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程广元在派出所上班。
在放寒假期间,我和程广元在一起,刚打开了电视机看到西班牙的斗牛节目,没看几分钟,他便关了。
程广元说:“天底下最无耻的娱乐没有超过斗牛的,一群所谓的文明人,把一个牛围在圆圆的剧场里,然后人用红布把牛斗起来,经过搏斗,再用长剑把牛杀死,这种残忍、血腥的行径,不但彰显不了人类的勇敢,反而显出了这些人的畜生不如的丑陋与无耻。
我问:“为什么这样说?”
程广元说:“第一,如果你真文明,绝不会去残害动物取乐;第二,如果你真勇敢,为什么不去用红布挑逗狮子?第三,那些看客和组织者,一定是还没有脱离原始社会的兽性心理,畜生不如。第四,等着报应吧!”
我也升起有一种悲愤的感觉。稍稍平静了一会儿,程广元走进书房,回来的时候,他拿着几本书。
书上讲了几个故事:
其一、江苏常熟县黄草堂的地方有个叫须某的,以宰牛为职业,每次杀牛,必先将牛舌,活活割下,牛惨痛哀呜,须某无动于衷,牛宰完了,就将牛舌带回家中,烹煮食啖,以为这样味道特别鲜美。有一天,须某把屠刀安放在房门上面,忽然听到两只老鼠在门上,激烈打闹,须某仰面探看,不料门上屠刀被震动,突然掉落下来,正堕入须某口中割断舌头,当场死亡。须某平时残忍以刀活割牛舌,不料自己也被牛刀断舌惨死。
其二、有一个屠夫跟一个朋友借了20两银子,朋友说,不用还钱,但是我要肉的时候,你必须给我,屠夫答应了。新接位的皇帝是位虔诚的佛教徒,所以规定:六月十九日,观世音菩萨圣诞节,全国禁肉三日,违者判重刑。正好六月十九日,朋友非常急的来到肉店,要求屠夫给他一斤肉,屠夫非常恼火:“你迟不来,早不来,偏偏在全国禁屠三天来要肉,这不是存心跟我为难!”
朋友说:“我们有言在先,我借钱给你的唯一条件是:我随时要肉,你得随时提供,今天我有急事要肉用,你怎可以不给肉呢?”屠夫自知理亏,又无计可施,便问道:“你说怎么办呢?”
朋友说:“今天既然是全国禁屠日,宰杀任何动物都有判重刑之罪,我又急需肉用,我倒有个折衷的办法;现在我只需一两肉,从你身上割下一两肉既可。”
屠夫高叫:“从我身上割下一两肉!难道我不痛?!”
朋友突然问道:“只从你身上割下一两肉,你就叫痛,那么多猪被你无辜地屠杀了,难道它们就不痛吗?”屠夫猛然醒悟:“我杀猪时猪也知道痛啊!”于是他放弃了杀猪,而跟那位朋友学修行做好人。
转眼一年过去了,又一个寒假来临了。
我的朋友程广元已经升任派出所副所长,为了学侦探业务,我们一起看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看完之后,我们决定去英国学习探案。
飞机很快,一路上,福尔摩斯——这位有着头戴礼帽、身材消瘦、聪明勇敢的人成为我和程广元讨论的话题。
按照安排,我们第二天见了面,并且在福尔摩斯先生的贝克街公寓住下,这所房子共有两间舒适的卧室和一间宽敞而又空气流畅的起居室,室内陈设起能使人感觉愉快,还有两个宽大的窗子,因此屋内光线充足,非常明亮。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些房间都很令人满意。
福尔摩斯吩咐华生把几只箱子和旅行包帮我们搬了进来。我们一直忙了一两天。尽可能安排妥善以后,我送给福尔摩斯一盘谭墉林的磁带,因为我听说他喜欢中国的歌曲,比如谭墉林、那英、胡彦斌等等,音乐无国界嘛,谭墉林的音乐成就令福尔摩斯觉得不可思议:出道整整40年,近120张个人唱片、超过300场演唱会的纪录,这恐怕再也没有人能够超越。
我们逐渐安定下来,对这个新环境也慢慢地熟悉起来。
说实在的,福尔摩斯并不是一个难与相处的人。他为人沉静,生活习惯很有规律。每晚很少在十点以后还不睡觉。早晨,他总是在我和程广元起床之前就吃完早饭出去了。有时,他把整天的时间都消磨在化验室里,或者叫上华生偶尔也步行到很远的地方去,所去的地方好像是伦敦城的平民窟一带。
在他高兴工作的时候,绝没有人能比得上他那份旺盛的精力;可是常常也会上来一股相反的劲头,整天地躺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从早到晚,听谭墉林的《难舍难分》,几乎一言不发,一动不动,这让我和程广元的眼里有着那么一种茫然若失的神色,因为我们是来学探案的,不是旅游的,若不是华生说,机会有的是,我们几乎想回国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对于他这个人的兴趣以及对于他的生活目的何在的好奇心也日益加深。他的相貌和外表,乍见之下就足以引人注意。他有六英尺多高,细长的鼻子使他的相貌显得格外机警、果断;下颚方正而突出,说明他是个非常有毅力的人。
他的两手虽然斑斑点点沾满了墨水,但是做西餐的动作却异乎寻常地熟练、仔细,最有趣的是我们一起同餐,我和程广元爱吃红糖烙大饼,他和华生爱吃披萨,福尔摩斯设法学习我们的优点,他试着用筷子吃披萨,我们经常被逗得哈哈大笑。
我们开始对围绕在福尔摩斯周围的小事发生了兴趣,并且把部分时间消磨在设法揭穿一些秘密上。
几个星期中,没有人来拜访我们。
我和程广元已秘密定了回国的飞机票,这个飞机票将从英国直飞北京,因为我们已经对福尔摩斯先生的探案产生了乏味,不过出于礼貌和还想在伦敦转转,我们还没有动身。
伦敦的交通很发达,很少堵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法国,再过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奥地利,不像北京,开车一个小时在朝阳区,过了一个小时还在朝阳区,我和程广元转遍了伦敦的名胜古迹,居然没用两天。
可是,不久我发现这公寓人多了起来,而且是来自社会上各个不同的阶层的。其中有一个人面色发黄,獐头鼠目,生着一双黑色的眼睛。经福尔摩斯介绍,我知道他叫雷斯垂德先生。还有一次,一个白发绅士拜访了华生;另外一回,一个穿着棉绒制服的火车上的茶房来找福尔摩斯。
每当这些客人出现的时候,福尔摩斯总是请求我们让他使用待客厅,我和程广元只好回到卧室里去。
他因为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不便,常常向我道歉。他说:“我不得不利用这间待客室作为办公的地方,这些人都是我的顾客。”
四日,我比平时起得早了一些,因为程广元有打太极拳的习惯,华生和福尔摩斯对此很感兴趣,也在跟着学,他们把我吵醒了。
我从桌上拿起一本杂志翻翻,借此消磨等待的时间,杂志上有一起文章,标题下面有人画了铅笔道,我自然而然地就先看了这一篇。
文章的标题似乎有些夸大,叫做什么“神机妙算”。这篇文章企图说明: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如果对他所接触的事物加以精确而系统地观察,他将会推理出很多东西,来破案。
作者接着忽悠说:他能从一个人的手指甲、衣袖、靴子和裤子的膝盖部分,大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茧子、表情、衬衣袖口等等推测出别人的职业来。
我读到这里,不禁把杂志往桌上一丢,大声说道:“忽悠!接着忽悠,没想到英国也有大忽悠!”
“谁是大忽悠?”福尔摩斯打完太极拳,走了进来。
“唔,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我一面坐下来吃早餐,一面指着那篇文章说,“我想你已经读过了,因为你在下边还画有铅笔道。我并不否认这篇文章写得很漂亮,但是我读了之后,还是不免要生气。显然,这个作者是一位无所事事的懒汉,他闭门造车地空想出来的一套理论。我倒愿意试一试把他关进火车的厢里,叫他把同车人的职业一个个都说出来。我愿跟他打个赌,200块钱也行。”
“那你就给我两张毛爷爷吧,”福尔摩斯爽朗地笑了说,“那篇文章是我写的。”
“是你!”我惊讶地站了起来,牛奶撒了一地。
“在这伦敦城中,有许多官方侦探和私人侦探。这些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来找我,他们把所有的证据提供给我,我把他们的错误纠正过来。比如雷斯垂德是一位著名的官方侦探,他经常来找我。”
“还有另外那些人呢?”
“他们多半是由私人侦探指点来的,都是遇到些麻烦问题、需要别人加以指引的。我仔细听取他们的事实经过,他们则听取我的意见;这样,毛爷爷就装进我的口袋里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说,别人虽然亲眼目睹各种细节,但都无法解决,而你足不出户,却能解释某些疑难问题吗?”
“正是如此。因为我有那么一种利用直觉分析事物的能力。如果遇到一件稍微复杂的案件,那么,我就得亲自出马侦查。当然,这需要多给几张毛爷爷。”他幽默地笑了。
他接着说,你知道,观察能力是我的第二天性。咱们初次会面,我和华生去车站接你和程广元时,我就对你说过,程广元是从中国最基层的派出所来的,你当时好象还很惊讶哩。”
“一定有人告诉过你。”
“没有那回事。我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这位程先生,具有国家公务工作者的风度,但却是一副军人气概。那么,显见他是个警察。他是基层的警察,因为他脸色黝黑,在上层机关工作的人没有那种风吹日晒的皮肤;他手腕的皮肤黑白分明,这是夏天穿短袖所致。他面容憔悴,这就清楚地说明他工作辛苦乏累,这都是基层派出所的特征。这一连串的思想,历时不到一秒钟,因此我便脱口说出他的身份,你当时还感到惊讶呢。”
我对他这种自吹自擂的谈话,只是表示了礼貌性的点头。我说,我们最好还是换个话题。
“我不知道这个人在找什么?”我指着窗外一个体格魁伟、衣着朴素的人说。他正在街那边慢慢地走着,焦急地寻找着门牌号码。他的手中拿着一个蓝色大信封,分明是个送信的人。
福尔摩斯说:“你是说那个退伍的海军陆战队的小伙子吗?”
我心中暗暗想道:“忽悠、接着忽悠。他明知我没法证实他的猜测是否正确。”
这个念头还没有从我的脑中消逝,只见我们所观察的那个人看到了我们的门牌号码以后,飞快地跑了过来。接着楼梯上便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
那个人一走进房来,便把那封信递了过来。
他说:哪位是福尔摩斯先生?这是他的信。
这正是把福尔摩斯的忽悠,揭露一下的好机会。
我尽量用温和的声音说道:“小伙子,请问你的职业是什么?”
“我是邮递员,先生,您是亚洲人?”那人很礼貌地回答说。
“你过去是干什么的?”我一面问他,一面嘲笑地瞟了福尔摩斯一眼。
“是这样,先生,在转业到邮局之前,我在伦敦海军陆战队中干通讯兵,先生,您忙,我还有几封信需要送”
他碰了一下脚跟,举手敬礼,然后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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