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拍现在，我又感受到了易羽，我们身上穿的都是她上次卖的，我本人只买了她一套衣服，是冬装，现在四十一度的气温里我也穿上，就像抱着她时的热度。因为是拍“现在”，我们都纯真得像是刚毕业的学生，连制片也大方起来，每天买一罐蜂蜜给那群马蜂，把它们娇惯得产生了错觉，把自己当成了波斯猫，每晚都要睡在我们脚边。摄影棚里的蚊子也过来找我们了，但在马蜂面前产生了自卑感，只好主动降格，当自己是哈巴狗了，而且也不咬我们了。真是好日子，直到有一天。
这些日子，摄影还在医院，我找了本摄影技术书翻翻，发现跟拍电影的雇佣合同差不多，我就动手拍了。今天，摄影欢蹦乱跳地回来，原以为他除了眼珠和舌头哪都不会动了，我们见他今天这样既高兴又怀疑，就每人打他一拳试试，直到他奄奄一息地说出原因。医院买了台电脑，人办不了的事，这电脑稍微想了一下就把他想好了，使得摄影对人类的进化产生了想法：人，迟早要变成机器人。
他正在向机器人发展，讲话都成了一个字一个字蹦的电脑声，一天到晚不停，总让我以为自己在拍一部科幻电影。男女演员也受了影响，台词成了：“一、起、吃、饭、去、吧。”“好、的。”——活像两辆开到加油站的汽车。我只好将摄影开除，但他很不服气，找来医院的电脑专家和我理论。
人来了，一个白白净净的人，一见他，我就可以肯定他就是我从电视里看到的，在大街上遇到的，易羽的男朋友。`我的瞳孔变成了红色，指了指身旁的椅子对他说：“坐下讲吧。”然后我听到一声电脑失灵时发出的怪响，那把椅子是美工在昨天晚上帮我赶制的，是个特大号的老鼠夹子。至于摄影，刚才制片看懂了我的手势，往他身上扔了块蜂蜜，估计现在他几经被马蜂们舔成一份汉堡包了。
我又戴上了墨镜，发出变态杀人狂的声音：“告诉我，易羽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位专家感到很为难，想了半天，说：“一个莫名其妙的人。”于是，我把他放了，没办法，我也是这样觉得。
我天天晚上修改剧本，在我的影片中，长沙盖了一百年，就是为了谈场恋爱。自从制片扔了那块蜂蜜以后，我俩就成了朋友，他经常穿过几条马路为我买一根冰棍，他花钱越来越大方，连美工都劝他省点。他喝酒，但从来就是一个人喝，拍“现在”后，他常花自己的钱请大家喝酒。一次喝醉了，他小声说，实际上声音大得每个人都听得见：“导演，告诉你个秘密，我以前吐的不是血，是从你那偷来的可乐，我这么作是想提醒你，出来作事不容易，需要节制。”美工扑过来和他抱在了一起，哭了好一会，转头对我说：“导演，你发现没有，这些日子，也没人剥你了吧，因为，大伙愿意拍现在！”制片补充：“导演，我再偷偷跟你说，人，永远不会变成机器人。”
那天晚上，当马蜂又凑到我脚下时，我哭了。认识了易羽后，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幻觉，只要我有了这个女人，别的就变得轻了，所有的问题就不再是问题。那天晚上，我方领悟到，并不是这样。
当我对她的思念稍稍减轻了一分，当我的时间不再都用来推测她时，她又重新出现。那时我们在烂泥渡拍摄，等着天上的云散开，却等来了一场雨，雨渗过我的冬衣将我弄湿时，制片递过来一瓶白酒，他挑挑眉，低声说：“不知是你的女朋友来了，还是我的？”远处有个女人水淋林走来，我说：“我的。”
她浑身湿透的样子令我心脏绞痛，我对摄制组下命令：“能不能找块干净的地方？”制片望了眼烟雨蒙蒙的长沙，没说话。美工指了指天：“只有飞到乌云之上。”我说：“好，你去办。”当易羽走到我面前，美工把我俩弄到了天上。
穿过乌云，是雪白耀目的世界，离太阳有些近，我脱掉了冬衣，身上残留的水珠迅速蒸发。易羽指着脚下的一块深蓝色说：“啊，长沙。”美工的方法是：将我的右手和易羽的左手用根长长的线系住，线的另一端绑着我的墨镜，那一群马蜂用腿勾住眼睛架，向上飞，于是我和易羽便飘在了天空的深处。
她的头发剪短了，发根处微微有些发黄，对于我，她就像是电影《王子复仇记》里的丹麦皇宫，打开哪扇门都是空荡荡的房间，不让我见到任何内容。
估计这群马蜂从没飞过这么高，一兴奋又把自己当成飞机了，我的耳膜“嗡”的一声，那群马蜂抛开了我的墨镜，保龄球一样滚在云际。我的冬衣舒展开来，如大雁的翅膀，载着我和易羽缓缓下沉。她贴在我脖子上，一直在说着什么，离我的耳朵有段距离，我很难听清，就将手放在她的左胸，她的心在跳，是的，她来了。
回到长沙，雨已经停了，在我的脚落地的刹那，猛地辨清了刚才她对我说的话。她咬手上的绳子时，我的手有点疼，噢，她不小心咬着了。绳子解开后，她揪揪我的头发说：“记住了。”她走了。
我找不到摄制组，就在外滩的长凳上躺了一夜。早晨醒来时，发现右手腕有一行钢笔字，噢，昨天那疼疼的感觉是她在我皮肤上写字了。这是个地址，我找到了她。
在芙蓉南路的一条岔道，她有间小房，日本式的布置，所有的东西都扁扁的，没有高度，除此外就是成堆的服装。我坐在椅子上和坐在地上没有多大区别，她不断地给我倒水、削苹果，其实在等我说话。我说话了：“真要杀了他？”她稍稍低头，可能在点头也可能不是。我接着说：“有一天，我已经用老鼠夹子狠狠治了他。”
“不，他得死。”
当易羽说“死”这个字时，我没有一丝的恐惧和厌恶，她也很平静。她离我很近，但我没有去碰她，我说：“长沙的苏州河受了近一百年的工业污染，河底的淤泥中全是放射性毒素，挖一块泥烧成花瓶或烟灰缸送给他，这种化学废料有辐射，过个一两年，他必死无疑。”易羽吃惊地看着我：“你是个天才。”她扭过脸叹了口气，再回头脸上是强打的精神：“有没有一两秒，最多一两天的办法？”我不愿意让她失望，就说：“我们的美工是个很有办法的人，就是那给杨贵妃造浴池的，我问问他吧。”易羽说：“算了，你走吧，以后别再来了。”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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