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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古代的朝鲜半岛政权和日本，除了在与中原帝国交往的时候承认自己“夷”的身份之外，对周边各国（族），又以“小中华”自居，全盘山寨了中国的华夷体系，争当东亚文明圈里的“二老板”。
例如，朝鲜半岛政权把北部的女真人和南部的日本人分别视为北狄和南蛮，由于其东面是大海，西面又是中国，因此他的周边四夷无法全部一一找到对应。加上真打起来又打不过女真人和日本人，因此他的“小华夷体系”根本无法落实，只能停留于内部意淫的状态。
日本也克隆了这套华夷体系，将东北地区的阿伊努人称为虾夷，将东南的隼人、土蜘蛛及附近岛屿上尚不开化的土著居民称为南蛮，将朝鲜半岛政权视为戎狄。
虽然在朝鲜半岛国家的“小华夷体系”里面，日本也被视为蛮夷，要向他们称臣朝贡，但在朝鲜半岛政权与日本的这种两个“小中华”的华夷之争中，无论是处于分裂状态的高句丽、新罗、百济还是后来统一的高丽，始终处于下风。在日本人的心目中，高丽就是日本的“西番”。例如，公元1079年十一月，高丽国王文宗中风，致书日本寻求良医，被大宰府断然拒绝，而拒绝的理由就是文宗这封信自称圣旨，“非番王可称”。大宰府在回信中不但拒绝了医疗援助的请求，还把高丽教训了一番，要高丽好好反省。
接受汉文化程度高于蒙古的高丽尚且被日本人视为夷狄，那突然发迹于茫茫大漠之中的蒙古人在日本人心目中自然更是夷狄之中的夷狄了。
直到蒙古人建立的中原正统王朝——元朝灭亡之后多年，蒙古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仍然是夷狄的形象。
明朝洪武三年，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南朝的怀良亲王还对明太祖朱元璋派去通使的人说道：“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夷，乃欲臣妾我……”——在中国面前我甘当小弟，但蒙古和我日本都是夷狄之国，还想爬到我头上去？
除了移植自中国的华夷思想以外，以民族优越感为基础的神国思想也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
平安、镰仓时代的日本人受佛教影响，认为世界由天竺（印度）、震旦（中国）和日本三部分组成，天竺居于正中，震旦在天竺一侧，而日本仅仅是世界最边缘上的“粟散边土”而已。随着东亚大陆传入的佛教与日本本土的原始宗教神道教相融合，又逐渐产生了所谓佛与菩萨皆是日本诸神“本地垂迹”①〔①本地与垂迹并称。又称本迹，谓菩萨为教度众生，由自己实身变化诸多分身，垂世的度化众生；实身为本地，分身为垂迹。
〕的说法，于是虽然是边土小国，却是神的子孙，受诸神保佑，是神的国度。
日本人由自卑走向了自负。
神国思想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日本人在与蒙古、高丽交涉时的优越感，强化了藐视他国的心理，以至于在《八幡愚童训》中还出现了“蒙古，犬之子孙；日本则神之末叶也。贵贱相别，天地悬隔也。神明畜类何及对扬？”这样的句子。蒙古人在日本人眼里都已经是“犬之子孙”了，还能指望日本人乖乖地俯首称臣吗？
此外，镰仓幕府对蒙古采取强硬的立场，应该也与幕府的尚武思想有很大关系。
幕府以将军为核心，将军则是武士群体的代表，而武士是靠刀枪、弓箭和甲胄，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混饭吃的职业战士。培养尚武的社会风气，不仅有利于防止武士阶层的堕落和战斗力的下降，也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武士的社会地位。
镰仓武士提倡“弓马之道”，重视弓术与马术训练，常常组织“远笠悬”“小笠悬”等骑射比赛，奖赏成绩优胜者，鼓励年轻武士提升技艺；也经常比赛角力，培养武勇精神。蒙古遣使前后的日本，自视为“武道之国”，已经到了非常自恋的程度了。幕府的顾问——禅僧东严慧安在阅读蒙古国书之后对蒙古遣使日本的目的进行了一番十分滑稽而荒唐的分析：
蒙古人懒惰傲慢而贪婪，常常想着统领阎浮提①〔①佛教世界观中须弥山四方的四洲之一，即位于南方的南赡部洲，为人类所居住。
〕，主宰世界。但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蒙古缺少勇健的武士（其实恰恰相反，蒙古也盛产高质量的战士），听说日本人武艺超群，弓箭技术一流，甲胄连鬼神都害怕，虽然因为尚武而君不君，臣不臣，时不时弄个“下克上”，搞得国家乱七八糟，但如果能够通过征服日本获得日本的军队，用来降服唐土和天竺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蒙古人善于计谋，日本人善于打仗，联合起来就天下无敌了。（此国谋计大，彼国武骨胜，彼此合力，不降何国？）
他认为蒙古一定是听说日本武力强大，但国家混乱，才打算降服日本，借日本军兵降服中国和天竺，进而称霸天下。
由此可见，此时的日本人对自身武力已经到了何等自信的程度。
在精神层面，对作为军神的八幡神的信仰在当时也越发流行。八幡神即历史上的应神天皇，是神功皇后征讨三韩的时候立下赫赫战功的军神，本来作为源氏家族的家神而受供奉，但此时已然成了武士们共同信仰的战神。
华夷、神国、尚武三种思想意识交织在一起的日本，自然不把蒙古、高丽放在眼里，断然拒绝蒙古通好的要求，甚至回信都不肯回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十三章时宗背后的中国僧人
以前有个说法：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
最近又有个说法：每一个成功的奥特曼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挨打的小怪兽。
北条时宗的背后也站着，不是一个，而是一群——一群来自中国的僧人。这群僧人以自己独特的力量支持着他的事业。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治一乱，亘古往复。
每一次中原大乱，都会为日本带来新一波的移民大潮。而每一次伴随着移民潮所涌入的，都是先进的技术和思想。
南宋时期，宋日之间的佛教交往十分密切。大量日本僧人漂洋过海到南宋的“五山十刹”学习佛法，也有不少南宋僧人或为弘法，或为避乱，或受邀请，东渡日本。在渡日的众多南宋僧人中，大休正念、无学祖元等不断地向北条时宗灌输反抗强大蒙古的精神力量。
大休正念首先登场。
宽元四年（1246），幕府执权北条时赖从南宋把禅宗高僧南溪道隆迎入镰仓。七年以后，建长寺落成。南溪道隆成为建长寺的第一任住持，并在寺内严格实行南宋禅林的清规戒律。
北条时赖以南溪道隆为导师，参禅不懈，并于建长八年（1256）将执权之位让给北条长时，在南溪道隆的主持下落发修行。
从正元二年（1260）起担任建长寺第二任住持的兀庵普宁也是南宋僧人。在他的教化下，北条时赖对禅宗的信仰和理解不断加深。
文永二年（1265），兀庵普宁返回南宋，四年之后前来接替他职务的大休正念也是南宋人。
其时，北条时宗刚刚就任执权一年。
北条时宗在其父笃信禅宗的气氛中长大，在思想上受禅僧们的影响想必也非常之大。大休正念到日本后，受到北条时宗的信任，被引为思想上的导师，并命他主持禅兴寺。
大休正念也不断地通过颁示法语，帮助年轻的北条时宗在精神上变得更加强大。
他曾对北条时宗说：“公既学此道，当志愿坚确，不随物迁回虚浮，勿起分别念，勿生是非想。”他还对北条时宗说：“击碎生死牢关……方可出生入死，如同游戏之场……领百万貔貅之士，如驱一夫，攘巨敌，安社稷，立万世不拔之基，是皆妙悟佛性之灵验也。”
如果说前一段法语还只是鼓励时宗坚定对禅学的信仰，驱除内心的浮躁的话，那么后一段法语则是在很明确地激励他看淡生死，与“巨敌”进行坚决的斗争了：
毫不妥协地与蒙古人战斗吧，超越对死亡的恐惧，突破生生死死的牵绊，不过一场游戏而已嘛。
输了，可以立地成佛！
赢了，建立万世功业！
还有一位更值得我们好好说说的是无学祖元。
其实按照我们故事的时间顺序，此刻还没到该他登场的时候呢，但要谈北条时宗背后的中国僧人这一问题，他是绝对不得不大说特说的一个人物，所以，我们先说说他吧。
祥兴二年（1279）三月十九日，崖山海战，大宋王朝一战而亡。不肯投降的大臣陆秀夫背着刚满八岁的南宋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大将张世杰以下十余万不愿意投降元朝的南宋遗民也集体投海，宋朝四十余年抗击蒙元的历史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
南宋故土的士大夫们哭泣了——崖山之后，已无中华！
昔日大宋王朝的天朝子民沦为最低贱的“南人”，地位远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北方汉人和高丽人、契丹人、女真人）之下，亡国的耻辱和仇恨在他们胸中燃烧！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无学祖元于宋亡之后三个月即从宁波出海，东渡日本。
世路艰危别故人，相看握手不知频。
今朝宿鹭亭前客，明日扶桑国里云。
这是他临行前送给友人的诗句。大宋已经沦亡，蒙古铁蹄践踏故土，连寺院也无法幸免。看着你，握着你的手，不知道已经相视了多久，不知道握手了几回，不是我想走，其实我想留，但我要去那个传说中崇尚佛法的国家，与凶残狠毒的蒙古人继续战斗！
无学祖元是一个禅僧，更是一个汉族的禅僧。
不要责怪无学祖元，他根本想不到在六七百年后，蒙古族和汉族会在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共和国大家庭里携手成为兄弟。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蒙古对汉人来说就是一个有着国仇家恨的异国。在那个时代的南宋遗民眼中，远在东海之中的日本在文化上与近在咫尺的蒙古人相比，同南宋人有更多的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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