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别贫农在入社问题上的痛苦选择并非所有的贫农都积极要求入社，小说中的老贫农陈先晋在入社问题上，就有过一番反复，经历了从一开始对合作社有抵触情绪、不愿入社到最后终于下定决心入社的痛苦过程(灵魂双修)。
陈先晋是一位年纪五十多岁、十分勤劳的农民。他十二岁起就下力作田，四十年来，年年一样。土改时，陈先晋一家分进了五亩水田，这是他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件事。领回土地证的那天，他一个通霄没有睡着，第二天一早，挑了一担丁块柴上街卖了，买回一张像，毕恭毕敬地贴在神龛子右边的墙上。在陈先晋看来，靠这五亩水田，加上他原有的一亩山土，就有了“发财的起本了”。其实，对于每个农民来说，又有谁不想发财呢？
陈先晋在解放前没有一点水田，仅有一亩山土，是个真正的贫农。就是那一亩山土，也实在来得不易，是他父亲同他一起吃土茯苓，半饥半饱开出来的。一听说要办社，他好几天都想不通。他认为，自古以来，作田的都是各干各，什么互助合作，都是乱弹琴(月影骑士全文阅读)。他之所以不赞成办社，用李月辉的话说：“他是怕社搞不好，又舍不得那几块土。”这时，合作化运动的声势很大，他预感到很难单干下去了，于是他想，田是分来的，一定要入社，也没有办法。可是，土是自己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政府还发了土地所有证，为什么也要归公呢？他有些想不明白。
此时的陈先晋正处于上升时期，孩子都长大了，大儿子大春、二儿子孟春都是好劳力，女儿雪春也成年能参加劳动了，自然觉得单干比合作社好。可是，家里大春是党员，用小说中的话说“左得吓人”，当然是拥护合作化的积极分子。大春在劝他父亲入社时说，“你一个贫农，入了社，会吃什么亏？**是维护贫农的”，陈先晋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但也没有提出反驳。他原本打算依靠孟春和女婿詹继鸣单干，但没想到孟春、雪春和詹继鸣都不赞成单干。詹继鸣还针对他担心入社吃亏的心理，劝他说：“公社有章程，公众马，公众骑，订出的规则，大家遵守，都不会吃亏。”陈先晋听了他们的一番话，态度有些松动了，表态说：“都说（社）入得，就先进去看看吧。”话虽如此，但他仍觉得稻田可以入社，山土最好能够留下。但即便是这样，这当中他还是出现了动摇。后来还是他老婆的一番话，对他的触动很大。他老婆说，单干也没有什么出息，单干了四十多年，也没有发过财，入了社，说不定还可以发财呢？陈先晋想到自己多年来一心想发财，年年请财神，但年年还是衣仅沾身，食才糊口，有几回，还差点把那一亩辛辛苦苦开垦出来的土也卖了，觉得单干也就那么回事。思前想后，终于下定了入社的决心。
从陈先晋身上可以看出，即使是一向被视为农村各项运动基本依靠力量的贫农，也并非人人一开始都是拥护合作化的。亭面糊和陈先晋解放前都穷，也都是做梦都想发财，当然财神始终没有光顾过他们。土地改革后，他们都分到了原属于地主的田土，生产条件得到了一定改善。本来他们两人条件大致相同，但是，土改后的亭面糊人多劳少，家庭负担过重，虽然住进了地主家的大瓦房，但生活仍不怎么好，有时还不得不吃红花菜。陈先晋情况就不一样了，孩子们都大了，又没有小孩子读书的负担，除了他老婆，一家人都是好劳力。土改后，他有水田，有山土，加之自己又勤劳，做了多年的发财梦眼看就要变成现实了，他正计划在刚分到手不久的土地里好好经营一番发家致富，不料传来了办合作社的消息，内心自然极不情愿(万神之巅)。当然，陈先晋这样的农民，最终还是选择了加入合作社。这一方面，他们手中的土地主要是土改时**分给的，现在**号召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办合作社，他们拿不出太多的理由反对；另一方面，多年来他们一直搞单干，也确实没有发过财，虽然他们未必相信合作社种种优越性的宣传，但他们也认为大不了办了合作社，无非还是和原来一样发不了财，既然如此，那又何必一定要坚持单干呢？在合作化运动中，有许多陈先晋这样的农民，其实是内外压力之下不那么情愿入社的。
由于有邓秀梅这样的县委下派干部的组织发动，有刘雨生、陈大春这样的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带头，有盛家大姆妈、亭面糊这样的现贫农主动参加，也有陈先晋这样的农民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后的选择，仅一个月的时间，清溪乡就成立了大小五个初级社，最小的三十户，最大的九十户。全乡409户中，提出入社申请的已有312户，超额完成了上级规定的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70%的办社任务。全乡就这样基本实现了初级农业合作化。
四、中农为什么不赞成办合作社在清溪乡对办合作社持反对意见或有抵触情绪，想了许多办法逃避入社的典型人物，是富裕中农王菊生和新中农张桂秋。
王菊生小名菊咬筋，是一个正在上升的富裕中农。他既是一个“只讨得媳妇，嫁不得女的家伙”，也是个“一天到黑，手脚不停的勤快家伙”。王菊生的小气和勤劳在清溪乡都是出了名的。他财心重，对人尖，谷仓的钥匙整天吊在自己的裤腰带上，继父继母都休想从他手里得到一点便宜。但王菊生是一个从早到晚闲不住的人，就是雨天，他也要寻事做，砻米，筛糠，打草鞋，手脚一刻也不停。这样一个对他人小气，对自己也近于苛刻，生产条件又比一般人好的农民，对于办合作社自然从心眼里一百个不愿意。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担心办合作社后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
听说要办社了，王菊生心里十分不安，他苦恼的问题是：要是大家入了社，一个人不入，怕遭人笑骂，怕将来买不到肥料，又怕水路被社里隔断；要是入了呢？他又觉得一定会吃亏。他想，自己“耕牛农具，一套肃齐，万事不求人，为什么要跟人家搁伙呢”？在他看来，贫农都是懒家伙，他们入了社，一心只想占别人的便宜(重生鲤鱼)。他一想到如果入了社，跟别人伙喂的黄牯要牵进社里，放足了肥料的上好的陈田也跟别人的瘦田搞一起，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王菊生心里想，自己有牛，有猪，有粪草，有全套家什，实在没有必要入到社里去让别人揩油。而且他也不相信合作社能办好，他认为，以前的互助组都办不好散了伙，更不要说办合作社了。用他老婆的话说：互助组“都是叫化子照火，只往自己怀里扒”；上村的陈景明，“天天困（睡）到太阳睡**，菜园里茅草封长，田里稗子比禾苗还多”，但也入了社，因此，打死也不能同这样的人搞在一起。他的想法是：“这明明是吃亏的路径，我为什么要当黑猪子呢？”因此，他下定决心：“（社）决不能入，入了会连老本都蚀掉。”
张桂秋小名秋丝瓜，土改时划为贫农，现在属于新中农。秋丝瓜曾是兵痞，也就是做兵贩子，即顶替他人去当壮丁，且一共当了三回。其实他这样做也没有办法的办法，用邻居的话说，是“拿当自己的小命不当数，去换几个银花边”。他没有劳动习惯，也不熟悉耕作技术，作田是个碌碌公，但他解放后在搞副业、喂鸡、喂鸭和养猪上，“摸到了一些经验，很有些办法”，又讨了一个勤俭发狠的安化老婆，“两人一套手，早起晚睡，省吃省穿，喂了一大群鸡鸭，猪栏里经常关着两只壮猪，还买了一条口嫩的黄牯，他整得家成业就，变成新上中农了”。
秋丝瓜本来是“一个又尖又滑的赖皮子”，解放初期，因为自己得了不少好处，对党和政府倒没有抱怨过，但是，“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他的政治态度也和从前不同了”。听说要办社，牛要归公，“抵触情绪更强了”。他偷偷将自己养的一条大黄牯牵出村外，企图宰杀。他要杀牛的原因，用别人的话说：“是怕我们强迫牛入社，便宜了大家，这是他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在作怪。”其实，秋丝瓜怕入社，除了舍不得那条大黄牯，还有一个原因，他善长搞副业，不会作田，入了社，担心收入会减少。再加上办互助组时曾吃过亏，他去帮人家，而自己的田，没赶上季节，少打了十来石谷子，这件事一直定格在他的记忆中。他抱定的想法是，互助组都这样，合作社人多乱，龙多旱，更难办，搞得不好，说不定各家连禾种都收不回来(遗忘国度之异世剑鸣全文阅读)。
清溪乡的初级社办起来的时候，王菊生、秋丝瓜仍旧搞他们的单干。王菊生和秋丝瓜之所以上升为富裕中农或新中农，前者主要靠勤俭持家，勤劳发财；后者主要靠经营家庭副业改变了自己的经济地位。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反对办合作社。他们不赞成办合作社的原因虽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担心办合作社后自己不但从中得不到好处，反而利益受到损失。这也是当时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在合作化问题上的共同态度。应当说，他们这样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们或特别勤劳，或有致富有门路，在他们看来，走单干的路照样能发家致富，事实上他们也开始致富了。对于这样的农民，允许他们在合作社外继续单干原本是正确的。单干的存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合作社与单干户之间展开竞赛，有利于集体与个体两种积极性都同时发挥。如果合作社要充分发挥出自己理论上的优越性，就必须在生产、收入、社员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提高上，超过单干户。因此，刘雨生领导的常青农业社成立后，王菊生、秋丝瓜和合作社都在铆足劲发展生产。
但是，由于当时对合作社的优越性作了过高的评估，对农民个体单干的负面作用过于夸大，且对合作化后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防止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问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缺乏组织集体生产的经验，因此，许多合作社办起后，生产和社员收入非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成为1956年底和1957年初部分农村出现农民闹社要求退社的风潮的主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却没有从合作社本身去找原因，而是认为这主要是阶级敌人破坏的结果，是富裕中农单干、企图走个人发家致富的资本主义道路影响的结果。这样一来，乃想方设法包括使用阶级斗争的方式，迫使单干农民放弃原来的生产方式而加入合作社。所以，初级合作社建立不久后，清溪乡又建立了高级社。大概过了半年后，王菊生和秋丝瓜也申请入社了。现在看来，让王菊生和秋丝瓜这样的农民继续单干一个较长的时间，也许我国的农业合作化事业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曲折。
作者罗平汉，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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