“会夜大风雨”是从哪里看来或听来的，已经无从得知了。在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的时代，郑麟趾等人编修《高丽史》的时候，参考日本方面类似于《堪仲记》和《八幡愚童训》的这类资料以补充史实也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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