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加入强烈推荐的行列，起点的管理说有可能是下期有可能几个月都没有消息——他们做中国政府的投诉接待员最好了，含糊得好就没有一句实话！
几天没有怎么写了，郁闷！《劫杀》9章了还只400多次浏览，不想再为了吸引眼球而改名字破坏自己的东西，我要对得起自己的作品，但写完了的还是发出来算了。
如果情况还是这样或许我会考虑换地方，这里人气虽还足但管理不怎么样，有一个好的环境没有好的机制也是不行的，一些好的东西也是容易泯没的。
纯文学的东西没有人欣赏了，现在“主流”的网络文学显得轻浮、浅薄，中国教育的功劳吧？唉，现实的社会是一个这样的样子又能要求他们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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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过头时，父亲已经消失，他原有的位置显露出一片虚空，悬挂着北斗七星，那是伟大的转折形象，竖在天地间发出晕光。我怔怔地立在当场，手中的火花再次湮灭。
满天星斗下，我的女人已走上山岗。
看完豆角先生的文章，我对他在黑夜中的恍然大悟持怀疑态度，依据我的人生经验，现实并不耐人寻味，豆角先生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升华出恢弘的意义，只是为了回避自己的经历，出于生物自我保护的本能，篡改了记忆——也许我错了，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一段耐人寻味的时光，永远找不出明确定义，很久以前我曾经追查过一个女人，那次追查行为早已放弃，豆角先生的自述里，却涉及了她，将我带回到我不确切的过去。
先自我介绍：
我来自于另一个人群。我的地点是长沙。长沙
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活着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易羽，这个名字既不好听又不好记，为这个名字我付出代价。当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对于她的美丽发出感叹：天啊。
我愿意接近她有一半的原因是她胸部的饱满，她属于这座城市。
自从我认识了她之后，她就像咒语般左右了我的生活。我是偶然遇到她的，那时她刚好有个男友在，他俩相互依着慢慢行走。我之所以能够看见，是因为他们在电视上，他们这样走着，突然被一个记者拦住，然后他俩便开始对“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话题发表看法。从电视中，我知道了她家在新民路一带，以后即便买盒烟也要去那里，期然不期然地就遇到了她，她又和她的男友在一起，刚刚从一家饭馆出来，似乎喝了点酒，她像个强盗似的哈哈大笑。
那天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她的男友贴着她的脖子小声说了句什么，再次逗得她失态地大笑，我出现了，我很紧张，所以就说了句后悔终生的话：“请不要随便在大街上大哭大笑。”这句话一出口，我就闭上了眼，认定自己将被暴打，但身上各处并无疼痛的感觉，再睁眼发现他俩已经走远，在男友怀中的她恰恰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看我了，我引起了她的注意，我对自己发誓，一定要成为她生命中的熟人，过了一会我才明白，她将我当成了神经病。
那是难过的一天，晚上睡觉时，我决定忘了她，每当这个决定要动摇时，就说两句话给自己听，我的声音古怪，我是个配音演员，一张口便强烈地自卑。
我配过许多外国匪警片，配的都是匪徒，比一般的人更懂得什么是犯罪。的确，我动过将她男友干掉的念头，那段日子我活得兴冲冲的，每分钟都在修改行凶方案，我采纳了各大惨案的精华部分，后来当我在地铁里被人偷了钱包后才领悟到：“虽然我知识丰富，但不是天才。”但能想想是多么过瘾的事！我后来就是这样向她求爱的，我说我想将她以前的男友杀掉，于是她就接受了我的爱情，她告诉我，既然我那么卑鄙，就说明我真的爱她。
她有男朋友——这太麻烦了！随着情况的发展，我发现了更大的麻烦。
全长沙的街道中，我最有感情的是新民路，可在这里再没遇到她。而我遇到了一件改变我命运的事情。那天早晨我叼着根油条去录音棚，却见一帮人挤在那里，一个束着辫子的大胖男人坐在麦克风前抽着香烟，其余人嘴巴一凹一凸地嚼着口香糖，弄得棚里一股刷厕所的味道，在他们的中间有一个瘦胳膊瘦腿的女孩。我一进屋便咳了一声，用的是给外国杀人犯配音的腔调，他们立刻都流露出畏惧的表情，我隐约地听见那个女孩嘀咕了一声：“真酷！”
那大胖男人急忙将屁股从椅子上搬开，一只小肥手夹着张名片递过来，上面印着：“彩色宽银幕故事片《血染长沙》导演——杜子语。”我面无表情地将名片扔在桌子上，冷冷地说：“找我干吗？”这回用的是变态杀人狂的腔调，那个瘦胳膊瘦腿的女孩立刻叫起来：“导演，他简直能把人吓死，多棒啊！”
杜子语以猪类的眼神看着我，忽然发出银玲般的笑声：“我们这片子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性，长话短说，就是写长沙解放前的事但对今天的人也有教育意义；我们这片子既有哲理又有趣味，简单说吧，就是写老长沙的黑帮，趣味性你不用担心，肯定通俗易懂、人见人爱-----你配什么音呀，站到镜头前当演员吧。”
经他们一说，我才知道自己已经很有名了，一些年轻妈妈总买我配音的电影vcd，小孩一不听话就放给他们听，那帮小孩立刻老老实实。既然我如此深入民心，杜子语他们就想让我从幕后站到台前，也是他们电影的一个卖点，宣传词已经想好：“你想知道最令人厌恶的声音是谁发出来的吗？”。
我要不是恋爱了，才不会去演什么电影，恋爱中的人总是爱慕虚荣，我天真地想象如果我的形象出现在大江南北，那个女人就会找上门来。我辞掉了工作，成了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长沙流氓。
我戴上礼帽，端着左轮手枪，照照镜子，架上墨镜后的面孔有一种牙痛患者的酷劲，惹得那瘦女孩时常用她的**碰我一下，她叫智力芳，很快我俩由无所不谈变得无所不作。影片首映时我才从演职员表上知道她是制片人，让我生气的是，影片放映后，我才知道我扮演的角色是个蠢货。
影片杀青那天，杜子语被一群红男绿女拉去喝酒了，第二天早晨，我看见他被人扔在大街上，**裸地睡得很香。昨晚摄制组其他成员聚在一家舞厅中庆祝，智力芳太瘦了，在拥挤的舞池中一闪一现，凌晨三点钟，她挤到我面前，让我用舌头舔舔她的耳朵，说这样特爽，看着这个在灯光中走形的女人，我说：“不。”
我差一点就离开了电影界，自从我的脸出现在银幕上，民众就不许我再配音，说失去了神秘感。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虽然我找不到她，但她很可能已经在电影上见到了我，她——我街头的所遇。
因为我的声音阴险无比，所以大家都认为我喜欢刺激，就将一切危险的事都交给我做。我后来心惊胆跳地成了个动作片明星，有不少崇拜者，以至于谁家摔死只猫，都要到法院去告我，说是受了不良影响。
我套着救生圈从五楼跳下，制片说这玩艺能起到降落伞的作用；当我穿着双胶底鞋时，美工认为就可以用高压电碰我了；我抹了点发蜡，摄影就觉得脑袋往墙上撞肯定没问题-----最后，我只有当导演才能免去这无休止的灾难，当别的还真不行，我们的摄影师为了拍个运动镜头，摔成了脑震荡；美工在搭景时，布景倒塌砸断了腿；一个女演员在化妆时舔了一下唇膏就中毒死了；灯光师浑身上下都是烫伤；服装师一身皮肤病；只有导演安然无恙，顶多像大胖子杜子语一样被人剥光，既进了影视圈又能保住一条小命，就只有当导演了。
我一直在导黑帮片，众所周知，一部影片要想赚钱，题材上最好是犯罪或是爱情，在我的黑帮片中，一到结尾所有角色全死。可能死来死去的让演员们受不了，以至于他们集体向我哀号：“导演，咱们拍爱情吧！”
拍爱情吧，当导演的得给演员说戏，我就将心中的痛苦讲了出来，结果没一个能演得了，都说太痛苦了，气得我追着他们讲，弄得全剧组人心惶惶，最后他们向我哀求：“导演，咱们还是犯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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