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记得春节初一，天还没亮，楼外就响起炸雷般的炮竹声。母亲叫醒我和森子，说要一边吃饭一边等待天亮。我掀开被子坐起来手忙脚乱地套上毛线衣，浑身直打冷战，上下两排牙齿高频率地嗑碰着。雪白灯光下，桌上放着两张方形红纸，还有一支胖胖的圆珠笔，那是母亲给我和森子准备的，说是“新年开笔”，要写大吉大利的字眼向菩萨和祖先祈福，这样一年都会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为了在收到压岁钱之前写好新年第一行字，此前我已深思熟虑。森子抓起笔不假思索写了“天天向上，欣欣向荣”。我不愿意和他重复相同内容，如此深情地祝福自己：“快乐青春，梦想成真！”清晨的手掌毕竟还是温暖灵活的，不比白天冻僵的时候写起字来歪歪扭扭，圆珠笔顺滑流畅地在纸面移动着，像在跳一支简短欢快的舞，发出清晰的沙沙响声。蓦地，四邻响起噼里啪啦的炮竹，远近阵阵鞭炮声此起彼伏。父母亲在堂屋的神龛下祭敬祖先，八仙桌上摆着一桌丰盛的好菜，香烛闪动热烈的火光，燃烧的纸钱化成灰烬在门口随风飘起，烟薰呛人，气氛喜庆。
年前杨梅说要到拱桥镇来找我，结果只是一句戏言。我去过茶场，那天气温很低，金水河边刮着凛冽的西北风。等了许久她没有来。春节过后我又去了几次碰碰运气，仍是徒劳。倒是遇上石桥边的远房亲戚大张旗鼓地办丧事，那个在桥头度过晚年的百岁老人驾鹤西归了。薄的春雪融化后，路上是一层布满车轮和脚印的泥泞，太阳穿透云层，在冰凉的空气里，座落桥头的古老木楼似乎比原先倾斜得更厉害了，随时都像要挣脱石桥的束缚朝一个方向奔跑，那是百岁老人生前发呆时所凝望的方向。
元宵节过后新学期就开始了。一路上看见贴在门庭上的春联，浓墨重彩地提醒我重温刚过去不久的年味。我带了一纸箱甜橙去学校。在小耳房里坐下来休息的片刻，我用锋利的水果刀切成小瓣，橙香四溢，淡黄的果汁粘得满手都是，渗进指甲，整天都能闻到。
我一口气吃了三四个，看着一堆金黄色的果皮，想到那个穿着橙色外套的女孩。我上午刚进教室就看到她了，还是忍不住多看她几眼。她和杨梅一样，就像画里的明星有着很耐看的容貌。她的名字足以唤起我的敬畏之心，以她优异的学习成绩是可以把名字放在排行榜前三位的。她平时很少说话，即使说了，也是很低的声音伴随着迷人的微笑。在高一上学期前三个月我都没有重视她的存在，后来课堂上数理化老师们提出一些难度较高的问题，问：“谁能解答？”教室里鸦雀无声，老师就会点她的名字：“易晓芳！”她轻轻地捋着倾泻在肩膀上的秀发走到黑板前悄无声息地写下答案。老师往往简单地赞赏：“非常正确。”那阵子即使没有掌声，她也是女神。
后来地理老师离开八中之前曾送我一本科普读物《时间之箭》，那天我走进戴老师的办公室也碰到了她，她手里也拿着一本新书。念及她和我能分享戴老师的同等馈赠，我心里就莫名其妙地舒服。易晓芳是一个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在我生命里建立传奇色彩的女孩，班上能够和她平分秋色的男生只有陈知岭。
怎么对付立体几何的“证明题”呢？我开始琢磨这个了。我逻辑思维很差，不能灵活运用定理，到思路卡了壳就自以为是地开始“推理”，认为如此可以“自圆其说”，结果受到魏老师一番奚落，说我无视教材精神，并以语文老师的腔调在黑板上写下点评：“神乎其技，魏氏定理”。于是接下来的一次数学考试我没有丝毫兴趣，选择了消极应战，仅仅写了名字和一个后面带着冒号的“解”，就故意坐着发愣。我确实不会解答，大脑是困惑而愤怒的。第二天试卷发下来，我的名字下是红墨水笔画着的圆鸭蛋，下边两个力道很重的短横杠把纸都勾破了。魏老师以此表示极度愤概，我感受到了无声批评的强大力量，暗下决心要努力补课，怎奈代数、几何的讲课内容越来越抽象，我是力不从心，只好抱着许多疑问继续荒废，一直没能发现数学思维的乐趣。
我用手里的圆珠笔能够在方格子里随心所欲地写出散文，却无法在油印试卷上跳出华丽的舞蹈。陈知岭的字写得不怎么样，细细的线条也没有多少力度，却笔画清楚。由于选择题只填ABcD，再写有限的文字就可以答完试题。这里引用数学老师掁聋发聩的言论：“未来的文科生们听着，易晓芳的字写很好是吧，但是陈知岭字写得不好并不影响他得分哦，所以你字写得好不是优势，在分数昂贵的客观题面前无济于事！”
此后每当想起这话，一幕考场剧情就浮现眼前：下考以后同学们围住陈知岭的桌子听他讲答案，陈知岭拈起手边的圆珠笔，在洁白的草稿纸上自信地画了简图，那些线段和弧线就是他所理解的数学，他抽丝剥茧般地讲着解题思路，最后演算出答案，笔尖晃动几下写出一个数值，好比把手中兵器使得出神入化，几个回合就斩敌将于马下，像旗开得胜的前锋大将。
随着各种荣誉渐多，陈知岭有点骄傲的苗条了。我坐在他右后边，上课时经常看到他架起二郞脚，鞋子有节奏地晃动不停，我对此非常反感，尽管陈知岭是近在咫尺的同龄翘楚，我却因此逐渐瞧不起他，这种心理的阴暗面既像嫉妒，又像不屑。我联想起小学时候那个打架事件，开怀畅想：陈知岭饰演阳波，我扮演钱文虎，我俩改文斗为武斗，以最佳状态大打出手……
（2）
清明时节，天空飘扬毛毛细雨，八中校内热闹非凡。王老师咬着一只哨子鼓着腮执法一场拔河比赛，两拨学生抓着一根绷直的粗绳互不相让，围观者成了啦啦队呐喊震天，打破了白马山下的沉寂，如同死水微澜，我们呼吸着充满感召的青春力量。
事有凑巧，新学期的班干部选举，罗洛和我分别担任九十七班和九十八班的卫生委员，负责安排和监督本班卫生维护和大扫除事务。具体说来需安排整个学期的卫生任务：宿舍、食堂、教室、澡堂和校园沟渠等公共区域。
刚开始我很是兴奋，大权在握地宣称：“全班六十号人我来统筹安排，嘿嘿嘿，我也算是一个步兵连的连长了！”我找班主任拿了花名册，逞一时之快，在纸上唰唰唰地写下分组名单，背面一刷浆糊往班务栏上一贴了事。(本章节由网友上传&nb)不料招来大量差评：
“怎么把我和他们分在一组？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
“晕，我最不愿意扫厕所！”
“星期二是大扫除，安排三个女生和一个男生来打扫教室？”
“瞎指挥，乱点鸳鸯谱！”
…………
这新官上任头把火就熄得呛人，我默不作声地走开，第二天就要大扫除了。罗洛和我同样重视任务分配，晚上他把班上名单带到小耳房里反复抄写：他在纸上书写着一连串姓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那些圆珠笔字横竖撇捺非常有特色，漂亮精致行云流水令我叹为观止。不过我并不看好，怎么看他都像在练字。
作为一名学生，集体荣誉感特别重要。大扫除和公共卫生维护直接影响到班风评核，全体师生几乎把它当成运动会的奖牌榜，都盼望那面流动锦旗挂在本班的门口。大扫除这天问题就初步暴露了，整个学校看起来是光荣劳动景象繁荣，其实辛苦了我们做卫生委员的。我很担心有些地方会偷工减料，去到教室门窗上检查，指头一扫灰尘如粉，和教导主任“窗明几净”的检查标准差距甚大，于是说服打扫教室的小组返工。那四个人早已走了三个，剩下一个在教室绵软无力地晃动着鸡毛掸子打理课桌表面的灰尘，她说：“凭什么叫我一个人重扫，公平点？把另外几个也叫来吧！”我生气，一眼看去课桌都排得歪歪扭扭的。简直对不起观众。几分钟后我总算找齐了另外三人，距离检查时间不到十分钟了。然后我风风火火地去了沟渠和公厕，果然是我担心的那样，只好自己动手搞定。我的运气还算不坏，同学们勉强听劝，只是发点小牢骚罢了。
罗洛就没这么幸运，他面临更严重的情况，非但找不着人，还受冷落，整个九十七班对他不理不睬，看来他的安排比我好不到哪去。这样糟糕的局面持续了两三个星期，罗洛倍受打击万念俱灰，用“礼崩乐坏”和“四面楚歌”来描述当时处境，他激进地认为：缺乏责任心和集体荣誉感的班集体没有灵魂，做卫生委员是吃力不讨好、倒了八辈子霉。某个星期二下午，正在满头大汗四处巡查的我在校区遇到同样焦头烂额的他。他低声说：“小磊，我要转学，下个学期到六中去！”
县第六中学远在二十公里开外的杏花镇，当年我去摘金银花的那个夏天曾经路过那儿。我对他的爆发不怎么在意，安慰说：“检讨一下问题，向前任卫生委员取经去。”奈何前任都由班主任代劳，班主任对我说：“所有的班干部里卫生委员是干实事的，做实事怎么能不得罪人呢？”这么说来，我倒是想继续体验下去，历练一下管理能力。
为庆祝五一学校要举办歌舞晚会。学生们开始各显神通，紧锣密鼓地作准备。学生会副主席阳迎春提了录音机，带领十多个女生来小耳房隔壁的空房排练集体舞蹈，我和罗洛的所谓私人空间成了彩排场地。阳迎春撒开手上长长的电源线，和我打声招呼，径直走进小耳房找到插座。他伸出白皙修长的手指，把一盘磁带放进录音机按下播放键：“……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哦，明天会更好。刚开始我看她们像在做广播体操，那舞蹈确实不怎么样。但是她们特别认真，不厌其烦。经过一段时间后还真的貌似专业水准。
罗洛对此场面表示万般无奈，他说：“小磊，这里成大观园了，我不是贾宝玉！”他为了耳根清静果断选择逃避，暂时回到集体宿舍去了，每天清早仍然回到厨房帮忙淘米。
生物老师说良好的睡眠和多喝开水可以促进细胞分裂，提升发育速度，尤其促进长高。对身高一向敏感的我把这建议奉为头等重要的行为指南，买了两只热水瓶，有事没事喝白开水。正好母亲给我增加营养，像鱼肝油和小袋包装的牛奶，间或泡了喝。然而，睡眠质量却被那首循环播放的歌曲给破坏了。今非昔比，那时候是青春期，我对睡眠有着特别嗜好，不像步入社会涉世渐深的现在深受失眠困扰。
阳迎春他们每晚要排练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晚上九点下了夜课，他们会准时聚集，倒腾到十一点才散了。小耳房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虚掩不锁的，有两回她们排练累了，于是把那里当成会议室讨论排练。有几位漂亮女生把我的床榻当成凳子。看到这群兴致高昂的不速之客如此鸠占鹊巢，我是一筹莫展，有一回罗洛要来房间拿点东西，看到这阵势，两条长腿倒退几步转身就闪。
（3）
在结识罗洛之前，我对他早有耳闻。同学们悄悄议论：九十七班有个脾气古怪的人魏小磊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的。我最初和罗洛打照面是在城南人张罗的地上书摊，他瘦高的身板，穿一件长得离谱的黑格子衬衣，下摆几乎要到膝盖，戴一副大眼镜，动作干练，沉默寡言，独来独往，活像一个对社会非常不满的愤青。
这位愤青居然也陷入青春期怪圈，对我班的易晓芳产生了几分倾慕。有天晚上罗洛看书看累了，倒在床上伸懒腰，史无前例地发出“哼嗯哼嗯”的怪声。这位和我近距离接触的校园怪杰其实也是幽默率真的小青年。他问我：“我那天瞄见两个校花都坐在你那个位置，你看到了啦，对此你有何感想？”我一边开始浪漫遐想，一边说：“女人是老虎，没想到你跑得那么快！”那天罗洛和我走到小耳房门口看见一帮女生占据着房间，他愣在那里几秒种后掉头就走，生怕她们看到自已满脸的不高兴。他发呆的那几秒，就是被坐在床沿的易晓芳吸引。
易晓芳并没参加歌舞目，她是在陪伴那位和她形影不离的好姐妹李双凤。李双风泼辣直率，易晓芳个性文静，两个漂亮女生出双入对，绝对是校园里移动的风景。她俩经常手挽手地走在一块，另一只手要么拿本书，或是提一只款式相同的热水瓶。我给罗洛出主意：“俗话讲，近水楼台先得月。你离锅炉这么近，今后她俩的开水你就帮打满啦！”罗洛频频点头：“嗯好，好主意!”片刻沉静，罗洛一个鲤鱼打挺，茅塞顿开喜形于色：“有了！”
罗洛从散发着橙子香气的抽屉里掏出他们班的名单，在我面前有力地晃动几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看看外边的人，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江湖不大门派不少，根据最近观察，我发现身边的人群多是由小团体组成，受这启发，卫生任务的安排就有了新思路！”这显然有望解决两位卫生委员“难调众口”的困境，我赶紧跑去教室拿了一张任务表，在上面圈圈点点画些箭头，把那些平时很合拍的小团体编制到同一小组，专门负责打扫固定区域，他们势必懒得计较，荣辱与共齐心协力地完成任务，为他们的友谊正名。
这回我很务实，很快就重新拟出一份分组名单。罗洛也不再拈着圆珠笔像临摹字帖那样对待这件影响全局的事情，他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第二天早晨班会，我俩自信满满地同期宣布卫生任务已重新安排，即日下午开始执行。
这做法立竿见影，大家的抱怨没了，办事效率也明显提升，平时教室里已是非常整洁，大扫除过后就更不用说了。挑剔的教导主任把手伸到窗角和门梁，我都不用担心会返工了。那些沟渠和操坪都是安排平时喜欢运动的同学打扫，没有丁点生活垃圾，雨后的沟渠还能看见一道清澈的活水。
雪白和鲜黄的油菜花在田野里摇头，像一些点缀在白马山下的手帕。劳动节前夕，学校主办的歌舞晚会即将拉开帷幕。白马山下一部分离学校很近的村民都想到里边来一睹学子们的青春风采。阳副主席和他的歌舞团终于撤了，小耳房恢复了令人舒畅享受的宁静。虽然听说晚会设有丰厚的物质奖励，节目也会很精彩：有相声，有小品，有独唱，有歌舞，有乐器独奏，晚会将持续四个钟头左右。
桃花盛开的时候，那时正在登记报名节目，原本李双凤主张我去台上吹一支口琴曲，九十七班的人也希望罗洛可以登台朗读诗歌。大家可能都是随便说说，我也没有觉得自己很重要。我和罗洛选择了特立独行，四月三十号下午我们都请假了，缺席这个盛大的文娱晚会。接下来的三天假期，第一天我俩去了县城，贺中夏、阳波、邹宗贵等一帮少年才俊正在那里等候我们；第二天我们去了杏花镇拜访我初中阶段的社社长匡友华，第三天各回各的家。
放假回来，罗洛开始给易晓芳和李双凤打开水，他早就盯上那两只茶色的雕花木壳热水瓶了。有个晚上厨房的锅炉坏了，很多学生都没能打到开水。罗洛在上午早有准备，他将自己打满的两瓶热水换了瓶。李双凤单独路过食堂的时候罗洛叫住她，把瓶提到她手上。李双凤很惊喜：“哟开水，这可是特殊待遇呀！”罗洛不好意思地摆摆手，待李双凤走到了洗衣台那儿，他提高声调说道：“跟她说是我给她打的啊！”这话说了两遍，生怕别人忘了他的功劳。
晚上下自习课，我走近小耳房，里边早已亮了灯，墙上是罗洛硕大的影子，他拿着一支笔在写什么东西。我摇动着窗下几株万年青，学他的腔调高喊：“跟她说是我给她打的啊！”然后一阵怪笑捉弄他。罗洛起身关上小耳房的门，在窗口对我说：“你不要进来了，天气开始暖和了，今晚你就睡那洗衣台吧！”
“重色轻友，正是如此。”我看那洗衣台旁边的龙头哗哗哗地流着自来水，就走去关掉。罗洛又从窗里探出头来：“喂，你还真去？回来回来，今晚我们继续讨论怎样写诗！”
（4）
小耳房的墙上没有明星画，没有什么励志的豪言壮语。物品布置也是再简陋不过的，除了两张木床和两个书桌就只有一幅搁放洗脸盆的三角木架。这是罗洛从家里扛来的，我看到那东西就脱口而出：“做得好精致！”罗洛说：“是吧，这是我爸爸的杰作！”他父亲也是木匠，由此我想起了正在南方建筑工地上挣钱的父亲。每当我坐在小耳房里独自休息的时候，都会用两三分钟端详那个木架子，记忆里关于木材、森林和木匠的掠影纷至沓来，我的肩膀上好像是远方父亲正在扛着的重担。
木架约有六尺高，外边涂了一层枣红色油漆，用细木条拼装而成，顶部饰有龙凤呈祥的雕刻，在齐眉高的位置镶装了一块玻璃镜，镜子下边还有一个浅浅的方格子用来盛放梳子或肥皂。
那两位卖盗版书的城南人已经有半年没来了，另一位头发卷曲、背拉链包、穿深蓝色西装、脖子上挂一架照相机的男子每隔一个星期就出现在八中校园。他也是操着县南口音，三十岁出头，一米七几的个子，宽阔的身架撑起那套合身的西装，文质彬彬的模样。他沿路到一些中学给学生们拍生活照，每张相片可以赚取几毛钱。这个人非常随和，有人叫他胡师傅，也有人叫他卷毛。他非常敬业，对待拍照很是严谨，对取景、光线和人物的动作神态、表情姿势统统考虑周到，我和罗洛称他“艺术家”。在照相机还没有完全大众化的年代，少男少女们对相片是非常着迷的，一些女孩子特别喜欢拍彩色近照，一叠一叠地冲洗，像集邮一样放进相册里，那是她们珍藏的花季年华。
艺术家有时候也会玩转匠心独运的恶搞和揶揄。一个星期二下午，大扫除刚结束，我和罗洛完成了监督任务在干净的小操坪上聊天。艺术家来套近乎了，说要给我们照个合影。我非常乐意地整理衣领挺起腰杆要把捊起的衣袖放下来，艺术家制止了：“别，别放下袖子，这样保持自然，有领导者的气质！”嗯，有意思，我站在叶片青蓝的树枝下瞧着他手中轻轻扭动的镜头微笑着，咔嚓！一个星期后我拿到那张滑稽的照片：我站在一块石头上，比罗洛反倒高出半个头，发自内心地微笑怎么看也是男版的蒙娜丽莎；穿着长衬衫的罗洛耷拉着双手，眉头紧锁，心事重重的样子。我大胆地猜测他当时的心思：“要是把旁边这个平淡无奇的魏小磊换成巧笑倩兮的易晓芳……”
五月中旬，农忙过后天气就变了，好像有下不完的雨，断断续续的，到处都湿湿的，人们仿佛成了空气里游动的鱼。校园那只广播像盛开在桂花树上大喇叭，《心太软》和《伤心太平洋》你方唱罢我登场。教室里有人在下象棋，我想起棋王匡友华。回去查找《同学录》，在笔迹开始扩散的留言里得知他很可能去了六中读书。匡友华去年冬里来过我们学校，找《津梁》编委要了几篇还没有发表的作品，其中就有我的一篇经他推荐刊登在六中的刊物上。五一假期第二天，我和罗洛带着县城论道的无限回味去了六中，匡友华和他的朋友在杏花镇车站附近请我们下馆子吃中饭。
我们踩着泥泞的小路在杏花镇上到处走动。匡友华把六中的社社长介绍给我们认识：王曦，来自县北的一个山乡，玉树临风，少年老成。他的长裤子和皮鞋是我关注的焦点，那西裤的材质是不起皱的布料，当他站立的时候裤管笔直地垂着，盖住鞋面和脚后跟，行走、上下楼梯一概十分的飘逸。他算是一位年少成名的校园诗人，作品散见于一些知名期刊和部分地区出版物。在他们整洁的宿舍里我有幸亲自捧读王曦的诗稿：一些圆珠笔字组成长长短短的简洁句子，成叠的纸张显得厚重。我手里承受着他瑰丽的想象和充沛富饶的乡土情怀，字符里飞翔着多彩心情，流淌着青山碧水，吹送着连绵清风，在某个句子里倏地遇见面积辽阔的城镇，熙熙攘攘，活色生香，在薄薄的纸上展现着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秘与优雅。我们这些书虫聚在一起，具体哪个人写了什么作品并不重要，倒是相互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生活可以像诗歌一样情感鲜活简约雅致，也可以像散文一样千头万绪包罗万象。临别的时候，王曦说：“想成为作家，可以尝试写小说。”罗洛接过话语出惊人：“我不写小说，一写小说就会撒谎，东拉西扯胡编乱造仅是为了引人入胜！”
六月下了几场大雨，听去外婆家的方向的邻居说金水河又淹到近河的村院了，看样子要发大水了。窗外滂沱大雨，高三举行了一次严格的模拟高考。这次全校瞩目的摸底令人沮丧：只有理科班魏松柏的分数有望考取重点大学，名列前茅的其他学生星光黯淡，不甚理想。这个结果有着浓厚的悲**彩，谁都不知道这年七月参加高考的一百号人会有几个跃进龙门。马就就要读二年级了，大伙们有点怀疑自身的学业前途，昙花一现的悲观情绪渐渐演变成普遍恐慌。
刚得知这消息的时刻我班正在进行数学测验，我午饭没用香皂洗手，纸上抹了油，圆珠笔尝试划了十几道痕迹就是写不出来。坐在前边的陈知岭开始晃动他的双脚了，像在嘲笑我的狼狈情状。趁着魏老师操着双手昂着头走出门去，我气急败坏地把笔狠狠地甩到地上，同学们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不知怎么回事。
（5）
森子十二岁生日这天，母亲包了香喷喷的蛋饺，爷爷又送给他一只电子手表，森子甭提多高兴了。我很小的时候，当时还读初中的两个小叔叔常在我的手腕上画表：用圆珠笔画上一个圆圈，然后添上钟点刻度，最后是由横竖线条描成网格表带，一边画一边笑：“短的是秒针，长的是时针。”画完之后我喜滋滋的去上学，好像真的戴着表。放学回来，经汗水摩擦，“手表”模糊淡去，我便吵着要他们再画一个。
这是画饼充饥的乐子，我也给森子画过，但每回都画得不是很圆，表盘扁扁的好像变了形，不满意就抹上香皂用毛巾擦干了再画。森子缩着脖颈吃吃地笑道“痒”。这时他如愿以偿戴到手上的不是机械表，没有刻度，没有分针和秒针，是一只直接显示数字的电子表。这导致他那个时期不知怎么看机械表，那圆盘上的刻度是周而复始，弄不清楚一天究竟要从哪个刻度算起。
有了手表的重量，原本无拘无束的手臂像是增添了负担，这和邻居陈婆婆戴着名贵易碎的玉手镯不一样，家长给小孩子佩戴手表的初衷是培养严谨的时间观念，希望能遵守时间这个主导社会活动的**则。但是森子那段时间仍是隔三差五地迟到。
森子所在学校没有寄宿制度，不管家有多远都是早去晚归。有一天放了学，森子和其他几个屡屡迟到的学生被班主任留了下来罚扫教室和面壁思过，他们扫完教室之后在座位上枯坐了一个把钟头。眼看太阳要下山了，斜晖穿越山峦照映着教室泛黄的墙壁，是时候吃晚饭了。
他们的班主任姓郑，是个代课老师，已经接管森子所在班级三个月。小郑老师上的是数学课，虽是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却稳重严肃，为人师表，管理班级非常严格。在并不漫长的三个月里，小郑老师已经和孩子们建立融洽的感情，孩子们对他有奇特的迷恋和尊敬，因为他有一副悦耳的男低音，因为他把枯燥的数学课讲得引人入胜，因为他关心学生问寒问暖细致入微，因为他以理服人改善顽劣的学生。
可能是小郑老师忘记教室里还有学生在等候他的释放，“老师干什么去了？说好一个钟过了就放我们走的！”有个学生不耐烦地吼着，理直气壮地带头先溜了。最后只剩下森子在教室里等待着小郑老现的出现。由于身体饥饿血糖降低，森子都没力气在作业本上乱写乱画了。小郑老师回来的时候天都快黑了，他有些歉意地和森子讲：“不好意思，下午我有事去了镇上。”“看来他们都走了，只剩下你还在等我。”小郑老师认为森子很诚实，看到森子腕上的手表，低沉而有力地教诲道：“为什么会有手表这个发明呢？因为人类对时间是很重视的，大家都希望走在时间的前面，整个世界都在遵守这个规则，今后不要再迟到了；你看那几个逃走的同学，还不是因为我没有准时放他们走？这是我的错，不怪他们。”他幽默地对森子说：“你没跟同伙一起准时逃跑，也是你的错！”小郑老师叫森子一起吃饭，然后把一只手电筒捆扎在自行车的手把上，骑车穿过金水河畔的夜幕送森子回家。
这件事情过去不久，原来去了南方“下海”的老师要杀回马枪，小郑老师只好和孩子们告别了。学校里青翠的枝头滴下晶莹的雨露，梅雨时节里空气湿润。师生依依惜别，学生们簇拥着小郑老师，一直送到金水河边的马路上。就像我在八中最后见到戴老师那样，森子他们都动情地哭了，那眼泪是不要说出理由的，那是年轻心灵对离别的酸楚，对自身热爱的人或事物表达了崇高的敬意。随着年华流逝，这种情感似乎越来越淡，一旦放大了回忆就会觉得珍贵。小郑老师背着一个大大的包，骑着单车挥挥手，敏捷潇洒地离去，两个车输了在泥土路上辗下两条又弯又长的弧线，那是深深的印记。森了说他的身影越来越小，在田园边际消失了。那一瞬间，森子觉得老师帅呆了，那么年轻那么有活力。这也应该是一个年轻老师留给小学生的永恒印象，因为往后好多好多个年头都少有机会重逢了，只有善于回忆的人才让对方活在自己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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