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寒假以前，在还没有下雪的时候难得有几个晴天。李双凤上楼下楼，联系八中老校友，选个时间坐在一起拍合影。“不是简单的拍照，”她向大伙说明，“要有点子！”我和匡友华、赵凡、陈知岭、易晓芳面面相觑，怎么玩？天天畅游题海的陈知岭同学惜时如金：“拜托不要整太长时间，我还有题目要做。”
调皮的赵凡提醒我：“有个女生观察你很久了，我初步判断她仰慕你！”这位名叫彭茹的女生真有赵凡分析的倾向，她是一位不惹人注意的女生，扎着偏短的马尾，头发上别着几个红黄相间的发夹。她总会时不时地看着我，我一直认为是巧合，没想过要想换一个更加理想的位置避开她纯真的眼神。有趣的是，自打我发现彭茹的秘密，她越来越讲究打扮了，每天换着不同颜色的衣服，梳妆精致像小家碧玉，宛若一抹飘落校区的彩虹。
没想到她还有令我更加佩服的举动，有一天，窗外阳光明媚，彭茹拿着《云溪》副刊，在朗诵我发表的一首短诗。我高兴地看着她：“如果是我自己念，肯定也用你这语气！”她念完之后，嘴角乍现梨涡，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魏小磊，你坐在这里，就像一座精彩的城市，真的！”我也让她高兴一阵子：“鼓茹，其实我早就记住你发夹的颜色了，真的。”
彭茹把渺小的我比喻成一座城市？像她蒙娜丽莎似的微笑。许多年以后的这个瞬间，我觉得她的那个微笑是最迷人，勇敢自信，真情流露，有限的青春秘密因此变得清新、大气而辽阔，彼此欣赏，真诚坦荡。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喜欢某个人，又何尝不是展开想象的翅膀，为了表达内心，只愁用不完合适的言语，描述不了令心灵悸动的色彩。
当那位长头发的艺术家来到六中校园，我请他来拍纪念照。他端着相机耐心地等待我们布局，以老朋友的微笑看这群风华正茂的学生。我们列队清点人数，一共有五十四人。李双凤幽默地说：“刚好凑齐一副扑克牌！现在给大家每人发一张牌，只要是拿到一样的牌都要在一起合影！”我拿出兜里的新扑克，迅速地把牌发出。拿到扑克牌的人都乐了，纷纷组队去到艺术家的镜头前合影。最后有人高喊道：“哪两个是大小王啊？请站出来！”易晓芳一反文静的常态，眉开眼笑蹦跳着：“我是大王！我是大王！”我手上正是小王。在一阵笑声和喧哗里我不好意思地站在她身旁，有些小拘束。我当时想要把这张照片送给罗洛，让他看我的时候也看到他祝福的女神。我不敢正视易晓芳的脸，学着她的样子，把扑克牌放近左肩，得意地看向镜头。
接下来我们拍摄列队跑步，最后是全家福。郑校长、金老师和童老师应邀前来，我们从教室搬来椅子请先生们入座。为了迎接重头戏，艺术家庄重地从背包里掏出另一副相机，在操场上距离人群十多米的地方支起三脚架。列队的规则是按身高分前后、以友情论左右。我迅速作出决定，拉着匡友华，站在陈知岭的身边。我愿意和强者为伍，也愿意身边有棵常青树，闪耀着欣欣向荣的夺目光环。我当时穿着一件仿制的深蓝色中山装，衬着白色衣领，和陈知岭“撞衫”了，他的穿着打扮和我像极了。我表情严肃，百感交集，这个镜头定格在照片里，我想：陈知岭数学老是得满分，我会写诗；他肯定也会想：我不会写诗，魏小磊做不对数学题。我俩站在一起互相陪衬。
毕业考试结束，学校请来当地电影院的师傅奉献了一场露天电影。镶着黑边的宽大银幕在电灯的背景下缓缓升起，像一块洁白巨大的手帕张抹在教学楼走廊外侧。虽然天冷，但捧场的学生挺多，高一高二的也不少。整个学校就像乡村风俗展览，女生们嗑瓜子吃零食，像大熊猫一样啃甘蔗；有男生偷偷地喝酒和吸烟。银幕上不停地变化着色彩切换着画面，那斑斓光影浮动着，像一条时光之河在青年们身上流淌。像龙小涛这样的小伙子闲不住，相比电影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活动，他们到处走动，在人群里找寻要好的朋友，说说话，吹吹牛皮。他找到我说，怕黑，规规矩矩地坐着怪寂寞。
翌日早晨，一些学生开始“胜利大逃亡”。他们性情活泼，又重情谊，那些四处流转的留言簿，就是他们的创举，他们推波助澜，让同学录成了校友录，超出了年级的范围。高考这个指挥棒不能使他们站在乐队里滥竽充数，他们全然没有重压之下的阴影，这种压力和他们无关，他们洒脱地退出了“七月大合唱”。
111班的班长也在这一批同学中，没有欢送晚会，他们悄无声息地走开，穿过那冰冷的空气，像游动在风之海洋里的鱼，去寻找乐园和栖息之地。薄薄的春雪覆盖了他们的足迹，我们踩着浅浅的雪走进隆冬，走近春天。
那个酷爱打篮球还写点小诗的班长走后，我接任了文科一班的班长，当老师来到讲台说“同学们好”，我有纛生硬地喊道：“起立！”随着同学们齐声“老师好”。这音量明显减弱，偌大的教室显得宽绰有余，座位调换完全自由，想坐哪坐哪，一张张课桌就像大陆漂移，学生成了灵活机动的游击队。有一点是让我万分郁闷的：无论我座位换在哪里，都做不对诡异的数学习题，在几次练习里，我的选择题得了两次零分。
毕业会考过后，不参加高考的学生们在预定日期统一离校，不再继续上课。毕业生队伍“减员”较大，学校想把四个毕业班合并成两个班，通过让学生投票，反对票占多数，于是继续保留原有班级编制。文科一班在校史上班号是110班，原有六十多个学生，其中有六七成的人留下备战高考。这样一来，毕业班仅有一百八十多名考生。毕业班的规模太小了，不热闹，有点像八中的翻版。就连我们自己都感受到教室突然显得局促，像匆匆失去的光阴。学校扩招计划早已紧锣密鼓，在乔木林梢，在建的新大楼正在增加高度。
（2）
过桥上岭，去了趟外公家，返回的时候刚刚走下东山岭已是傍晚，薄暮像一袭轻纱轻轻黏来，像一件如影随行的衣裳，冬天的夜总似来得要早。庞大的“象形山”俯卧在夜色里，山上的树丛托起斑斑点点的残雪。走过象山下的集市路段，我瞧见大门紧闭的“供销社”，一阵子出自大铁皮桶的煤油气味穿越童年时光接近鼻息。十几年前年轻的母亲抱着不愿走路的我多次来到这里，看阳光下熙熙攘攘的集市，尝花花绿绿的糖果，看万物纷呈的货摊。
已是大年二十四，和拱桥镇集市一样，这里白天的时候已经开始连场了，户户人家置办年货，集市上人声鼎沸，买卖两旺，讨价还价，各种蔬菜、水果、布匹、成衣、干货、水产、玩具、厨具等生活用品把这沿路装点得极致繁荣。这里不赶集的时候就特别安静，听森子说，平时一些像外公和爷爷这样的老人都喜欢来这集市上凑凑热闹，要么他们害怕孤单，要么他们怀念生龙活虎的年月，或是在接踵摩肩的过程里遇到某个相好的老朋友，互嘲一句“老不死的你还活着”，或是互相问候“这两年身体还行”之类，惊喜之余谈谈家常，说说地方上的趣闻佚事。
走过象形山，右手边有个乡医院依山而建，小医院有几间房子开着灯，暗紫色的墙外有块贴满公告的黑板，挂着浅蓝色布帘的大窗遮住了似有若无的青霉素和医用酒精的气味，在侧房的墙根可见青苔的印痕。沿着金水河畔的公路疾走，我看到更多的灯光像分散在旷野的群星，那点点光芒或桔黄或银白，或洒遍墙壁和屋前，或勾勒着窗格和人影，在广袤空间里平静祥和。
农历年是一场隆重的仪式。冉冉时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周而复始，时序轮回。年前人们还在感叹这几年的雪是一年比一年浅，这年来了一场热烈的厚重，晨起，推开窗子外望，白茫茫地刺眼，邻居家的两只小花狗在雪地里嬉戏着打滚。
父亲从市上提回两尾草鱼，在砧板上忙乎了一阵子，烧开一锅水，把鱼块倒下去，点燃几张褐色的枯叶，扔进锅里捂上盖，十分钟后再揭开锅盖，把切成碎段的青翠蒜叶撒下热气腾腾的汤里，放胡椒、辣椒粉和味精，汤翻滚着白沫，舀出来分几个大瓷碗装盛。刚开始，鱼汤还是清澈分明，片刻就凝固了，一层鲜黄的油膜浮在最上面，这就是乡里色香味俱全的冻鱼。
我切开几只橙子，屋里清香弥漫，浓郁别致，糖果、花生和零食盛在大盘子里，食欲可以不得片刻停歇。我拿起那本《代数》题集来翻看，高考焦虑一年到头不得闲暇，效率其委实有限。家里人笑我“三十晚上催年猪”，“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我不停地翻看并思量对策，然而终无所获，书本里又残留了新的气味。这气味催生感动和焦急，好像穿越到夏天炙热的空气里，抓着轻如鸿毛的准考证，握住千钧一发的命运。
入夜，迎来除夕。辽阔的大地上无数家庭庆祝着这个传统的亲情时刻，温馨，庄重，悠久而虔诚。母亲在八仙桌上布置好碗筷，倒酒，向菩萨和祖先祷告，然后要燃放鞭炮，森子抢先一步点燃引线往屋前干脆利索地一扔，噼里啪啦的爆响此起彼伏，看来同乡风俗绵延甚远，乡亲们都熟谙这个程序。
我和森子早已过了贪玩的年龄，马路对面，三叔的两个儿子，我们的大小堂弟正燃放烟花，玩得起劲。一支支炮仗发出尖锐的鸣响钻入夜空，火树银花绽放，在闪闪亮光中，三叔那幢许多年都没有贴瓷片、裸露着外墙的房子像透露着掩饰已久的困窘，像人们不喜欢深刻谈论自身的根本处境那样，偶然被谁察觉。
（3）
看完电视春晚，我就回房睡觉。父母亲还在窸窸窣窣地打点大年初一的拜年礼品，在楼上还能听见厨房里的响动。寒冷的夜，被窝也是冰凉的，一觉醒来又是一个崭新的周期，什么也不想，屋外炮竹声声，不是喧嚣面是欢快的祝福，就这样进入温暖的梦乡。
天没亮，我和森子被母亲叫醒了，下得楼去，桌上已经摆满大碗菜，我们吃饭迎接拂晓黎明。天亮了，我们就近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拜年，然后背着礼包都望象山集市而去，要翻过东山岭去看外公外婆，也去见见分别已久的亲戚们。
在田野和山谷间鞭炮声回响不停，一些拖家带口的男人肩上挑着小担，嘴里叨着烟，手里拿着拇指粗的散装鞭炮，点燃引线甩向空中，响亮地向亲友宣告正有亲戚登门。田间小路上有不少鞭炮碎片，阵阵青烟升腾飘忽，漫过水田上空。年前犁过的田里积水成冰，偶有散炮落在上面，炸起碎冰。
穿过竹子簇拥的小路，经过碧水荡漾池塘，我看到了澎湖湾，那间老迈的木房子屋梁微微倾斜着，常年敞开的三米多高的大门左右贴了红红的春联。勤劳的外婆把家里收拾得和往常一样干净整齐，外公乐呵呵地坐在矮脚长凳上往灶里添柴火。我们来得不是最早，此前姨父一家早就到了。陆续来了许多亲戚，舅舅，姑姑，姨，表哥表弟表妹，从大门鱼贯而入，像要召开家长会，可以用一二三去编号了。
年长的亲切地叫我的小名，年幼的叫我哥哥或弟弟，那场面足够感受大家庭的喜悦和温暖。孩子们有了玩伴自得其乐，大人们家长里短，寒喧新年计划，去哪里挣钱发财，或是聊聊家常：孩子听不听话生不生病，读书怎么样，身体长高了没有。森子说那是红楼梦里的人群，他曾经这样评价《红楼梦》印象：“就是一大家子人经常聚会，你方唱罢我登场，七嘴八舌。”我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多看，跟我一样，把这部古典小说当成枯燥的工具书束之高阁，一年，两年，三年，一直没有耐心也没有打算去通读，断章取义一知半解。
但这个观点颇有趣味、清新独特，令人顿生遐想、倦处生神，回到安静的自我。一群人在一起，整体来看不像孤独的光景，但熟悉了某人的性情和困境，又确实能体会到人群里的孤单与苦闷了。俗话说“久贫无亲戚”，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本已不易，还要入乡随俗，各种人情往来，家用开支都要想方设法去挣钱来维持。我的父母虽然和善有人缘，但那几年和亲戚们走得并不套近、不够热乎，我看那些面孔都欠缺亲切，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疏离。在亲戚里，连续多年没见着小舅舅，听外婆和母亲说，小时候他是很活跃的，个子长得最高；许多年以前他初中没读完就去了外地，几经磨难摸爬滚打，他学成裁缝，在制衣厂做设计师，他会说那座城市的方言，在那里娶妻生子，买了房子，虽然和亲戚们疏远，但对外公外婆还是孝敬，每年都寄一万块钱回来，在这一点上他是最富有的。
大人们谈起了孩子读书的事，舅舅们问我：小磊，今年考得上吗？打算考什么学校？我弱弱地说：想考师范大学。姨父说教书太辛苦，录取分数线也很高，要加把狠劲！那几年“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好好学习的前景遭遇质疑；同时，坚定的求知者和精神建设者一直宣传那质朴的口号和信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除了节节攀升的学费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不少家长还认为送孩子上大学是一个赌注，何况有些事实证明这整个过程的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亲戚们议论，说远一点，有个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去年分到某局里，不知什么原因活活饿死了，这简直是骇人听闻；坏事传千里，后来有好事者了解到，该后生初入社会，性格不合群，虽然具体故事人们不都知晓，却可断定是性格和冲动酿成了他的悲剧；说近一些，某村的某某初中没毕业就出去当学泥水匠，几年以后还不做包工头赚大钱？某村的某某是个不进油盐久炒不熟的圆茄子，却在哪里都听得开，不是在城里做生意嘛，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言下之意，条条大道通罗马，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大学这事，考不上无所谓，考得上还得看看学校怎么样，今后好不好找工作。
灶火越烧越旺，火苗子不时蹿出灶口，迸出的火星子差点溅到衣服上，我趁势走开了，不想听他们侃这些，倒是外公说了句有价值的话：“没有养成健康良好的人格，饱读诗书也枉然！”他老人家的思想毫不落伍。
我向自己发问：恭贺新禧，又入新年，十八岁了，成年了，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吗？我在找寻，漫无目的。
（4）
记得寒假刚开始的时候，森子满面春风地拿回一张大奖状，像扯着一面荣誉的旗帜凯旋归来。在门前打扫卫生的邻居罗阿姨碰巧看见，对母亲说：“云朵，你八字好啊，两个儿子指望有出息，不像我家那败家仔。”然后唠叨着说：“如今哪，大学生扫掃扫得拢，遍地都是，不值钱喽！”话锋转弯拐角，一半不屑，一半哀叹。
奖状是对勤奋学习的认可，是一种文刍刍的精神鼓励。村里人夸赞人家的孩子会读书，就说孩子每个学期都领回“门板那么大一张的奖状”，形象幽默又诙谐夸张。回顾我的读书岁月，每到期中期末表彰大会，我大多数情况仅仅充当鼓掌的看客，还好我有平常心，既不羡慕，也不嫉妒，就当参加一场平淡无奇的活动，给表现优秀的伙伴真诚地喝彩。
我在李二和贺中夏家里都见识过奖状墙，整堵墙都是他们兄妹的奖状，像一枚枚放大的了邮票，迷人绚丽，奖状上的日期规律而不间断，像持续着一种自信。在简陋的民居里，这样的墙是精神，是触及梦想的富强，预示着这个家的未来有奔头。我们兄弟奖状不多，因此显得弥足珍贵。十三岁月那年我亲眼目睹水云村老屋的拆除过程，粘贴在木墙板上的几张奖状隔夜就不知去向灰飞烟灭。
母亲望着墙上的奖状对我和森子说：“过了正月我和你爸都要出门，你们在外公那里要听话，不要让老人家操心。”那一时刻我又感觉暖热不久的灶台又要变得冰冷，厚重的砧板又要刷洗干净闲置大半年了。要做晚饭了，也许灶里潮湿，我怎么也点不燃里面的柴火，灶口涌出浓烟，熏得我流出眼泪，呛得咳嗽。火烧燃了，森子遵从母亲的吩咐习惯往灶灰里掩埋两个红薯。
一个月以后，开学了，我迟迟不想搬去学校。清晨的天色依稀亮白，父亲母亲把装着行李的红格子包背在肩上，一步三回头，坐上村口鸣响喇叭的私人班车。车走了，我满腔失落和惆怅，看着水云村的路口出神。回到厨房，正要生火，铁钳触碰到灶灰里的红薯，掏出来拍打干净，拿到手上还有隔夜的余温。剥开烧焦的薯皮，我咬一口，香甜。看着空空的灶口，眼角不知不觉滑落了泪滴，具体缘由又捉摸不着，或许我是多么期盼一家人聚多离少的日子。小时候做家务是因为母亲多病卧床，我得自己挑水做饭和洗衣，那一年我才七岁。十一个年头过去了，日历翻过了十二生肖，在父母眼中，他们的孩子似乎快要真正长大了。
春天里万物复苏，将在夏天里畅快生长。像我这样充满萧条情绪的学生不多，大家快乐地安排每天的作息。黑板角上“高考倒计时”的数字越来越小，大家的态度毫无例外变得坚定，通过气氛融洽节目丰富的班会放松神经，给彼此积极的心理支持。倒计时可不是时光倒流，正是“暮鼓晨钟只争朝夕”，巧妙分解紧张情绪。
校园一角的桃花盛开了，匡友华曾设法组织分散在县城内外的拱桥镇校友，请他们聚集在某地举行一个晚会，但计划不了了之，年岁渐大，朋友们有了目标、有了自己的生活，反正有人说“相聚又怎样，片刻又别离”。我俩拿出拱桥镇中学的合影：还是炎热夏天，热浪肆虐，精力充沛的少男少女们看着镜头，或严肃，或轻松，或端庄，或思考，或搞笑，在方寸之间定格永恒。我们知道那一刻的神圣，事实也证明，物是人非斗转星移，年月流逝，唯有这轻盈的照片让我们把握整体，深情回顾师生情谊或同窗趣事，其余种种，包括照片里的面孔都会渐行渐远、天各一方。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建立长期联系的小圈子，终究会有些人淡出彼此的生活，不能互相见证生命的华彩，不能分享成功的喜悦，也不能倾诉承受挫折的心声，一入江湖两相忘，桃李芬芳各自香，好比有着永恒距离的满天星星，好比不同时节在不同地域各自枯荣的百花。
（5）
自从完成了“三级跳远”、“引体向上”和“一千五百米跑”三项考试，高三下学期的体育课基本取消，一律改成自由活动。为了保持学习效率和满意的身体状况，我恢复了抢在校园早操之前的晨跑。
当感觉食堂饭菜不好吃的时候，我看看站在远处或附近就餐的学生们，想喝母亲煲的排骨汤，想吃父亲炒的大碗菜。二月早春，外套里的温暖，有家的温馨。三月阳春，桃红柳绿，孩子们学习歌颂春天万物生长的课文，当成音乐与歌谣。春天的景象促使内心充盈信心和希望，我就这样平静地参加了三月底的模拟考试。
文具，准考证，身份证，薄薄的试卷……所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考定终身”还有着渊源。听年长的人说，最初的高考题有考对联，有高难度的智力游戏，极尽奇葩之能事，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这考试真的和未来有绝对关联吗？我信，又有点怀疑。
第一天考试结束，我有点空虚。走出教室，和煦春光照耀大楼，我瞅着那栋陌生的建筑，仿佛年前的大银幕还挂在那里。我把考题在脑海里“放电影”一般琢磨着，哪些选择题该做对却可能做错了。2B铅笔，一页长长的试卷，一堂伴随青春的课程——整个考试就是实战，两个沉默寡言的监考老师分别把守前后门，学校里停止了一切体育活动，禁止喧哗，安静得能听见几百米外云溪河水的流响。
我闭上疲倦的眼睛，躺在宿舍床上反省刚在考场上的表现：频繁看表，手心渗汗，写作文时笔尖颤抖……这一次我真的领略到考试游戏的严肃和残酷，分，学生的命根。有一点最终确信无疑：在薄薄的纸页上，笔尖可以依从大脑和心灵的指挥去跳跃优美的舞步，也可以丧失信心，像溃败的球队那样失魂落魄地满场瞎跑。读了十几年书，学生的心理素质和思维能力在这样的神圣时刻得到综合检验。有了这样的认识，我调整状态迎接第二天的关键科目：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英语。
这次考试成绩几时公布的我都没在意，直到有一天，还是有人提醒我：“班长，快去看看，格局都搅乱了。”我跑去看成绩，有些吃惊。我排名文科班前五，虽然总分数依然是500分，但数学及格了。赵凡这小子异军突起，居然考了570多分，成为文科班的夺标热门；理科班，匡友华也成了后起之秀，以600多分排在前五，陈知岭以666分的梦幻数据浮升顶端，他的名字和第一的位置很匹配。易晓芳英语科目发挥失常，以570分排在第八位。
这次会战尘埃落定已见分晓，一批平时声名不响的学生闪亮登场。平时波澜不惊的他们上演了后来居上的好戏，令人鼓舞，顿生“王候将相宁有种乎”的豪气。老师们在讲解试题的时候神清气爽心情大好，说这些小鲤鱼要跳龙门了，以前的大鲤鱼更要追上。
当桃花落尽，在流水里轻灵地打着转，已是四月暮春，油菜花开，雪白的鲜黄的像缎子一样铺陈，一直绵延到远山脚下，从高处俯看，缎子在风里晃动着波纹。我陪着王曦去学校外面的河畔写生，看他支起画本，调好彩墨，拈起画笔描绘对岸绚烂的油菜花田，洁白的纸面就像前面的人生，看似空白，随着泼墨和画笔的行走就有了丰富的内容和形象。我忽略了分数的影响，卸下心理包袱。我知道再怎么折腾也万难做到异军突起，来不及后来居上了。春天的脚步已经加快，绿色浓郁，苍翠欲滴，气温也缓慢上升，那个令人疲倦、困顿又充满活力动感十足的夏季就要莅临。
五月多雨，乡土步入农忙时节，插秧的人听到竹山里从容的布谷鸟叫。他们耕耘在田土，盼望收成。六月天热，高中生活像一曲即将结束的长歌，虽将进入尾声，还在持续着音符和旋律。那年的高考还在七月上旬举行，算是高考史上最后一个黑色七月，我们要经受身体灵魂的双重煎熬。那一届往后，开始实行“3+X”的科目组合，考期也避开高温酷暑，安排在每年六月上旬举行。
避无可避，恶战在即，已经来不及找借口了。我就是一个学艺未精、被迫应战的武士，忐忑不安地擦拭着寒芒闪烁的利剑，积攒着全部勇气去全力一战。我梦见秋收之后的田野，斜阳里晒着无数扎成人形的草把，它们像列队的兵营把我团团围住。我提着扁担冲向“人群”，酣畅拼杀，勇猛突围。醒来解梦，匡友华高兴地激励我：“提刀上马，取上将首级，好兆头！”我听了自嘲：“这是心虚的堂吉诃德，把草人当成战甲。”
六月流火，教室里的吊扇旋转不停。我们桌上的书越来越少，时间不多了，我们开始精简资料，和一些书本说再见，大部分都转让给高二的师弟师妹。李凤姐妹在教室窗边有说有笑，全然没有紧张起来。我去问李凤：“凤姐，你对自己有把握吗？”李凤说：“家里对我期望不高，我自己评估觉这次考出专科录取分数线就可以了，今后有了大学文凭在社会上成长更快一些。”果然师姐风范，屡败屡战目标明确。荒唐的是，在此之前我一直觉得李凤“可怜”，在高考这件事情上“较真”，硬是磨掉了两年宝贵的青春。我心里在咚咚地打鼓：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一直想和强者竞争又从未突破，只有天马行空的幻想却没有脚踏实地的虔诚。父母亲也从来没问起我要考什么样的学校，今后怎样打算。他们是在回避艰难的选择：是送？还是不送？相比之下，我羡煞李凤姐妹，既有家里的明确支持又有平静的心态。
高考倒计时：5，4，3，2……那天的班会，我跑向黑板，在同学们目瞪口呆的注视下把2狠狠地改成了1。有人建议：“班长，再开一次班会吧！”我看着同学们，深情地说：“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过了这道坎，当硝烟散去，不会尸横遍野，没有成王败寇，我们或许能够放下许多东西，然后收拾一套行囊向着未来远行。下午要启航了，祝大家好运！”教室里响起了掌声，献给我短暂的讲话，献给大家激动的内心。下午四点钟左右，四辆大巴开进学校，全体考生准备上车，要在天黑之前入住县城预订的旅馆。我看到了彭茹，她登上了最前面那辆车，握起拳头向我挥挥手臂，好像在说“加油！”她用友好亲切的目光看着我，彩色的发夹鲜艳得漂亮，但阵阵离愁让人感伤得甜蜜。永远记得那一天，二〇〇〇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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