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乡巨变》是著名作家周立波创作的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以非常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充满泥土气息的乡村语言，生动地描写了农民的各个阶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心路历程，记录了他们在这场所有制巨变中的所思所想，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探讨这一问题的场景再现(无敌升级)。
小说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是反映清溪乡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作者1956年开始动笔，1957年10月完成，由于上卷创作基本上是在反右派运动前完成的，农村关于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辩论在小说即将完稿时才展开，因此，作家的头脑中还没有那种紧绷的阶级斗争之弦。下卷则是从1957年秋开始构思，1959年11月定稿。作家在创作小说的下卷时，经历了反右派运动和农村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也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1959年下半年在党内开展的“反右倾”运动，因而这些运动对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强化，给作家和作品都留下了很深的烙印，这就使得小说的下卷中有着强烈的阶级斗争色彩，从而损害了小说的历史真实性，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水准。因此，本文以小说的上卷作为分析对象。
一、真实再现农业合作化运动《山乡巨变》的故事发生在1955年初冬，地点是湖南省资江下游一个偏避的乡村——清溪乡。众所周知，故事发生的时候，正值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在1955年7月底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认为邓子恢及中央农村工作部在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时，如同“小脚女人”，不但自己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而且还老是埋怨旁人走快了，存在着右倾保守思想，由此开展了对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即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最强设计师)。
为了进一步推进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到来，**中央又于同年10月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批判，并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指出：面对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已经建立起来的几十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日趋巩固和绝大部分增产的情况，以及许多农民群众要求参加合作社的积极性，恰恰在事实上否定了对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都难于巩固、大发展更不敢设想这种悲观主义，宣告了“坚决收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破产，证明了右倾机会主义在实质上只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对于右倾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批判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转变，改变领导落在群众运动后头的局面。这个转变，是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小说中的主人公青年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就是在此次会议后不久带着县委的指示，来到清溪乡发动群众开展建社运动的。
作者周立波出生于农村，熟悉农村生活。为了写好《山乡巨变》这部小说，1954年他曾回到老家湖南益阳县考察过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秋举家从北京迁到益阳县的桃花仑村落户，并担任农村基层干部，与农民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农民建立农业合作社，交了许多的农民朋友。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农民语言，甚至是益阳的方言土语，充分说明周立波对农民和农村的了解。
作为一位参加革命多年，与党的事业命运共存的党员作家，周立波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是积极支持的，小说的主题毫无疑问也是鼓励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小说的基本构思和书中的人物关系，包括对农村阶级斗争的设计，都保持了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但周立波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这场事关农村生产关系的巨变，并没有一味地按照对“小脚女人”和“右倾机会主义”必须进行严厉批判的要求，简单地加以表现，而是通过对农民内心世界的刻画，表现不同阶层农民对待合作化运动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反映他们在这一巨变中的痛苦与欢乐。
作品对清溪乡党支部书记兼乡农会主席李月辉这个人物形象的描写，非常符合农村基层干部的实际状况(风月流香)。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小说尽管故事的情节是虚构的，但它反映的内容是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生活的。李月辉说过：“革命的路是长远的，只有心宽，才会不怕路途长。”他还说：“我只是有个总主意，社会主义是好路，也是长路，中央规定十五年，急什么呢？还有十二年。从容干好事，性急出岔子。三条路走中间一条，最稳当了。像我这样的人是檀木雕的菩萨，灵是不灵，就是稳。”这是李月辉的话，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的想法。如果党的干部都像李月辉那样开展工作，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所谓的改变过快、工作过粗等毛病，也许就可以避免了。可以说，这部小说用艺术的形式生动而又真实地再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亲身经历过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研究者来说，阅读这部小说使我们如同自己也置身于这场运动之中，从中感受到农业合作化运动历史的诸多细节，了解到这场运动涉及到的农村各阶层在运动中的各种表现和不同的内心世界。
二、积极入社的是些什么人今天学术界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是非得失，有着不同的评价，肯定者和否定者都有之。如何评价这场运动，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并不打算对此进行讨论。但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它发动到完成，仅仅几年的时间。而对于像清溪乡这样的广大农村来说，合作化基本上是从1955年初冬开始启动，至1955年底和1956年初就基本完成了，这个过程只不过是一两个月的功夫。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实现合作化，除了当时的大环境外，也是与这场运动中农民们的态度分不开的。
在清溪乡，对于办合作社，积极拥护的代表人物，一类是党团员，积极分子，而且都是出身贫农家庭。其中，**员、互助组长刘雨生的情况便能说明问题。刘雨生解放前家里“顶穷”，只读了两年私塾，办合作社之初还是一个现贫农。刘雨生为人大公无私，但办互助组时并不顺利，那时“唤人开个会，都很困难，他要挨门挨户去劝说，好像讨账”。对于办初级社，刘雨生心里很矛盾，他在想，互助组都没办好，怎么能办合作社呢？不积极吧，怕挨批评，说自己不像个党员；要积极呢，又怕选为社主任，会更耽误工夫，老婆会吵得更厉害，说不定还会闹翻。最后经过思想斗争，他的党员意识战胜了个人利益，觉得自己是党员，“不能落后，只许争先(魔兽世界之一切本色)。不能在群众跟前，丢党的脸。家庭会散板，也顾不得了。”
至于小说中的陈大春积极办社，除了他是党员外，还与他是年轻人，对未来充满美好向往有关。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曾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作了大量的宣传，并且反复地强调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改造小农经济，走集体化的道路。按照陈大春自己的设想：农业社成立后，将所有的田塍打开，小丘变大丘，使用拖拉机，都种双季稻；修一个水库，村里的干田变活水田，多产粮食，将余粮卖给国家，装上电灯电话，买来卡车、拖拉机……到时候，“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比城里舒服，因为我们这里山水好，空气也新鲜”。在陈大春看来，所有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合作化才能实现。
可见，这些人积极办社，最主要的是出于听党的话，听上级的话，并且从内心中认为只要实现社会主义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于是，刘雨生、陈大春这样的党团员，就成为农村办合作社的中坚。
除了这些党团员、入党入团积极分子拥护办社外，土地改革后缺少劳动力，生活仍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贫农，也是办社的热情拥护者。小说中的盛家大姆妈七十多岁，生到第九胎才生了个儿子，好容易等到儿子娶妻生子，不料儿子得病死了，儿媳妇改嫁，由他拉扯着小孙子。她入社的动机很简单：“这一回，**兴得真好，有田大家作，有饭大家吃。”
邓佑亭（即亭面糊）则是清溪乡另一类入社积极分子的典型。亭面糊已有五十多岁，过去是贫农，现在还是现贫农。在解放前，他也曾有过发小财的机会，但终究没有发家致富，没有当成地主富农，可以说“从来没有伸过眉”。虽然“住在茅屋里想发财，想了几十年，都落了空。解放后，他一下子搬进了地主的大瓦房，分了田，还分了山，他脚踏自己的地，头顶自己的天，伸了眉了，腰杆子硬了。但是，他的生活还不怎么好”。土改后，他仍然穷的原因，主要是人口太多，除开出阁的，一家大小还有六个人，只要他一个劳动力，小孩都在读书。最大的孩子还只有十五岁，刚刚进中学。对于互助组，亭面糊并无好印象，他说：“（互助组）不如不办好，免得淘气。几家人搞到一起，净扯皮(史上第二山神)。”对于办合作社，亭面糊却一点也不含糊，是第一批写入社申请的农民之一。
亭面糊对办社为什么积极呢？他在让上中学的儿子写入社申请书时，他用与老婆一问一答的方式，话说出了自己的心思。他老婆说：“搭帮**，好不容易分了几丘田，还没有作热，又要归公了。”他说：“这不叫归公，这叫入社。我问你，我们单干了一世，发财没有？还不是年年是个现路子，今年指望明年好，明年还是一件破棉袄。”在前往乡政府交入社申请书的路上，他又对弟弟佐亭说：“这一入了社，我就不怕没有饭吃了。”佐亭对入社心里没有底，对他说：“只怕龙多旱，人多乱，反而不美。”他说：“人多力量大，哪里会搞不好呢？”
其实，对于办合作社到底有什么好处，亭面糊自己并不是很清楚。他在动员龚子元（土改时定的成份是贫农，在建立初级社时他的面貌还没有暴露）入社时，龚问他：“你觉得农业社真的好吗？”他回答说：“我看一定不会错，要不，党和政府不会这样大锣大鼓地来搞。”龚又问他：“好在哪里呢？”这一下把他难倒了，回答不上来，停了一阵才说：“干部都说好，准不会差到哪里去。”有不少像亭面糊这样的农民，是带着对党和政府的充分信任，带着**领导的土地改革使他们翻了身的好印象，也带着**和**的干部总不会让穷人吃亏的朴素认识，参加合作社的。
由此可见，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积极要求办社或赞成办社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党团员，青年积极分子；二是缺衣少食的鳏寡孤独，人多劳少、解放后生活没有多大提高的现贫农。前者积极办社的原因，主要是觉得自己是党的人，或者自己是干部，或者希望在政治上有所表现，认为必须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社。后者呢，土改后虽然分了田有了土，但没有劳动力或劳动力不足，生活仍然艰难，他们认为入了社有集体可依靠，而且当时在开展群众入社宣传动员时，又向他们描绘了一幅合作社办起后生产能够迅速提高、生活能够很快改善的美妙图景。对于这些人来说，参加合作社没有物质利益上的损失，相反，他们感觉到入社后还可以从社里得到诸多好处，能很快过上甚至超过现在富裕中农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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