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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风范
既然当了大哥，就得替小弟们出头！
而忽必烈对日本施以颜色，实际上就是替新收的小弟——高丽出头。
有人这样说，当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原大陆上每隔那么几十年或百把年就会掀起一幕又一幕或合久必分、或分久必合、或改朝换代的时代大剧。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也是如此，他们的地盘虽狭，国家虽小，到中原朝廷去朝贡挤破头也要抢着站头排，一副谦恭相，但在自个儿家里闹腾的时候其实也挺欢。有时候，自己家里折腾够了，也划船过海到邻居家里去踩一踩。当然，他们掐架的历史反复证明，日本列岛在多数时候是小攻，朝鲜半岛则多半时候属于小受。
公元十三世纪以来，手握兵权的崔氏家族大搞军人政治，高丽王权衰微，国力衰退。几十年内，蒙古人不断地渗透、蚕食高丽的北部国土，几乎将半岛北部地区变成了一片焦土，也耗干了高丽本来就不怎么雄厚的国力。
正当高丽被来自东北的蒙古人打得晕头转向，只能龟缩在江华岛上头都不敢露出来的时候，东南边海上的日本人又闹腾了起来。不过，这倒不是人家的政府行为，因为当时的日本朝廷和镰仓幕府对这群闹腾的日本人也同样十分头疼。这群人就是在日本史上被称为“海之恶党”的海贼们！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话放在哪里都没错。
早在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代，日本朝廷的天下就已经不平安了。在日本沿海，特别是航运繁忙的濑户内海上，就已经出现了以各地国司向朝廷运输贡赋的官船为打劫目标的海贼——他们大多是居住在沿海地区、貌似老实巴交的渔民，也有不少是手续齐全、貌似合法经营的私商船主，平时也捕鱼，经商，偶尔遇到合适的机会也干几票杀人越货的勾当。
到了镰仓时代，这些海贼渐渐由业余选手变成了专业人士。他们与沿海一些被称呼为“恶党”的非御家人小领主相勾结，成为“不服王化”的化外之民，无论朝廷还是幕府，一概照抢不误。他们所从事的生意项目也不再是简单的拦路抢劫这种干一票算一票的“草本业务”，而是逐渐发展成了具有黑社会特色的“木本业务”——收过路费和保护费——凡是从我地盘上过路的船只，都要缴纳被称为“帆别钱”的通行费。只要交了足够的钱，我可以保证我们的人不抢你的船、杀你的人，不过我可不能保证别家的海贼不来抢你；如果要我们的船和人一路上给你保驾护航，也可以，只要愿意多给钱，我们也可以提供武装押运服务。
这样的海贼集团遍布整个日本的漫长海岸线，他们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一般来说秉承着“有钱大家抢”的原则，基本做到了井水不犯河水。
有的海贼集团更是将打家劫舍这个有“钱途”的生意做到了国外——比如说此时控制着九州北部沿海的松浦党。
所谓松浦党，其实就是以九州筑前国唐津地方的松浦庄为核心的一群小土豪——他们为了不受周围大土豪的欺负，也为了共同的打劫事业，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组织松散的非法团体。
在当年的源平之战中，松浦党人集体站错了队，参加了平氏阵营。坛之浦一战，平氏灭亡，松浦党人自然在源氏掌权的镰仓幕府抬不起头，于是更加专注于干好海贼这份职业。
他们以九州北部的海岛和港湾为基地，从事着黑白两道通吃的多种经营——既从事正常的水上交通、贸易，又干着杀人越货的海贼勾当。特别是对马岛上的松浦党人更是具有国际化眼光，在国内的保护费收得差不多的情况下，又将目光瞄向了海峡另一端的朝鲜半岛。
他们具有这样“广阔”的眼光，得益于他们拥有这样的便利条件——他们的窝点对马岛几乎正好位于日本九州和朝鲜半岛南端航线的正中间，在越洋航行还不够发达的时代，历来是两岸往来必须停靠的一个中转站。
中国人对这个岛的名字应该也并不陌生。1905年，东乡平八郎就是在对马海战中指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击败绕了大半个地球跑来送死的沙皇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而名声大噪。这事儿在初中、高中的世界历史课本上都有。
其实早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时代，远居四川的陈寿就知道这个对马国。他在《三国志·魏志·倭人传》中写道：“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韩国七千余里。始渡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从他的记述来看，他还从别人口中对对马岛当时的情况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所居绝岛，方可四百余里，土地山险，多深林，道路如禽鹿径。有千余户，无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籴。”——既然“无良田”，那就唯有经商或者当贼了。
日本朝廷实行大化改新以后，全面学习唐朝，建设律令制的新国家，自下而上设立里、郡、国、道四级行政机构，把全国划分为六十余国（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州”），又根据山川地理在国上面分别设立了“五畿七道”（“五畿”即山城、大和、河内、和泉、摄津这畿内五国；“七道”即东海道、东山道、北陆道、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那时候现在的北海道地区还没有正式纳入日本朝廷控制）进行管辖。从此，对马岛也结束了豪族自治状态，划归西海道，设立国府进行治理。
对马岛虽小，却一直多灾多难。历经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几百年都没消停过，不是来自新罗、契丹的外部侵扰，就是内部的互相残杀——有的时候是当地的土豪不服朝廷委派的国守统治“袭而杀之”，有的时候又是国守据岛以叛搞独立被朝廷讨伐。
就在蒙古使团登上对马岛的二十年前，对马岛都还曾发生了一场改换统治者的战争。对马岛原本长期处于阿比留氏的管理之下，阿比留氏虽然也是外来户，但依靠打退刀伊人（契丹人的一支）的军功获得了对马的治理权，其族长一直世袭担任对马国府要职。阿比留氏经受不住对外贸易的巨大诱惑而私下与高丽开展贸易，偶尔有机会也收收过路费。但这一贸易并没有幕府颁发的许可证，所谓贸易只能悄悄进行，于是性质就变成了走私。在屡次批评教育仍然无效之后，掌管西海道各项事务的大宰府派了一个叫宗重尚的官员率军前去讨伐，杀掉阿比留氏的族长阿比留亲元，代表大宰府管辖对马岛。阿比留氏虽然失去了合法统治地位，但人家毕竟在对马岛上繁衍生息了几百年，好歹也算人口最多的第一家族，所以阿比留氏和宗氏的摩擦事件就时有发生。不过摩擦归摩擦，很快两家人就找到了共同的事业——参加松浦党，到对岸去抢！
当高丽南部沿海地区的守备越发无力的时候，松浦党们的生意越来越好做了，胆子也越来越大了。他们不仅仅抢劫海上的行船，还袭击高丽的沿海港口，甚至攻打州县，公然进城烧杀抢掠。那个年代的人们，大概都认为到别国去干坏事，只要不被抓现行都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吧。
对于这些委屈，高丽人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吞，虽然已经被迫拜蒙古人当了大哥，却并不想请这位大哥来帮忙修理可恶的日本小混混——请神容易送神难啊，蒙古人来了可能就不走了，更何况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花钱费力还不都是自己？两害相权取其轻，与其被蒙古人勒索，还不如被日本人抢劫呢！
可忽必烈不这么想，他要主动为新收的小弟出头，警告警告小弟的这位不老实的邻居，让他管好自己家里的人，别再隔三差五地跑来串门，要不怎么体现得出跟我混的优越性呢？至于最好的结果嘛，那当然是把这个邻居也变成自己的小弟。
第九章邻居来敲门
上面说到的这些原因，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但如果跳出这些分析与猜测，换个角度再想一想，会不会是大家都把一个原本简单的事情想得太复杂了呢？
俺其实啥意思也没有啊，只是想打声招呼——如果采访忽必烈大汗本人，他也许会这么说。
新的王朝建立了，是不是也该向周边的小国打个招呼呢？咱中华帝国又改朝换代了，你们这些周边小弟还是照老样子该来拜的来拜、该来朝的来朝吧。万邦来朝，四海归心，也是体现我蒙古继承正统地位的重要形式。高丽不服，我已经把它修理得服服帖帖了。更为偏远的东夷岛国日本，想必也能传檄而定，拜我为新的大哥吧？
忽必烈其实应该算是很有耐心的，因为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处理。大陆帝国的根本在于处理好帝国的内部事务，而让远在僻海一隅的弹丸小国拜服来朝仅是锦上添花而已。日理万机的忽必烈也许只是在正巧因为某件事情而联想起诏谕日本这回事的时候，才会过问一下这件事情。而在交通、通信皆不发达的当时，任何消息的传递都得依靠人的位置移动，于是，来自日本方面的任何消息传递时间都是以月为单位计算的。
与其说这是考验忽必烈的耐心，不如说是在考验忽必烈的记忆力。
“世界征服者”的子孙并不好当，忽必烈大汗可真忙啊，想要一睹天颜自然是难上加难。先不说他有多忙，单说从世界各地跑来排队候着拜见大汗的人就多得数也数不清了。
在踏上入元之路半年之后的七月，高丽使臣宋君斐终于在上都见到了忽必烈大汗，呈上了由李藏用代写的高丽国王王禃给忽必烈的表章。内容很简单，大意就是说上次您让我们带路，我就派了宋君斐等人陪着去了。到了巨济岛，遥望对马岛，看到大洋万里，风涛蹴天，觉得怎么能让您派来的使臣冒险渡海呢？而且哪怕到了对马岛，日本人素来野蛮不讲理，他们要是乱来怎么办？所以大家就都回来了。更何况我们和日本确实没有什么交情呀，只是对马岛上的日本人常常因为做买卖往来于我们的金州罢了。最后，算是在苦苦哀求了——多亏您登基以后的仁慈体恤，我这蕞尔小国才从三十多年战乱之中缓过劲来喘口气，您的大恩大德我们当然会尽心竭力地报答。言下之意就是说，这次的事情我们确实是没办法，态度非常端正，能力非常有限，请放过我们吧！
去年九月就派黑的、殷弘去办这事，差不多一年光景了，你高丽才来告诉我你们连日本的毛都没见到一根，还跟我说办不到？
大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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