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金黄的斜晖映红了天际，似傍晚，却是朝霞。从这一天开始，我就要背井离乡了，这时的心情已经分不清睡和醒，不分辨朝与暮。自此一去，我居然有整整七个年头没有回到水云村里来。
卧铺车上开着空调，悬挂在车厢里的电视吵吵嚷嚷打打闹闹，声音含混不清，车子本身也抖晃着，这些都起到不错的催眠效果，一路上穿越无数城镇和乡村，好像钻进了一幅辽阔的立体画卷。我迷迷糊糊睡过了晌午，然后睁开眼睛看外面，回味刚才所做的白日梦。把一些零碎的梦境拼凑起来，我多愁善感的心思就愁绪绵绵，怯懦的恐惧让我在瞬间害怕今后的生活。一辆破旧单车闲弃在尘封的屋角，在一扇黄油漆已然斑驳的门背面残留着几首用铅笔写的诗歌，我刚刚能够背诵它，村子里突然下起暴雨，整个金水河变成了烟波浩淼的江海，我成了一条孤独的鱼迷失了方向，我依稀看到茂盛的水草疯狂丛生，簇拥着屋子，一些巨大的荷叶亭亭如盖，汇聚成一片魔幻般的绿荫……梦醒时分海水全部退去，所有熟悉的地方成了荒原，却始终侥幸能在那里等到一个踩着单车在山风里飞翔、却没有惹人特别注意的孩子，他也许还呆在那里，守候着只能用眼神去表达的孤独。
十八岁出头的年龄虽像一张白纸，在落笔之际却已经容不得犹豫停留，春春像一场考试或比赛，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当我从长期走神的状态里蓦然清醒，才知晓自己在这条路上已经行走出很远。
这是我第三次次来gZ。这座历史悠久的南方城市如今经济繁荣工业发达，地北天南的人们都聚集到这富庶的地方，把它建设成汇集财富与梦想的天堂，有人在这里找寻生活，有人在这里安居乐业，更多的年青人是来这里实现人生价值。马路上每天都有无数车轮在转动奔波，把乘客带去某些地方，周而复始往返不息。我一直认为不是车轮子把我带去某个城市，而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把我引去那里，在那城里我将开始未知的人生，据说这叫步入社会，也是我悄无声息的仪式——成年礼。
前一次来gZ还要倒回去几年，父亲带我入住一家小旅馆。**的一次性牙刷，小得像糖块的香皂，浴室里的莲蓬头喷洒着温热的水流，弥漫着洗发水的奇异气味，所有的电视频道都是说白话的，抑扬顿挫，是一种流畅到完全听不懂的外乡口音。那时我就体会到“人生地不熟”的酸楚，许多年以后我才能够用合适的文字在日记里草草了事地描述那种心情，并不得不认同那是一门可以让我生活得更好的语言。
gZ“城西花园”的建筑工地，住宅楼就像动画片里的蜂巢。我回到工棚，父亲要我在那里先呆着，有空自己去外边转转，看是否能够碰到工厂招工，我照办了，信步走出很远很远把方向整丢了，回来的时候不停地向行人问路，我终于看到一片熟悉的草地，还有门口的花坛。
一些没有盖好的大楼被青色格子网包围着，像晾晒几张巨大的鱼网。我不知道那就是将来给城里人安居的住宅，也不知道那鱼网是起防护作用，只是认为那鱼网上悬挂着的条幅有足够庞大的售楼电话，那一串数字既醒目又好记，在如水的月光里，我坐在草地上看那几个数字，它们在波动，像浸泡在水里一般泛着神秘的波纹，一阵凉风从遥远的城东吹来，我望着那个方向。
两天了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出了城西花园一路上虽有不少小型工厂，但他们不需要我。我在草地上看了六个傍晚的华灯初放，父亲才说要带我一起去找工作，我又来劲了。
我吃惊地发现区区一元钱可以绕遍偌半城区。但是车子在城里绕着开，需要花费时间。我还不知道时间对于成年人意味着什么，还像一个小孩子好奇地坐在车厢里希望车子没完没了地行驶下去。不要停下来，我不想下车，看车子到底能够带我走多远？
（2）
下了车，我和父亲并肩走着。我觉得自己和他一样高了，甚至还要稍微高他一点；他眼角有似有若无的鱼尾纹被我发现了。父亲当时已经三十八岁，直奔四十而去，算是中年人了。
我以这种行走在陌生城市的方式体会到他的辗转与沧桑，在他身边我才觉得这座城市并不是冷漠的屋子或人体森林，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到处走走、主动去寻找希望。他带我去了人才市场，招工栏里许许多多的工作头衔看得我头晕。
他带我去了一座摩天大楼，我仰望着大楼，整个身体几乎要向后倒了下去。我们和一群人走进一个小小的铁盒子，两扇门合拢，铁盒子把我们带到三十几层的一间办公室门外。铁盒子是我在电影里了解到的电梯，初次接触它我就头晕不适，需要调整呼吸。
宽敞的楼道里灯火通明，像是璀璨的宫殿，那地方那么高级，我以为好运降临了。我皱着眉头和父亲在门外等候，约摸喝完一碗茶的功夫，门开了，里面走出两个人来，他们表情很平静，看不出半点忧愁或喜悦。父亲进去了，透过窗明几净的玻璃墙，我看到他在和里面的人交谈着什么。父亲有点拘束地浅坐在一张黑色沙发上，里面的人只现出半个身子，不停地做着手势像在高谈阔论。从手臂上看他穿着黑色外套，露出雪白的衣袖，递给父亲一些纸张，可能是一些合同之类的资料。出来之后，父亲失望地说：“原来是招清洁工！”我有疑问：“招扫大街的清洁工吗？”“”父亲说，“是蜘蛛人。”我懂了，我曾看见过蜘蛛人，他们吊在高空作业，像是执行太空任务的宇航员。恐高症和不安全的顾虑齐齐袭来，虽然我俩的年龄都符合这个职位，但立刻断掉了这个念头。
走出摩天大楼，父亲突然停住了脚步。他昂首挺胸，眼睛微微眯着好像眺望着云端。我知道他曾多次来到这里——在他更年轻的时候。他可能回忆起往事，有点失意又略带得意地说道：“那座大厦里头有一家南方期货公司，我也在里边上过班呢！”“好气派呀！”我由衷地赞叹：“在里面上班的人要回到地面来吃午饭吗？”
父亲一边走路，一边颇有条理地讲述着他在这座城市的往事：约四年前，他辞掉s市“科技服务中心”的主任职位，提着一只公文包来到这里，凭着公文包里的《经济师证》他进入了一家期货公司当业务员。“那就是帮人家跑腿！”父亲说，“两个月试用期下来，我一个客户都没跑到，还倒贴车费。”我不懂“跑腿”何意，却听懂“倒贴”是怎么回事，反正和“亏本”差不多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他乘坐电梯从高耸云端的楼层回到众生平等的地面。当年大舅舅正这个城里承包一些小规模的建筑工程，父亲想去那里挣点钱，只是他必须马上变换生活模式——由体面的业务员打扮回归到衣着朴素的农民工。于是，临时演员换妆一样，他扔掉那些廉价领带和茶色墨镜，把洁白的衬衣折叠起来压在箱底，再也不担心它们会变得皱巴巴的需要熨烫。他仔细地掏空各个小袋里的零钱、硬币或欠条之后，和他使用多年的真皮提包忍痛割爱。父亲说：“我运气不好，又不会使用电脑，更别说看懂英文，在现代化办公大楼里，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乡巴佬……”没这么严重，在母亲、森子和我的印象里，父亲其实只是个不太会种地、不太愿意打理田地的农民。
我一路无语，低头走路。父亲其实换了一双新鞋，早几天他从工地上回来的时候穿的还是一双破旧不堪的工作鞋。上半夜里我有点失眠，就从行李袋里掏出铅笔和小本子，然后老老实实平躺着，手摸索着移动的笔尖，写点东西来打发时间。我睁开眼望着异乡的夜，用特殊的姿势认真而庄重地写下一些句子。第二天一醒来我就迫不及待地看写成了什么模样。那是一些歪歪扭扭的字迹，一些笔划若即若离藕断丝连，就像我们分居异地的一家四口，但我还是看到全貌，它像宣言更像叹息：
“无论我们穿着什么样的鞋，始终要行走在这土地上；无论人们每天是怎样的心情、过着何种状态的生活，人们都要聚集在此，在这个自己选择的地方，欢乐或者忧伤，富足或者贫困，卓越或者沉沦；但是，这里永远是这里，某一天，我会离去，某一天，我会回来。”
（3）
gZ城里有一条声名远播Z江。母亲去了Z江对岸的一家制衣厂，父亲还在带我四处找事，顺路去制衣厂里看了看。制衣厂的宿舍很大，挂了许多蚊帐就显得拥挤不堪。gZ城里我的求职始终没有一次成功，表格倒是填了不少，每次还缴纳十元或三十元不等的无谓手续费。
某天傍晚，到了Z江码头我又一次看到了船。我没有说话，平静的江水，斑驳的船体，安静的乘客就是我印象里的Z江轮渡。我对父亲说：“我不在这里如此折腾了，换个地方看看。”父亲就带我去到Dg市的DJ镇，一个工厂云集的工业城镇，表姐和表姐夫在那里，没准遇到及时雨。
表姐和表姐夫在DJ镇的一个工业区里租了两间屋子用来开小排档、卖宵夜，虽然辛苦却还能嫌些钱。抵达那儿的时候已是薄暮时分，表姐正坐在小凳子上剪田螺，我觉得好玩一剪就是半个多钟。我左顾右盼，打量着整个工业区，像学校，又没那么安静也没有严格的纪律。门前是一个阔的球场，不计其数的红男绿女从眼前路过，隐约显得骚乱和浮躁。身材微胖的表姐夫嘴里叨着烟，背着一个小腰包勤快地出出进进，把音箱、功放机和电视机统统扣出来摆好，这样客人就可以在门前唱露天的卡拉oK。父亲帮他拿出插座牵出电线，那架势好像准备放映露天电影。
真是漫漫长夜异常难过。这一夜我帮忙端盘子、清理餐桌，送啤酒，忙得晕头转向不亦乐乎。好不容易熬到凌晨一点半，自己终于也能够坐下来吃点东西然后收掇桌椅家什。“这样晚睡觉我受不了！”我和父亲这样讲。父亲安慰我说：“临时给帮手嘛，明天姐夫带你去找工作。”我有点不信：“像小舅舅那样吗？”我看到放在店内的摩托车，心想这表姐夫大概又是载着我在巷子里一阵徒劳的转悠罢。
早晨，我听表姐夫说我父亲坐车回gZ了。我有点寄人篱下的感觉。但表姐和表姐夫对我都挺客气，我忙，还照顾我的情绪。这不，到了那里的第三天夜晚，有个食客对发火：“我叫的炒米粉呢？怎么还不端来？”我赶紧去拿，但拿错了，那人依然怒气未消：“我要的不是河粉，是加鸡蛋的炒米粉！”还操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对他的同伴说：“这样的小事都做不好……”那满脸的不屑和瞧不起我的表情非常经典，这对没见过世面的我来说当然是莫大的耻辱，我正想发脾气，被表姐夫看出了端倪，他机智地叫我：“小磊，大桌子那边的客人要啤酒，抱一箱去，这粉我端过来！”
不出所料，表姐夫果然骑着摩托车带我穿梭在DJ镇城区。他用小舅舅一模一样的语调对我说：“手摸稳了啊，莫掉下去！”感觉摩托就像漂浮在空中的单车，更稳更快犹如飞翔，城区屋子、树丛、广告牌纷至沓来，我真想在空气里舒展四肢，活动一下腰酸背痛的肌肉和筋骨。
表姐夫找过他三两个当地的朋友，但经过简短的寒暄和讨论后觉得他们厂里的工作都不适合我。我看到那些沉重大件的五金产品，心里明白了七八分：肯定是看我体格太弱，应该说我不适合去做那些工作。
就这样在摩托车上兜风，三天后还是没有找到工作。每过一天，我就“临时”帮卖宵夜，收碗洗碟子，还要趁客人少的时候赶紧洗刷。听着啤酒瓶咣当咣当的声响，闻到炒菜的香气，听那些既不难听也不好听的陌生歌声，坚持着，一夜，二夜，三夜，每回眼皮打架膝盖发酸的时候我都看手表：快凌晨一点了，要收摊了。收摊，就和小说里店小二说的“打烊”差不多罢，这个时候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再来吃宵夜的人我们可以拒绝了。
白天有空，我就在附近溜达。这次我携带了纸和铅笔，每到一个拐弯路口都画下简图记下方向。都是避免再次迷路，我得在小排档开启宵夜摊之前赶回来。
我走近一个独院厂房，看了门口贴着招工广告，问看门人能否带我进去试试。看门人带我去到一间办公室，说：“这是我们老板。”那里坐着一个正在用小杯子喝茶的中年男子看着我，用有几分滑稽的口音问我：“神粉证带鸟吗？”我赶紧掏出身份证给他看，他说：“这里的工作有的辛苦，你做不做得鸟啊？”我也想赶快知道什么工作自己到底做不做得了，他指着隔壁对看门人挥挥手：“你带他先去看看。”看门人带我到隔壁，那是一个篮球场大小的车间，弥漫着一股铁锈味和油漆味，有五六个中年男女在做事，他们有的把一块块黑不溜秋的铁件抬进水池，有的把喷好油漆的门板小心翼翼地搬上小货车。
不就是抬东西吗？我觉得自己行。问清楚这里包吃不包住每月工资有600元，我喜出望外，渴望已久的“工作”这么爽快就有了着落。老板说：“嚎，盐轻人那你下午就来上班，深混证先押在我这里，七天以后你可以来拿。”
（4）
一想到当晚不要再做宵夜摊的临时服务生，我就心情大好地回去报喜。表姐见我高兴，吩咐我不要得意忘形，要小心做事注意安全，她写给我一片纸条：“有事就打这个电话！”
在车间，几位叔叔阿姨都很照顾我这个新来的工友，要我不要忙着做事，先熟悉一下游戏规则。其中一位师傅告诉我，那些水池里是稀释的盐酸或硫酸，除锈用的，这个独院厂房主要做门窗除锈、喷漆和包装配送。我的主要工作暂时就是用毛巾擦洗从客户那里刚拿回来的门板。这事情真的挺无聊，时间久了我觉得很累，一边擦一边幻想：门板上会有题诗吗？诗没有，文字和图案倒不少。那些陈年的痕迹和尘污被我手中的毛巾渐渐拭去，一想到门板将被翻新，旧貌换新颜的成就感令我倦处生神。
到了吃饭时间，几位叔叔阿姨在一张小桌子上摆好饭菜，或站或坐随意地吃起来。他们都有自己的碗筷，见我没有，就不知从哪弄来了一个洋皮碗给我：“铁饭碗，摔不坏的。”随后就不只是擦拭门板了，我的主要工作变成了抬。沉重的门板，重复的动作，非常单调也很吃力，我都一一招架并且挺住，终于三天了。这三天里，我每天晚上都加班到十点，回到表姐夫的小排档恰好遇上工人们吃宵夜的高峰期，我不想早睡要去帮忙，表姐说：“小磊你上班累了就去休息吧。”看她挺忙，我还是决定一点半以后休息比较踏实。他们不知道，那时我认为抬门板比端碗碟真的要费劲得多。
于是我找到翻新门板的老板，模仿他揶揄的语气说：“老板，我不要公鸡鸟！”以不要工资的代价，我一气呵成地拿回了仅仅抵押三天的身份证——那张神奇的小卡片是我的灵魂和信念，我把它拿在手里，觉得生活的希望又回来了，就在自己手中。接下来我又去宵夜摊上帮忙，夜深人静快收摊的时候，我自己也要吃点东西才睡得着。表姐夫叫我陪他喝啤酒。
我想到了县城，想起友情笃诚的学友，我和他们在一起喝过这东西的。淡黄的液体下肚，只觉得味道苦涩如斯，年少眷念如影随行。高考失败并非末日，却算得上切肤之痛。和阳波、贺中夏他们相比，我以落伍者自居，这样不自信已经是一种自甘沉寂的悲哀，不知要有怎样的机遇和运气才能改变？我抬头仰望，看见晶莹的夜云和圆圆的月亮。
我好像开始“热爱”这宵夜摊的“活动”，但表姐夫不久就帮我找到了工作。我用公用电话打电话给父亲，告诉他我要上班了。父亲在电话那头欢喜地问：“哦，么子厂啊？”我大声说：“玩具厂！”
玩具厂里人还真不少，都是年轻人，但我觉得自己和这群男女不一样。具体哪里不一样？很怪，说不上来。进了车间，工头拖来一个凳子要我像别人那样挨着长方桌坐下，只见那张桌上堆满了玲珑精致的玩具小狗，我拿起一只来看，小狗肚子里塞有饱满的棉花，布套却是我早已熟悉的绒布，早些年小舅舅曾给我寄过用这种布料做的衣服。
车间的屋顶挂着几个黑色喇叭，放着粤语歌，一首接一首，比宵夜摊上的歌要好听多了。转速很慢的的吊扇酷像电影里直升飞机的螺旋桨，雪白的光影闪移不定。陌生的工友彼此相望，我向所有的人友好地微笑着，但并不认真地正视他们。这时工头抱着一个大袋子往桌面上倾倒，哗啦，一些鲜黄的塑料方块堆得像小山，乍一看挺像是父亲当年在s市双清饭店里玩的麻将。拿起来瞧，方块都带着一条小尾巴似短拉绳，我用力拈住，一拉，放手，一陈震动……
和别的人一样，我的工作是用针和线把这个小振动器缝进绒布小狗。刚开始向旁边的一位大姐学会迅速的穿针方法，别的人看我戴着眼镜穿针，觉得好笑，向我指指点点，我当作没看见。
刚开始学，速度不快没法记件，只是不知道这“计进”要到什么时候？我没多想，做下来了，两个星期过去了……随后九月份也不知不觉地来了。九月一号那天我陷入了抑郁，这一天以后，大学都要陆续开学了吧？我的那些朋友们正意气风发地走向校区和图书馆大楼吧？
那天早上我一反常态，站在厂门口的小河边狠狠地吸着烟，直到八点整才去车间。有一个自称李子的青年向我靠近，他和我寒暄，我们很快成了那种只要一支烟、一个点头就彼此认同的朋友。
这两个星期里，我习惯了早餐和宵夜都吃白粥和咸菜。工友告诉我，这里的人是不吃辣椒的，所以我也只好入乡随俗。我们住在狭小的宿舍里，我把鞋子脱了用袋子装起来放在上床，然后爬上去，蜷曲在铁架床上，听那些青年人的南腔北调，人们好像是集体来这里避难，如同惊弓之，听那些难以琢磨和几乎不可能听懂的方言，像是在吵架，又像是在诅咒。
（5）
有了新朋友，我的话也就多起来。边说话边缝制小狗，效率上去了，但怎么也达不到能够计件的水平。我不免犯了嘀咕自言自语：“这计件之说莫非是个谎言？”李子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兄弟，你真聪明，这么早就看出来了！”他向我伸出大拇指，然后到在我耳边说悄悄话：“这个计件标准经常改动的，在这里没做满两个月你连工资都拿不到！”我扔掉手里的小狗和针线：“你怎么知道？你做多久了？”
李子的回答让我失望：“我听别人说的，我和你一起来的。”我懒得看他的表情，继续做我手上的事。听他说：“我到DJ镇两年了，这里的城北城南我都熟悉！”这话说得平静大气、自信坚强，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问李五：“你今年几岁了？”李子说：“十七。”我说：“我十八，你得叫我哥！”
这么说初中都没有读完，李子十五岁就出来混迹。当他知道我读过高中，而且“还差点就上了大学”，立马表示崇拜：“不得了小磊哥，你是人才啊！羡慕你！”我摸摸上衣口袋的白沙烟，我掏出来送给他：“李子，晚上带我出去吹吹风。”
李子对DJ镇的布局真的很熟悉。我们走出工厂宿舍约有一里地，沿着一条装置了防护栏的河提步行，到了繁华地段，李子四顾无人，径直钻进一个停放单车的棚子。不消片刻他推出一台崭新的单车：“哥，我来载你，坐上来！”
已经过了晚上九点钟，河岸的路灯和商店互相辉映，一些灯光倒映在河水上，悄悄荡漾和流动着。李子的身体很强健，载着我健步如飞越过街区，无论路上有多少行人，不管对面过来什么车辆，复杂局面他都举重若轻，一路不曾下车，倒是我我坐得久了，屁股被硌得疼：“李子，我们去哪里？”李子半开玩笑：“去看我女朋友。”
他载我来到一个公园门口，那里有许多结伴而行的女孩子，她们没有打扮成彩裙公主或小家碧玉，都穿些款式呆板颜色较浅的工衣，她们灿烂的笑声偶尔穿透了公园上空黝黑的簇簇树叶。
李子在路边望着公园门口像在检阅凯旋门的列兵，我陪他一起等候了好久好久。我口渴，去买水，顺便拿了两片冰镇西瓜。我回到原地，递水给李子，觉得不对劲，他好像在哭。夜黑，离灯光又远，我看不清楚他流泪的样子。
莫非他在我离开的时候就失恋了？我递给他西瓜，李子伸来的手猛地一震，他整个人警惕地弹跳起来，西瓜被打落在地，不能吃了。我震惊不已如临大敌——李子这时平静下来：“你……哪儿买的西瓜？你刚才用刀子……切……切了吗？”
我莫名其妙：“你发什么神经?你女朋友跑了吗？”李子讲出了令我惆怅不已的实话：“她在一年多前就走了。”……一年多前，李子在这里遇见他的女友，但他的女友同时也是别人的女友。结果在这公园门口，李子被人用西瓜刀刺伤了。在冲动与暴力的状态下，刀锋所指势必染血，否则纷争很难止息。那个夏夜，两个还没成年的小男人也许不清楚什么是爱情、却实实在在为爱痴狂地扭打在一起。刀砍伤了李子的左臂。此后，那“刺客”兼“情敌”暂时去了城东监狱享受包吃包住的待遇，而李子却带我回到这里等候一个也许离开DJ镇远走高飞的女孩。回来的路上我问他：“右臂如今还疼吗？”李子说：“心疼。”我追问他：“女孩长得漂亮吗？”李子说：“与漂亮无关。”
换我骑车，我踩了一段脚程，李子开始叫停。“为什么！”我不理解：“骑回去算了。”李子说：“车子是我偷来用的，我要还回去！”我又领教了他的出奇不意：“你还真算个人物，充满传奇色彩啊！”话音刚落就照准他厚实的背部狠狠砸去一拳，冷不丁说：“我已经辞工，快到期了！”
（6）
当我想念家乡桂花，九月份又快结束了。母亲去了sZ一家饭堂做帮厨，父亲还在工地上做些零星的活计，大舅舅承包的工夫不多，他正在犯愁自己要闲下来了。国庆节，我带了简单的行李离开了玩具厂，离开了表姐夫的夜宵档，我要去sZ，那里有母爱。
李子和别人争女朋友的故事虽然情节简陋又戛然而止，我却相信是真的，因为他的手臂有一道长长的伤口。但他说不做满两个月就拿不到工资，那是骗人的。那几张泛红的钱我如愿地拿到手了，它们是我打工生涯的第一份工资。它们就像电影票，sZ城就是一个大剧院，我要赶着去进场。
我从DJ镇先回到gZ，父亲再带我一起去sZ。到了边检站，一些人热心地凑上前来问“过不过关”，父亲警惕地拉住我，低声说：“别理这些骗子！”
父子俩站在人群里，突然来了一台三轮车，一个不修边幅的大叔懒洋洋地问我们：“老乡你们要去哪里？”父亲说某某路某某号，大叔说：“哦，我知道，二拾块钱顺利送到，怎样？”虽然有点贵，但父亲还是答应了。三轮车载着我们和行李，有点吃力地摇晃，那情形让我觉得穿越时空、正在乘坐民国时期的黄包车。没过十分钟就到了目的地，感觉不是想象当中好么远。父亲给钱的时候觉得不合算：“你只是绕了两个弯！”其实这一趟如果知道乘车路线，坐经过边检查的城巴每人只需一块钱，而且五分钟可以了。
母亲天性随遇而安、适应能力好，她在这里做着自己最熟练的事情：切菜，洗碗和打扫卫生。她叫我在饭堂休息一下：“磊磊，明天会有个师傅带你学装修，你要听师傅的话，好好学手艺。”
晚上，父亲和我睡在饭堂的长凳子上，我俩都是o型血，招徕大量蚊子，应接不暇难以入睡；加上陆续来饭堂吃宵夜的人还在唱歌、咆哮……失眠指数不亚于身在DJ镇上表姐夫的小排档。
翌日早晨，父亲又回gZ了，我留在sZ城西这家饭堂。听妈妈的话，等装修师傅来接我。两天了，他还没有来。我又帮饭堂卖起早餐和宵夜来。这情形又跟DJ镇的经历如出一辙惊人雷同，那阵子我的生活就像一场接一场的玩笑和闹剧。
且说在我的脚后跟刚离开校园门槛不久，森子就在家乡郁郁葱葱的东山岭就给母亲打来长途电话。森子已经通过选拔考试考入县第二中学了。那是省重点高级中学，森子朝他的大学梦想奔路了。“我真为他高兴！”我看了看饭堂墙上的日历：“嗯，这时候森子应该在县城读书了。”
不久，森子给我和母亲写信来了，他说“难得哥哥有了收信地址，要和他谈谈心，请教一下怎样安排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母亲说她心里难过，拿出森子寄来的照片。我看到了那张彩色照片：森子穿着一件无领T裇，两个白袋子、就是家乡那种曾经用来装尿素的袋子，由于编织的纹理很像剥下来整平的蛇皮，俗称“蛇皮袋”。一个搭在肩膀上，一个搁在地上。森子在阳光下微笑着，他身后是一些陌生的行人，还有县城汽车站的标志建筑物。
“磊磊，如果你弟弟将来真的考上了大学，我们该怎么办？”母亲问我，我没有马上回答。于是她开始嘲笑弟弟定格在照片上的模样：“你看他像不像那种挨家挨户收鸡毛鸭毛的？”她耸着肩膀笑，我却敏锐地发现了她闪烁的泪光。我也看出弟弟内心的脆弱和恐惧，那两个蛇皮袋正透露他骨子里深重的自卑，他的口袋里只有生活费，没有零花钱，他的使命是考上一所比较有前途的大学，而不是在县城里闲庭信步或南来北往地看风景。在梦想还没有幻灭的岁月，他以自己的方式昂首挺胸唱响旋律短促的青春之歌，用一张照片向亲人表达热烈又坦然的悲壮。我深受鼓舞，看着夜空熠熠生辉的星星，在照片背面写了两行字，那是我在一本打工人常读的杂志上看到的：
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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