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一伙急行军刚刚追赶上一个德国摩托化旅。雨水冲刷着那些士兵们的脸，停在大树下的那些挎斗摩托黯淡的涂层在雨水里明亮了些许。开着挎斗摩托的士兵身上都披着宽松肥大的雨衣，这让他们身上保持一定的干燥。但他们全体宿营的装备全权归属师里的补给车队保管，所以他们不得不在雨中踩着地面上的小水坑来回地踱步。
有两名士兵正在给大家分发配额的食物，每名德国士兵都只得到了一根香肠和切片面包若干。俘虏们什么也得不到，他们的食物理应由师部负责。我们想走远一些吃这些东西，但又必须从一个公用餐盘拿取食物。那些一无所有的俄国战俘们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些诱人的食物。终于，我们用已经磨破和脏兮兮的手掰下了一些面包递给了那些仅仅是在几个小时之前还拼命想着要杀死我们的敌人。
我坐在车厢内吃完了最后一点东西，喉咙疼得厉害，水壶里的人在战斗以后就被喝光了。我们被批准可以下车去方便，但每个人都只想喝水。在一片没有人烟的地方，既没有水井，也没有水槽。好在瓢泼大雨还在继续着，我们把卡车车顶留下的雨水收集起来，还有树叶上的雨水，甚至用借到的防水布来接雨水。我们喝够了这些从天而降的甘露后，就又出发了。
雨终于停了，大家感到透心的寒冷。我们后面和头顶上的灰色天空依然不时被闪电划破，前面也出现了亮光，但是这些亮光与这场雷雨有着本质的区别，那些亮光是俄国人发射的喀秋莎火箭弹，那里还在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斗。
本来打算找一个可以过夜的地方，但是现在又面临另一个地狱的煎熬，还有对于这次能否活下来的思考。我的太阳穴再次突突地跳了起来。那名偶尔吹吹口琴的金发士兵已经靠着身边的人睡着了。因为过度的劳累，或许是因为想忘掉刚才发生的一切？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似乎一下子苍老了20岁。
我们进到了已经漆黑一片，空无一人的城里。从城边传来的火光表明战斗发生在西边某个地方。雷鸣般的爆炸声充满了耳朵。所有的房子在爆炸声中摇晃着。
天空中又开始下起了雨，这次的雨点小了许多。我们被命令下车，像一些梦游症患者一样从车上跳了下来。地面随着附近爆炸的颤抖立刻传遍了我们麻木的四肢。我们跟着军官向前走着，卡车此时开到了附近的一个街道里。我感到自己的眼皮沉沉地坠了下来，睡意让我再一种半清醒的状态中跌跌撞撞地跟着前面那个士兵的脚步，此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即将被再次投入到战斗里。
我只记得那天城里到处是烈火、爆炸和轰然倒下的房屋。我感到自己的脚在那双越来越沉重的军靴里变得越来越小，太阳穴像火一样烫人，我开始发烧了。湿漉漉的衣服，装满弹药的口袋，装满弹药的口袋，还有极度的疲劳正在压垮我并不强壮的臂膀。
到了早上，终于可以睡一会儿了，我马上就失去知觉睡了过去。我在一个建筑物入口的棚子下躺了下来，这里几乎不会被雨淋到，只是风特别大。睡了几个小时，然后被叫醒了，看到了100多张像我一样苍白憔悴的脸庞。我扫视着周围的情况。
我们躺着休息的大门前面是一栋几层楼的建筑物。建筑物灰色的墙壁上被成年顺着房间窗口流下的雨水侵蚀得有些斑驳。这个建筑物的旁边是一排破烂的小房子，现在那里只有几只晃荡着的野猫和一些躲雨的士兵们。这里的街道已经被昨天下午俄国人炮击中炸塌的房屋瓦砾完全掩埋了。
我试图寻找一些能够带来某些快乐的景致，同时也想使我能够暂时不太注意自己那些控制不住的颤抖。身后有个声音让我转过了头。我看到少尉正拿着两盒热腾腾的汤向我走来，天知道他从哪里找来了这些东西。我无神地看着他拿着这些东西跳过一个个水坑向我走来。他的军装脏兮兮的，那在钢盔下面的消瘦面容与周边的环境倒还算合拍。在我们的头上，到处都是一片片飘向天际的灰色雨云。
少尉放下了手里的汤盒说：“那些想吃饭的人可以睁开眼睛了。”
我听到赶快摇了摇旁边睡得死死的新兵，当他条件反射似的跳了起来，但是弄明白这不是炮击或是进攻时，又安静下来，嘴里一边嘟囔着一些含糊的话语，一边用手揉着自己算账的身体。
他用一种萎靡而厌烦的口气说：“上帝，我受够这一切了，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少尉军官说：“快过来吃东西。”
我们在一片沉默中咽下了老兵拿来的小米粥，粥开始凉了。有些士兵现在更希望多睡一会儿。然后我们被命令出发了，我们沿着别尔哥罗德被严重毁坏的街区缓缓地走着，当我们被告知要注意大炮或是飞机时，大家都迅速地趴到地上，然后又从地上站了起来……
我显然生病了，头和背部痛的厉害，由于发烧而不停地发抖，对此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如果我的病情加重的话，我会选择去医院的，但是如果要得到住院资格的话，必须要晕倒才可以。
我躺在那里，在高烧的颤抖中听着周围没完没了的爆炸声，被困的苏军想从别尔哥罗德向东撤退，但是发现德军已经在他们的后翼把退路给截断了。向东突围的几次努力均告失败，苏联人现在已经被从南面、西面和东面蜂拥而至的德军兵团围住了，而且这个包围圈还在一点点缩小。
当我依旧在那个临时担架上抖个不停的时候，大德意志师的装甲兵团正不顾伤亡的扑向俄国人最后的有生力量。第二天晚上，我被命令从这个担架上转移到一个较为安全一些的地窖里。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了那个地窖，那里已经躺着50来个伤员。我几乎被从那个临时的医务所里赶了出来，但是由于我的脸上很难看，一个医务兵把一支体温计放到了我的口里。我现在的体温紧接39摄氏度。我被告知在一个角落里坐下来，在那里等待着早晨的来到和有人来治疗。
外面，整个别尔哥罗德正遭到从地面和空中的狂轰滥炸。医务兵不停地把流血不止的伤员抬到这里。很多轻伤员自愿回到了阵地上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面胜利。到了中午，医务兵为了打了一阵叫做“奎宁”的药品，然后他们让我把自己的地方腾给一名浑身流血、无法站立的士兵。
我要冒金星地从昏暗的地下室蹒跚地走到了外面明亮的阳光里。还有几分暖意的太阳正照耀着这个遍布废墟的城市。
一股股从废墟中升起的浓烟萦绕在我们的上空，在那个遍布没有屋顶房子的城市北面，我们的小组被重组起来，我在那里的几个军官中认出了前些天乘坐卡车说服俄国人投降的那名军官。我的身体还是感到十分的虚弱，嘴里苦苦的，自己的身体似乎只是被军服和军靴支撑着。
那个军官开始向我们讲话，他提高了自己的声音以使我们能够在枪炮声中听到他的话。
军官大声说道：“同志们！俄国人被我们重重包围了……我们整个师……都完成了对敌人最后的包围，是该做出了断的时候了，接下来就由你们进行公正的裁决，叫布尔什维克们接受最后的审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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