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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败因(二)
不同的时代都有人围绕着忽必烈大军东征日本失败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开展研究。寻找最快更新网站,请百度搜索151+看书网特别是对受此系列事件影响最为深远的日本来说,更是有很多人致力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这些成果的出现,反而使得这个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日本福冈气象台工作的一个名叫荒川秀俊的气象学家也来凑热闹,从气象学的专业角度提出,文永之役发生在公历的十一月——而在这样的晚秋初冬时节,北九州是不可能出现大风暴的,人们之所以说元军是败于大风暴,那是因为人们把元军的两次入侵搞混了,因为第二次东征日本的元军是败于风暴,就误以为文永之役也是败于风暴,然后更是以讹传讹,最后竟然成了举世公认的观点。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根据就是多年以来北九州地区的气象学统计资料。
之后又有学者对荒川秀俊发表观点之后的台风情况进行了统计——在1946年到1994年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一共有157次台风登陆日本列岛。其中,在月份上与文永之役中元军的败退月份比较接近的仅有两次,一次是1988年十月十七日发生在九州南部的鹿儿岛县枕崎市,一次是1990年十一月三十日发生于本州和歌山县白滨町。这些气象统计资料进一步证明了荒川秀俊观点的“正确性”。如果如此之低的概率都让元军不幸地遇到了,那可真是日本人撞了大运。
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更多的重量级专家学者站出来反对荒川秀俊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结果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读卖新闻社出版的《日本的历史》和中村荣孝的《日鲜关系史研究》都认为,元军败退虽然不是因为台风,但也确实与风有关,而且进一步提出这能把东征舰队吹得七零八落的怪风正是日本海上冬季常见的来自东亚大陆的旋风。
龙肃批评荒川秀俊以最近几十年的气象统计情况来倒推六百年前的气象情况,是明显的刻舟求剑,外行人的做派。
国学院大学教授八代国治在《关于蒙古袭来的研究》中极力强调要重视与事件同时代产生的历史资料,对《堪仲记》大加褒奖,他的徒子徒孙们也以此反对荒川的理论。
筑紫丰根据编纂于江户幕府时期元禄年间(1688-1704)的《西大敕谥兴正菩萨行实年谱》的相关记载,在他的论文《文永之役的神风与敌国降伏的宸瀚相关》中提出,十月二十一日从博多湾消失的元军其实是主动撤退的,但不幸的是在航海途中于十一月五日在对马海峡遭遇了猛烈的台风。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九州大学教授川添昭二和真锅大觉。
真锅大觉在综合研究了屋久岛上杉树的年轮、有明海的地层,以及1900年到1950年的台风记录等之后认为,新历八月中旬,标准型台风由屋久岛向九州北部推进的最大风速为55。6米每秒。文永之役中元军舰队所遭遇的不是台风,而只能算是大风,因为其博多湾内风速只有18米每秒,博多湾外的风速则达到了大约30多米每秒。大风刚吹起来的时候,东征舰队借风开始撤退,谁料驶出博多湾以后陡然遭遇大风,猝不及防,遭受了损失。
研究还在继续,争论仍将继续。
新的技术手段层出不穷,新的研究视角也不断涌现,但争论丝毫也没有要停止的迹象。也许,文永之役东征军是否遭遇台风会成为一个永恒的历史之谜。
尽管目前尚无定论,但在前面的章节我仍旧是按照几百年来大家普遍认同的说法来讲述故事。毕竟我们的故事得讲圆满不是?写个东征大军撤退的情节也搞他十几个不同版本出来,那不是太狗血了?估计到时候哪怕讲故事的我没有吐,听故事的你都要吐了。
虽然说历史已经发生,没有假如,也不能假设,但接下来,我们不妨故意大胆假设一下,如果没有遭遇那场传说中的风暴,这次东征的结局又将如何?
当然,要想说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仅仅停留于战术层面,而应该上升到战略层面,即忽必烈发动这一次东征的主要寓意何在。
在前面的章节里我们已经探讨过忽必烈诏谕日本的目的,那么忽必烈发动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显然与诏谕日本的目的相一致,或者说,这次的行动虽然看似与和平诏谕日本的初衷相去甚远,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实际上却是直接为和平诏谕日本的目的服务的。
此话怎讲?且听我慢慢道来。
在我看来,忽必烈采取这次军事行动至少想达成以下三个目的:
第一,威慑日本。以前的历次遣使诏谕,忽必烈都让使者带着国书,而国书的内容几乎千篇一律的都是在劝说日本遣使来朝的说辞之后再硬生生地来上一句“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虽然从第一封国书开始就放了这样的狠话,日本方面却是无论你劝说也好,恐吓也罢,就是不予理睬,甚至连正式答复的面子都不给,着实可恶。再不拿出一点实际行动来,日本人该躲在一旁嘲笑我“雷声大,雨点小”啦。
第二,侦测日本。忽必烈肯定并不确切地知道日本人的军事力量到底如何。一方面,他不相信一个区区海岛小国会有超过南宋和高丽的军事实力。偌大一个南宋都被我蒙古大军打得满地找牙了;高丽虽然也是小国,但好歹和中国内地相连,能第一时间吸收到不少先进文化和技术,不也被我打得只能躲上海岛,一蹲就是几十年?你日本能有多大能耐?就不怕我哪天兵锋相向?另一方面,忽必烈想必从他身边的高丽人口中对日本人的好勇斗狠有所耳闻,特别是赵良弼一定给他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不过毕竟没有与日本军队真正过招,他心里是没有底的——姑且派出一支军队先去试探试探。
第三,敲打高丽。蒙古控制高丽王室多年,但反抗蒙古人统治的行动在高丽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大臣们阳奉阴违,百姓们公然反抗,甚至还出现了三别抄这样“另立中央”的尝试。敲打敲打高丽,让他去做东征日本的马前卒!这样一来,既可以继续削弱高丽的军事力量,减少高丽讨价还价的政治筹码,又能给高丽树立一个新的敌人,让这个敌人在东边不断地仇视他,威胁他,牵制他,让他焦头烂额,永无宁日,最后只得乞求我大元帝国派兵保护。
正是这样,忽必烈只派出了规模有限的军队来实施这一次远距离的侦察作战。
这次规模有限的进攻确实只能算是渡海侦察。元朝只派出了包括蒙古人、汉人、女真人和回回人的多民族部队两万五千人,而其中有不少还是刚归附元朝不久的南宋降兵,也有很多是只会握锄头把子的屯田兵。拉上高丽的八千人冲在前面当炮灰,再抓来六千七百名划船扳舵的水手,这才勉强凑够“四万大军”。指望这样一支军队完成踏平日本的光荣任务?忽必烈好歹也是中国历史上挂了名的有为君主,是伟大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怎么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要知道他爷爷成吉思汗当年打个花剌子模就带了足足二十万大军,而且还是清一色的蒙古精兵。
既然只是一次武装侦察,就不需要动用那么多兵马,也用不着准备那么多粮草,更用不着把宝贵的战船舱位腾出来装载更多的军器军械,所以才会在仅仅进行了一天的激战之后就出现了“矢尽”的状况。
但是,我相信这支特大型侦察部队出发前并没有接到完成侦察任务后就撤退的命令,最可能的命令是要他们击溃日本最初的反抗,然后在沿海地区扎下根,站住脚。最理想的情况当然是日本人一见大军来到就立即服软,一改往日的强硬态度,或者是日本也像高丽、南宋那样在内部涌现出一大批类似于洪福源、崔坦之类的投降派,然后封他们当个日本归附军民总管,就可以仿效以汉人制汉人、以高丽人制高丽人的做法,搞个以日本人制日本人。
但日本方面同仇敌忾顽强作战的态势完全超出了东征军将领们的心理预期,计划中必然前仆后继登台亮相的日奸好像一个都没出现,相反,日本的后续部队却源源不断赶来,夜以继日地对东征军的阵营进行骚扰。弹尽粮绝,且无援军,更糟糕的是再不撤退等风向一变可就想撤都撤不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忽敦作出了全军撤退的决定,实属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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