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突然响起了门铃，门外还有女人的尖叫和男人的大骂。我怕别人找到我，便装了个机关，只要有人一按门铃，门把手就会努成直筒，喷出水来，那个位置刚好可以将人滋成小便失禁的样子。透过门镜，我看到杜子语和智历芳，据说他俩现在都已混得很惨。他们相互埋怨着，试探着一次又一次按了下门铃，一次又一次地被浇湿。
智历芳在透镜中显得很难看，两年前她还用她的身子鼓励我作出种种惊险动作，现在，我已是著名导演，不知我那位会吐血的制片许诺了他俩什么。
我双手拼成圆筒捂在嘴上，使得声音变小，我说话了：“滚。”
门外静了一下，然后智历芳的声音响起，虽然冷得上下打颤，却很温柔：“我一直都希望我的小伙子好，我忘不了这间房，但你现在很失常，来，开门，亲亲我的耳朵。”我当配音演员的那段岁月，渴望在“我操”“老子和你拼了”之类的台词中突然碰到这样一句话，这可能也是我当导演的一个原因吧，希望自己有控制力能说些好话。我真的长时间地幻想成为专门演爱情片的演员。
两年前的影片中流行这样一个场面——男人喂女人吃饭，表示他们过着甜蜜的生活。有个男演员曾这样对我说：“哪个女的我没喂过？”令我羡慕不已，当然，这个男演员拍了部武打片后就四处嚷嚷：“谁我没打过！”所以他的话不能相信，但我第一次当上导演时，曾在日历上写到：“想打谁就打谁，想喂谁就喂谁，这才是人过的日子。”
我和周历芳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了，她这句话我也不知在多少个剧本上看过，但亲耳听到，仍让我感动，我要看看她说这句话时的表情。在透镜中，杜子语一脸的肉全垂在她脖子上，正叼着她的耳朵，她一巴掌拍过去，虚声叫道：“待会！”我叹了口气，隔着门对他们说：“将把手向上揪一下，门就开了。”然后，我听到杜子语的惨叫声。我的门把手是用老鼠夹子改造的。
当杜子语和周历芳被夹在门上两天后，易羽已经可以给我做饭了，但再也不让我碰她，如发现我死死盯着她，便嚷嚷：“你还要怎么着！”因为我总在外拍戏，家里空荡荡的，现在有了个女人，真想为她买套家俱。她被我看得慌了，就跳到阳台上发火：“你怎么连个电视都没有？”
我连一本书都没有，我俩在一起只能做饭、吃饭，当然她后来又想出了拖地板，而我只能望望窗外尘土飞扬的天。每当我向她一伸手，她都能机敏躲开，她要是真当上舞蹈演员一定非常优秀。我的家在二层，为了防止她披着床单跳到外面，从我的生活中消失，我天天在窗拴上洒水，希望快点生起锈来。当我作这件愚蠢的事时，她总是静静地看着我，我总是骗她：“也没花，就随便洒点什么充数。你来了我很高兴。”
那天早晨，未睁眼前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刺入胸中，我闭着眼向空洞洞的房里喊道：“易羽，你走了吧？”三五秒后，一个混沌的声音回答：“她开门走了，是她把我俩放进来的，回去拍电影吧。”睁开眼，发现杜子语和智历芳充满同情地望着我，杜子语手上滴的血已将地板染红了一片，我丧心病狂地卧在地上，嗅了一会，抬头道：“真有意思，你滴滴嗒嗒的样子倒像唐朝的宫殿。”
我回到了摄制组。摄影棚中搭建的唐朝宫殿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黄色斑点，还有一团蠕动的白球挂在棚顶的灯架上，制片憔悴地坐在角落里，往身边一尊唐代大鼎中吐血。他见我来了，喃喃道：“瞧，不但是蚊子，马蜂和白蚁也来了，比你早到了四天。”两百多唐朝服饰的官吏、商贩、士兵、妓女睁着麻木的眼球瞄着我，老天，我怎么会当上导演！
噢，是这样的。两年前，我还是个替身演员。我们的导演在影片拍完后，才发现这片子他妈的糟了（导演原话），他想让别人替他的名。这位导演的劝说方式有问题，他总是大大咧咧地说：“这片子真她妈低级，帮我个忙，算你的吧。”结果全摄制组没一人愿意，我那时作特技出了事故，像一滩鼻涕躺在医院，智历芳给我买了串香蕉就不再来了。那段时间我只能听到耳根后血液流动的声音，为了假装听见，别人一说话，我就点一点头，反正结果就是我成了导演。意外地那片子在国际上的“可乐”电影节上获了大奖，我成了著名导演，至今可乐公司还一月送我箱汽水，反正，那片子我至今未看，据说非常之好。
制片猛然大叫一声：“不好。”便钻进盛血的大鼎中，马蜂飞起，如一团黄褐色的雾，当这团雾散去，每个人脸上都肿得多了七八斤肉。我们沮丧地走到摄影棚外的阳光中，双目白茫茫一片，等了很长时间方可辨清具体的马路、行人、车辆。现在是早晨四点，现在是夏天，太阳仍未升起，天却已经亮了，制片不知从哪买了堆油条，一人叼一根蹲在地上，身后摄影棚里的声音像有八十辆摩托车同时开动，每人心里有种随时会横死在马路上的错觉。
我想靠在树上抽根烟，那树却蹦几蹦闪开了，原来是美工装的，他想除掉摄影棚中的马蜂，就想了这办法，装成一棵树引马蜂来安家，然后每一小时偷偷挪一步，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就把马蜂带到马路上，显然他没想明白到了马路上后马蜂会拿他怎么着。
看着这棵树，我手里的香烟碎了，可以想象，再过一个星期，摄影棚也将碎掉，不单因为是白蚁，实际上从拍贵妃出浴时起，我就巴望着一切碎掉。我站在马路上，一身衣服已有两月没洗，这身衣服的味道足以证明我对一切都已厌倦。
制片像条蛇一样遛过来，牙齿漏风，问美工：“再搭一次景，不化一分钱，可能不可能？”美工大叫：“这事你让马蜂干吧！”美工是个写实主义艺术家，上一次跟我在高粱地里拍片，是秋至，高粱红成一片，其实我只要在剧本里把“绿高粱”改成“红高粱”就成了，他却在一个晚上将十几亿根高粱涂成了绿色，他是一根根涂的，以至于身上的高粱味长久不消，到了收割季节，老乡们的镰刀总是中邪似地往他身上飞。制片是个现实主义艺术家，他喜欢下围棋，因为围棋子比象棋子多好多，即便不下棋，也可用来练练数零钱的计算能力。
我倦透了，听着他俩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争吵，忽然有了摆脱唐朝的灵感：“喂，别闹了，反正已经坏了，咱们就不拍唐朝了，还用这帮演员，拍、现、在。”制片愣了：“拍现在得花多少钱！”美工支持我：“咳，现在不值钱。”制片一听极为兴奋：“好，不过还得让男的把女的吊死，这是卖点。”我说：“行，唐明皇怎么对付杨贵妃，我们就怎么办，不过我建议咱们这回一下吊死两个怎么样？”制片：“不愧是拿过世界奖的导演，这下我更有信心了。”
我们开了个全体大会，越谈越兴奋，最后的结论是——这片子真艺术，说不定能得个奥斯卡奖。说它艺术，是因为我们最终也没能讨论出来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活在现在意味着什么。
反正拍了，我们从摄影棚走进城市，那群马蜂也跟着凑热闹，所以在我们的片子里，大街上除了车窗上摇的汽车，什么人都没有。制片每天大笑三百声，有了这群马蜂，无论走到哪里，就算我们想交场地费，也找不出一个人来。所以在我们的片子里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不像在唐朝，有着文物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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