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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决定再派黑的等人出使高丽，并一同带去了一封措辞十分强硬的诏令，新账老账一起算，把王禃好好地批评了一顿，斥责他“先后食言多矣”，希望他好好反省，不但仍然要把诏谕日本这事负责到底，而且“必得要领”，最后，还给他指了一条路——你曾经说过，我对你的恩情比天还大，想报答我，这不就是你报效我的机会吗？
看来忽必烈真不好忽悠啊。
这一次还只是来了一道斥责的诏书，但再不好好做事，下一次可能就是蒙古大军前来兴师问罪了。
高丽不得不重新认真考虑通使日本的事情。
既然上一次给忽必烈的解释里面有一条是说渡海太危险，不能让上国使臣冒这个险，那么这一次你们就在江都好好待着吧，我高丽派人去就行了。这样也好，免得日本人看到你们这些陌生的蒙古人以后又受到啥刺激。
高丽使臣的人选很快确定，前一次替李藏用送信且与黑的建立起良好关系的起居舍人潘阜被推为国信使，书状官李挺被推为国信副使。
至元四年（1267）九月二十三日，潘阜等人从江华岛出发。这次不仅带上了忽必烈大汗前一次诏谕日本的国书，还带了一封高丽国王给日本当局的国书。这封国书仍由高丽第一笔杆子李藏用执笔，短短百余字却反复修改多次才最终定稿，由此足见当时高丽被蒙古与日本夹在中间的处境是多么的尴尬。其全文如下：
臣事蒙古大国，禀正朔有年矣。皇帝仁明，以天下为一家，视远如迩，日月所照，咸仰其德。今欲通好于贵国，而诏寡人云，‘日本与高丽为邻，典章政治有足嘉者，汉唐而下屡通中国，故特遣书以往，勿以风涛阻险为辞。’其旨严切，兹不获已，遣某官某奉皇帝书前去。贵国之通好中国，无代无之，况今皇帝之欲通好贵国者，非利其贡献，盖欲以无外之名，高于天下耳。若得贵国之通好，必厚待之。其遣一介之使，以往观之，何如也？贵国商酌焉。拜覆日本国王左右。
首先，把自己的老大蒙古肉麻地歌颂了一番，以消除日本对蒙古的抵触情绪：皇帝陛下仁慈英明，把天下各国的人民都看做是自己的子民一样，哪怕对很远的地方也并没有一点疏远的意思；凡是日月的光芒能够照射到的地方，都仰慕我们忽必烈大汗的威德。然后，向日本诉苦：兄弟我也是没办法才来的呀，老大要我来，我敢不来吗？老大的命令很严厉，兄弟帮帮忙，我空着手回去实在是不好交代呀。接着，开始游说日本接受诏谕，希望他们能够遣使通好——忽必烈可不是稀罕你家什么土特产，人家只图一个老大的好名头而已，你去了好处是大大的有，派个人去看看如何？最后，又进一步缓和口气，希望日本好好考虑考虑，几乎已经是恳求的语气了。
果然是里外都想做好人，两边都想不得罪。
当然，对高丽来说，两边也都得罪不起。除了两封国书以外，潘阜使团还特意带了大量高丽特产作为送给日本的礼物。
十一月，潘阜一行抵达日本对马岛。
本来从对马岛到九州顶多只需要四天航程，但潘阜在岛上足足耽搁了一个月才终于等来了顺风，这才坐船到筑前上了岸。当潘阜一行抵达日本大宰府的时候已经是至元五年（1268）的正月了。
大宰府位于现在日本国福冈县的太宰府市，作为地方行政机关正式设立于公元701年，代日本朝廷总理西海道地区九国（州）二岛（筑前国、筑后国、丰前国、丰后国、肥前国、肥后国、日向国、萨摩国、大隅国和对马岛、壹岐岛）的防务和政务，由于距离朝鲜半岛和中国内地最近，所以长期以来也被委以处理外交事务，权限相当大，被人们称为“远国之朝廷”。
大宰府的最高长官叫大宰权帅，由官位为从三品的朝廷高官担任，任期五年。在平安时代一般由亲王兼任，但亲王自然是舍不得离开京城到遥远的西部边陲赴任的，所以设置了大宰权帅这一副职，由这一名义上的副职实际上掌握着大宰府的军政事务。不过这一职务似乎长期以来就是专为在朝廷之上的政治斗争中失败的朝臣准备的，比如在日本被奉为“文化之神”的菅原道真和“留唐海归”的吉备真备，都曾经在被权臣排挤出中央权力中枢以后被发配到九州去干这个大宰权帅的差事。在权帅以下，还有大弍、少弍、大监、少监、大典、少典及主神、判事、令史、大工等五十余个不同官职。
此时日本朝廷王权已渐趋衰微，正处于由朝廷与幕府共同执政的二元政治时代向武士阶层独掌大权的幕府政治时代转变。元历二年（1185），源氏武士集团的源赖范奉源赖朝之命率领大军进入九州，消灭了当时大宰府的实际掌权者原田种直，并于同年三月在坛之浦海战中一举歼灭企图据九州继续反抗源氏的平氏一族。
源赖范大军凯旋之后，幕府设立镇西守护负责九州的治安与防务，委派天野远景担任镇西守护的最高役职镇西奉行，主要负责继续剿除平氏余党和源义经一派的残党，维持幕府对九州地区的控制秩序等职责。后来，从武藤资赖和大友能直这两个干兄弟开始，就由在当地势力比较强大的武藤氏和大友氏这两个武士家族轮流担任。其中，武士身份的武藤氏从朝廷获得了大宰府的少弍这个官职，后代就以官名为姓氏，渐渐演化成为后来的地方豪族少弍氏。
此时担任朝廷大宰少弍兼幕府镇西奉行的正是少弍资能。潘阜在大宰府向他递交了蒙古和高丽的国书，并详细诉说了忽必烈意欲通使日本的种种情况。少弍资能想必非常震惊，这一事件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大宰府敢拍板的了，于是立即差人火速将国书送往远在镰仓的幕府。
第十章日本朝廷的应对
虽然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皇权旁落、武士崛起的时代，但正式的外交权仍然在天皇的朝廷，毕竟幕府将军名义上也不过仅是天皇敕封的征夷大将军而已。主办外交的机构就是在前面所提到的大宰府。原则上，外交事务处理的流程一般遵循着这样的惯例——大宰府把外国的情况汇报给镰仓幕府，由镰仓幕府上奏朝廷，朝廷研究以后答复幕府，幕府再通知大宰府进行处置。
两封国书具体是在哪一天送达镰仓幕府的，当时的人都没搞清楚，著者佚名的《一代要记》说是五日，中原师守编写的《师守记》说是八日，《高祖逸文录》说是十日，所以我们更搞不清楚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幕府按照惯例，由六波罗府通过关东申次、前太政大臣西园寺实氏于二月七日正式上奏朝廷。其实，朝廷方面应该在这之前早就知道蒙古来信的事情，因为从大宰府到镰仓报信会经过京都，依照惯例会向幕府派驻京都监视朝廷的派出机构六波罗府通报。异国送来含有威胁语句的国书这等大事，六波罗府提前向朝廷透露点情况也在情理之中。时任关白的近卫基平在其闰正月十日的日记中就提到“异国贼徒可来我朝有风闻，实否未详欤”，可见在京都公卿上层当中已经在流传异国入侵的小道消息了。
在幕府上奏的次日，当时掌握朝廷实际权力的后嵯峨上皇就在政院紧急召集诸位公卿朝臣召开评定会议商讨对策。不但在任的公卿参加会议，连前任关白二条良实、一条实经和前太政大臣德大寺实基，前左大臣洞院实雄等早就退居二线的老臣也受到邀请参加会议。
所谓“上皇”，是“太上天皇”的简称，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太上皇”，但并不一定就是天皇的老爸，比如除了这里提到的这位后嵯峨上皇外，当时的另外一个上皇后深草院上皇就是在位的龟山天皇的亲哥哥。后深草院担任天皇期间发生了极为严重的饥荒，其父后嵯峨上皇和其母大宫院以为政失德招致天谴的理由逼迫其退位，让位于年仅十岁的弟弟。总之，上皇也就是退位的天皇。除此以外，日本历史上还有所谓“法皇”的称谓。日本人笃信佛教，尤其在贵族、武士阶层等上流社会，出家者甚众，而出家的天皇或上皇就叫“法皇”。但成了法皇，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此四大皆空不问世事，相反，很多所谓法皇还在幕后兴风作浪，参与政治。
评定会议上，公卿们连日就如何回应蒙古国书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并不在于是否答应蒙古国书所要求的“遣使通好”——这是在日本朝廷考虑范围之外的——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回应蒙古，能够既不必遣使纳贡臣服，又能够让蒙古人不至于恼羞成怒继而大举入侵。
朝议连日进行，从二月八日一直持续到四月二十六日，用“旷日持久”来形容也毫不夸张，终于勉强达成共识，还是写封回信拒绝吧。然而，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朝廷公卿们绞尽脑汁、喷干口水好不容易讨论出来的这个结论一反馈给幕府就被毙掉了，幕府的想法很干脆——连回信也不必给。
不答复也是一种答复。
写封信都不行，那朝廷能做什么呢？好歹这国家还是天皇的国家吧？幕府说，欢迎陛下立足岗位、发挥余热啊，天皇是神，不是人，那神就做神该做的事情吧，该由人来做的事情交给我们幕府好了。
当时的日本人深信，如果蒙古与日本发生战争，绝不仅仅是蒙古人与日本人之间的战争，而是蒙古众神与日本众神之间的战争，而神与神之间的战争胜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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