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看了看我莫名的表情，继续说：“李敖是个狂妄无忌，无所畏惧的人。可当年他在爱情与婚姻的关系上，一方面渴求爱情，另一方面又畏惧婚姻。因为他要做第一流的人，深知婚姻将影响自己事业上的追求。鲁迅在与许广平同居半年后谈及结婚时也认为，结婚之后不免会有大苦和大累，结婚之后理想与现实一定要冲突。当爱情沦为日常生活中的婚姻时，就连大师鲁迅也有一种虚无感。”
我从“蒙”的状态中醒来，发现眼前的陈耀已不是以前的陈耀了，他的变化以及他的这番话我一时还难以理解。
下午下班回来后，感到鼻子很憋气。我想长久以来心理上对工作的那种憋气终于在生理上得到了表现。但客观原因应该是在下班回来的路上受了冻，着了凉。因为下午下起了很大的雪。到晚上突然发起了高烧，头痛，连带了视神经，所以眼睛也痛，口很干，准确一点是喉咙很干，自然就想喝水。但已经没有开水了，壶里原来的半壶开水被我刚回来时洗脚用了。这不比在家里有父母，也不比在学校有舍友，现在是我一个人在这个黑冷的房间里，这时已是凌晨两点多了。附近肯定是没有还在营业的药店了。虽说感冒发烧是稀松平常的事，可当时的当事者确是痛苦万分的。我实在是抗不住了，又想到了死亡，我他妈的是不是神经质啊？一有个风吹草动就什么死呀，空呀，无呀，虚呀的。搞不清自己真是性情敏感呢还是脆弱到了极点？给自己一点坚强不行吗？我一下爬起了床，现在能做的也是最需要做的就是烧壶开水了。然后我坐在电脑前听了两首nirvAnA的歌。在这个头晕脑胀却又睡意全无，夜深人静孤独无助的时刻也许最适合思想的翻江倒海了，或者可称为胡思乱想。就这样我写出了我的第一首歌：
《哪里是我》
我的脑海狂沙飞舞
我的双眼一片黑暗
我的灵魂迷失家园
我找不到生命轨道
哪里是我日月轮转中我是哪一刻
哪里是我纵横疆域中我站在何方
我的梦想挂在悬崖
我的力量无法到达
我的希望变作绝望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哪里是我夜的时空中我没有影子
哪里是我现实世界中我失去自己
哪里是我暂住在幻想
大学刚毕业我就在一家食品厂上班，到目前已将近三个月了。我对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厌倦了，对人生也越来越迷惑不解了。他们分给我的工作内容和我的四年大学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刚开始时让我做食品包装，其实就是装盒子贴标签，后来又让我作产品入库，其实就是搬运箱子。我完全就成了一个搬运工，但工资还算可以。我当时就想这老板的脑袋是怎么长的，简直就是一坨屎。这样的活何必招聘一些大学生呢，招一些民工也能干啊，还比我们这些学生有力气，工资却比我们少很多。我这么想并没有瞧不起民工的半点意思，大学生又怎么呢，甚至博士后又怎么呢，这大千世界之所以这么丰富就是因为存在着不同的芸芸众生。具体到每个人的形态，那是由诸多的条件决定的，我们不能轻易的由他的形态来推测他本人怎么怎么。就像在古代一个生在皇帝的家里，一个生在乞丐的家里。当然这只是身世条件不同而已，事实上一个人的最终形态还取决于很多其它的说不清的条件。不管怎样，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还是各司其职比较好。让一个省长天天提个涂料桶拿个小刷子，在城市的旮旯角落去寻觅，看看哪根电线杆上或者哪堵厕所墙上有办假证的广告或者治狐臭的广告，然后把它涂抹或者清理掉。让一个勤恳并且节俭的老农去主持一条公路的建设，他可能会尽量把路修得窄一些，在他看来够通车就行了，弄那么宽不是浪费土地吗？也可能在原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种上小麦，麦子中间只留出一条田间小径，这样可以多收几粒麦子。并给那小径起名叫“单人道”。我这里真的没有孰优孰劣的概念，只是觉得这样的错位很不自在。其实人家老板的脑袋或许并不是一坨屎，人家自有人家精明的考虑，因为很多项对企业的考核认证等都涉及到一个指标，那就是公司职员的整体学历水平。所以人家老板多掏一点工资用的就是你的学历而不是你的学力。
屎，对狗来说也是好东西。
一天一天地做着搬运的体力活，哪还有什么思想和灵魂可言。机械地重复着天亮天黑，还活个什么劲儿？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我可不是要去适应环境，而是要另找新的环境。
于是在那晚的高烧之后，我没有想太多。一股冲动，就辞职了。
转眼已是高三了。自从高二寒假那次与陈耀的谈话之后，我就一直觉得陈耀的改变让我难以理解，甚至有点憎恨他的这种转变。
前面我已说过，我很清楚自己是怎么走入这高中来的，也知道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考上大学。因为我时刻牢记着家人的期望和自己的使命。所以在很多方面我都一直压抑着自己，虽然有些许痛苦，但有时也因此有些许的欣慰。在我看来，陈耀的转变恰恰就是对我所固守的那些东西的渐渐遗忘，他在追逐着个体的解脱和精神的自由。
但真相也许并非如此，我的固守或许只是暂时还未遇到触发改变的条件，而他的改变也并不就意味着背叛。
在高三，我终于遇到了这个条件，即使在最关键的高三，对很多人来说是决定一生的关键的一年，我仍没躲过。那就是Beyond乐队。
一天同宿舍的一个兄弟拿来了盒Beyong的磁带在放，并一边向我介绍，这是四个人在一起的磁带。我当时只是影影绰绰到“四个人一起”这个程度，不晓得什么乐队，组合。第一首听的是《真的爱你》，虽然是粤语听不大懂词义，但马上能感觉到这首歌的旋律与平日流行歌曲的大不同，再看歌词，是对母亲的挚爱，是对母爱的献礼。接下来听的是《大地》，低沉的前奏使我愿意回味和思量，要在心间重复数遍。而最震撼我的却是那首《长城》，起首便带出远古戍边的苍茫和怆然，**两个长句的呼喊更使我陷入其中。当时我就惊叹，竟还有这样的音乐。
现在我那位兄弟估计还记得我当时的惊叹。
就这样，我们几个志趣相投的兄弟经常在一起听Beyong，谈论他们的音乐，也谈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理想和奋斗。也就经常谈到我们自己的人生，这或许也是由于Beyong那种歌词带动我们对现实和理想思索的缘由。
这当中的幻想是少不了的。我们分配乐队成员的角色，想像现场舞台的精彩，享受乐迷呼喊的狂热。每次这般想过之后，都回过头对现实有一个不真实的微笑和一声还算不得悲怆的叹息。
欧美早期的摇滚有一个流派——20世纪60年代的garagerock车库摇滚，他们是具有diy观念的朋克摇滚先驱。不管实质如何，单就这种diy精神，我们也做了尝试。
有位兄弟拿了一个小的录音机，我们想亲手录点东西。录音用的是一把破吉它，（我说的破是真正意义上的破，不像那种看似谦卑俗称而实际上心里还想取巧弄点文字意境上的雅致，因为我们当时那把吉他还少一根弦呢。）外加一根筷子和一个铁文具盒。第一遍在吉它的胡乱拨弄和筷子与文具盒的乱敲瞎碰下录了十几秒，然后放来一听，还有点音乐的味道。我们这才决定录歌（当然都是唱别人的歌），一共录了近四盒磁带，其中的歌有崔健的，王杰的，齐秦的等，当然还属Beyong的最多。
有一次，晚上很晚了好像已过了零点，我们还在敲打，弄得隔壁同学睡不着，人家过来叫我们停止。（那次好像不只在录歌，还录了我们模仿各个代课老师上课时的口头禅，然后放出来引得我们各自笑到腹痛。）还有一次在大白天，我们在录歌，唱的可能是Beyong那些硬朗的歌，所以嗓门大而粗，那敲击声也震耳，惹得楼下一户人家用扫帚砸向了我们的窗户，且打碎了我们的玻璃，我们被惊呆了，霎时，鸦雀无声，而那人嘴里还不停地在嘟囔。
于是我们用数学的思维想了想：要录歌，白天的屋内惹邻家，白天的屋外太嘈杂，晚上的屋内吵同学，那只剩下晚上的屋外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一个准备盖房子的地基上录歌，地基很平坦，倒是挺合适。那晚好像月亮也很赏脸，特别明亮。但毕竟晚上户外有诸多的不便，仅那么一次就告终。或许那一小块地可戏称作“音乐的革命发源地”。不知现在那地方可否盖有房子，什么样子，再没有去过。
就这样，我的那份固守由于Beyong的出现而松懈了，是不由自主的松懈了。整个高三的大部分时间被用在了听歌，唱歌，谈歌，抄歌词，背歌词，以及所谓的diy上了。
有些事物或许本就注定在你的生命当中，当某天你触碰到它以后，便会鬼使神差地迷恋，陷入，不能自拔。
现在我想我应该能够理解陈耀了，只不过改变他的不是什么音乐，而是文学。后来从他嘴里我知道了，更具体的是那些探寻人性本真的，追逐心灵净化的，或者可称作超自我的一种文学，有时就是一些被常人看作神经质的，精神崩溃边缘的，或者灵魂出窍过先锋的一种文学，而不是那些质朴的淳厚的什么乡土文学，大众文学。
就在我陷入音乐的同时，我仍没有忘记高考。这当中除了原本那种沉重的家人的期盼和自我的使命感外，还多了一个特殊的缘由，那就是我把我的音乐梦想寄托在了大学校园。当时对大学抱有太多的幻想，甚至认为大学就是天堂。
上了大学才知道，原来梦是美好的也是易碎的。正如火花是明亮的，也是短暂的。曾经的一切只能在记忆中寻找。但同时很长的来路也摆在我的面前，顿时感到世界的陌生和自我的孤单，这样的心境只有Beyong那首《谁伴我闯荡》最能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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