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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看，实习生李曼还像以往那样，每天将各大医院的医疗新闻稿件，源源不断地发到编辑中心稿库里，于是，诸如随着季节变换而引发的典型病例，以及一些疑难怪病等的相关新闻，便一如既往地刊登在健康版面上。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发现，这些稿件的署名，已经变成了实习生李曼和通讯员的名字了。
在编辑部里，每周一下午的业务会，李曼的身影虽然还像几个月前一样，准时出现在会议室的角落里。但会议一结束，她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不透风的墙，当今社会，无论是党委会也好，编委会也罢，这边会议一结束，那边便将会议内容传了出来。所以说，编辑记者们见到实习生时，表面上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似的，可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她现在正跟傅格格的丈夫，在暗暗调查那件事情。大家这样心知肚明地保持着沉默，其实是不希望这件事情在编辑部搞得沸沸扬扬，以至于传到外面，那对李曼和江小河是十分不利的。
江小河调到晚报工作后，一次都没有在大家面前出现过，就连他的新领导高洪彬，也仅仅在他家交代党委会任务时，见过一面，之后，他们几乎再没有联系过。这些天，江小河先在家里对格格搜集的材料进行了梳理，主要是看格格的采访笔记本，至于见报的那些稿子，看不看没有多大价值。那些稿件，见报前要么被部门主任删过，要么被值班编委删过。他发现，格格第一次接触地下器官移植黑幕时间，居然是在一年前。
那时格格刚怀孕。有一天，她在中山医院采访，经过走廊时，听几个患者议论一件怪事儿，便放慢脚步，及至当她听说好像与尸体失踪有关时，干脆站在了那里。一个女患者说，一具被医院认定为无主的尸体，今天早上刚刚放进太平间里，等到下午死者家属找上门时，尸体居然被偷了。
格格的新闻敏感一向很强，她第一时间跑到太平间里，先碰到一个穿白大褂的人，这个人远远就认出急匆匆赶来的年轻女人，是晚报记者，他赶紧躲开了。格格一看太平间里只有一个穿蓝色工作服戴口罩的清扫员，在往地上撒来苏尔消毒液，就凑过去，向他打听，今天早上看见有人将一具尸体运走没有？结果，那是一个有听力障碍的人。格格找不到别人，干脆自己一个一个拉开装有尸体的不锈钢铁箱，结果，空无一尸。她想去医政处问个明白，因为病人死亡后被送去火葬，是需要医政处首先出具死亡证明，然后相关部门才能为死者做死亡公证，有了这些手续后，民政部门才能允许火葬场将进行尸体火化。
医政处与院长室在同一楼层，格格来到五楼，听到一阵吵闹声。格格走过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正是那具被盗尸体的家人，他们要求医院交出亲人的尸体，并且要看死亡证明和死亡公证。原来，那个死者是个精神病患者，昨天晚上发病后，一个人跑到街上，结果被一辆呼啸而过的大卡车给撞倒。几个路过的好心人将患者送到中山医院进行抢救，结果几分钟后，宣告不治身亡。医院方面以为是个乞讨的流浪者，看人已经死了，就按无主尸体，送进了太平间。
这时，格格已经来到了医政处，从师姐好朋友一位大姐那里听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人来为这名死者开具死亡证明。格格明白了，这就是说，医院认为这是一个流浪者，便按无主尸体将其送进了太平间。这件事情，在格格看来，医院的做法显然是有问题的。她在笔记中写道：即使是无主尸体，医院也没有这个权利，擅自处理尸体。正确做法是，他们应该在第一时间，通知辖区警方，警方会通过法医对死者的死亡鉴定，以及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再参考流浪者送到医院时的第一见证人的证明，警方才会出具相关证明。只有具备以上这些手续，医院才能通知火葬场将尸体拉去火葬。
当格格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心里基本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这时，走廊里突然又拥进来一群人，看他们的装扮，以及他们跟医院人员交涉的方式，就知道都是乡下人，有理讲不出理，嗓门却格外高。一时间，五楼被挤得水泄不通。很快，当地警察赶到了，可是警察人太少，根本压不住，直到来了大量的武警战士，这才将那些愤怒的老乡，驱赶了出去。
等到五楼恢复平静时，格格再次来到医政处。这一次，她可不是为那个尸体被偷事件来采访的。她知道，关于尸体被偷的事件，属于负面新闻，真要想写，也要回去好好想想。现在，她要落实一篇医疗软文，而这项业务，一般都是由医政处负责的。
格格刚刚成为晚报一名记者时，别提有多高兴了。虽然每篇稿件见报时，在师傅“本报记者苏珊珊”后面的“傅格格”，还写着“见习记者”几个字，她同样感到高兴，感到自豪。
可是，当她结束了见习期，开始独立采访，独立写稿时，却还要肩负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医疗软文。她给苏珊珊当徒弟的时候，还有点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哪。那时候，她心里装的，就只有新闻，对于那些为晚报创收的什么软文，就连师傅苏珊珊偶尔也会染指写上几篇，可她终究东风不入马耳，似乎一点也不上心。现在，师傅死了，她独自挑大梁，一个人在跑医疗口，整个医疗口的软文创收，基本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了，想不食人间烟火也不行。
江小河继续翻阅格格的笔记。那天，格格回家后，脑子里很乱。她吃过饭后，坐在那里怎么也写不下去。到底是先写尸体被偷的新闻，还是先写软文？一时竟踌躇不前。她想跟丈夫商量一下，这样的生活该怎么办，看江小河也在那边写稿子，就没打扰他。她想给部门主任姚丽丽打电话，询问她那条新闻怎么写，是直呼其名，把医院真名写出来，还是像以往那样，为了创收而“贾雨村”，却把医院“真事隐”去？
最终，格格还是没有将电话打过去，她认为自己的脑袋，应该决定自己的行为。写不写是一个记者的素质问题，发不发是报社立场问题。她从晚8点开始写那条新闻，接着写软文，写到12点30分，一篇1000字的通讯写完了，一篇1200字的软文，也写完了。当晚将一硬一软两篇稿子，传到编辑部稿件数据库里。
第二天，医疗软文随着版面刊登了，那条尸体被偷的新闻，却没有发出来，直到最后，那篇稿子，仍然石沉大海。周一部门会议结束时，姚丽丽把格格留下来，悄悄告诉她，其实，编辑部很看好那篇尸体被偷的通讯，她说，不但新闻题材奇特，现场感也很好，又很有时效性。可惜，他们当天就接到上面的通知，这条稿子不允许见报。这件事情，引起了格格的警觉，她想起了师傅苏珊珊。她在笔记本上写下感受：“我仿佛觉得，有一双眼睛，时刻在盯着晚报记者，只要谁一碰到跟尸体相关的新闻，那类稿子，准发不出来。”
一周后，格格接到中山医院医政处那位大姐打给她的电话，说她的软文写得太棒了，比另外几家媒体都写得都好。那台进口设备的软文见报一周后，他们做了个调查，结果，利用率非常之高。那位大姐还向格格透漏，说院长看了医疗软文后非常高兴，特别交代他们，今后有软文，多交给晚报记者来做。那以后，中山医院果然连续向晚报投入了许多广告费。当然，晚报领导也同样为格格的努力，表示鼓励。高洪彬还在一次编委会上，临时提出动议，建议在给记者的软文打分时，能否适当提高一下分数，因为，他们所写的软文，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写新闻还辛苦。高洪彬的动议，得到编委会大部分人的支持。
江小河在格格的采访笔记中发现，发生在中山医院那样的尸体被偷案，又在另外几家医院里发生了。也许是经历过中山医院尸体被偷事件，这一次，格格学乖了，对后来的几次尸体被偷事件，只做采访，也不写稿。她甚至在每周一的部门业务会议上，也不作为一周题目上报。
2011年9月8日上午。有读者将电话打到晚报热线，说在通往岛外天马山的路上，一辆冷藏车发生交通事故，冷藏车上的十几具尸体，被撞得横七竖八地铺满了整个道路。接线员雅洁，第一时间将信息发到格格手机上，她知道这是傅格格跑的口。格格马上将开车赶到天马山路口，果然看见尸横遍地的场景。她先用手机拍了照，记下车牌号，记下尸体数量，以及男女数量。一共是18具尸体，其中8男10女。她打算从司机那里了解详细情况，发现肇事司机早已不见了踪影。
沧海市的9月，正值高温季节，那些躺在马路上的尸体，上面被炎热的太阳晒，下面被烧热的铁板似的路面烤，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时，来往车辆，全被堵在了路的两头，围观的人越积越多。在这种情况下，格格拨打了110报警。但是，当警察的车辆赶到这里时，已经被自称是天马山火葬场的人用专用车辆，将所有尸体都给拉走了。警察从格格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打算沿着所谓火葬场车辆开去的方向，继续侦察，其中一名警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然后便与另外两个警察上车，向来时的方向打道回府。格格立刻猜到，警察的原路返回，很可能又跟那个女人有关。鉴于上次的经验，格格仅仅将这个事件，一丝不落地写在笔记本上，却没打算写稿。不料，姚丽丽反倒就这个问题找到她。她说，接到上级指示，说那些尸体，原来都是无主尸体和被执行死刑的罪犯，是沧海医学院和卫生学校用来解剖教学用的，经过多年的教学解剖，尸体缝缝补补，已经腐烂得不能再缝合了，依照相关规定，这些尸体将被送到火葬场火化处理。说格格那天看到的尸体，就是送往天马山火葬场火化的，没想到半路上出了车祸。
格格心里清楚，别说那天的18具尸体，最终没有被送到天马山火葬场，就是之前那些尸体，也并没有被送到火葬场。因为那天，格格见警察被上级调回去后，她自己却开着车，直接去了天马山火葬场，想看个究竟。结果她发现，那些尸体，根本就没有被送到这里。
那么，大量的尸体，都被送到了哪里，最终又被怎样处理了呢？
江小河在格格笔记本上，显然没有看到答案。江小河想，看来，这些答案，要他自己去找了。接下去，他发现格格笔记本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看来，师傅的死，与她追查大量尸体的失踪，有着直接关系，却不单单是地下器官移植黑幕。也许，师傅在调查大量尸体失踪时，发现了更大的秘密，才导致她被害，而警方，却说她是抑郁症自杀！对于这一点，我根本就不相信！”。
江小河确实想起格格曾经说过的化：“以我师傅的性格，她不可能是自杀！”
接着，江小河又翻开一页，发现格格提到一个新问题。一个民政局局长，居然是倒卖尸体的幕后指使者。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做尸体倒卖的中间人，半年前被警方抓获，据这个尸体倒卖中间人交代，他听说一个朋友是沧海市民政局局长的亲戚，便通过他，打通了那位局长的关系，答应从火葬场那里弄出尸体，每具尸体3万元卖出。每卖一具尸体，局长得2万，火葬场那边得1万元。然后，买家将这些尸体，以不等价格，卖给乡下死人的人家。
原来，那些死人的人家，把买来的尸体，大张旗鼓地送到当地火葬场以家人的名义火化，然后，再按当地风俗，悄悄地把亲人的尸体土葬了。中间人从沧海市火葬场里，以每具尸体3万元的价格买下，卖给乡下死人家属时，每一具尸体，少的5万元到6万元，多则可达10万15万元，主要看买主经济状况，富裕人家开价就高，穷人家便少要价。但就是这样一个重大题材，格格也仍然没有写成稿子。
直到这时，江小河才深刻地感受到，平日里，他对格格的关心，实在是太不够了。他总以为她每天写条千把字的新闻，千把字的软文，不至于那么累。可他哪里知道，格格还背着这么重的负担和压力。江小河知道，记者这个职业，如果你把它当成事业来做，尤其当你看到，你用社会责任感所写出的报道，最终见诸于报端时，那该是何等的快乐？正如同行白岩松当年在沧海晚报给读者签名赠送的书名那样，《痛并快乐着》。但是，如果你仅仅把新闻记者当作是一种职业，一种用来糊口的职业，那么，你可能会被沉重的任务和精神压力所压垮，恐怕只有痛而没有快乐了。现在的情形，刚好反了过来，真正把新闻记者当成事业的人，除了痛，还是痛，很难有快乐时刻。相反，把新闻记者仅仅当成一种谋生职业，那就轻松多了。
直到三天后，江小河才从格格的笔记本上，看到关于地下器官移植黑幕的相关内容。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笔记本上出现了实习生李曼的名字。
“真让我感到毛骨悚然！危险，十分危险！我必须像师傅学习，调查地下器官移植黑幕，决不能让李曼参与进来。我一直怀疑那个女人。为什么各大医院里尸体被偷的事件，一直得不到杜绝？难道是警方无能？根本不是！是有人插手不让警方调查，更不让媒体披露。正因为此，全市各大媒体，在这个事情上集体失语，也就不足为奇了。我知道，这都是仗着她那省委书记的老公。
尽管，地下器官移植黑幕被上边压着不让报，但是，他们无法阻止外埠媒体的采访报道。但由于人们的口口相传，很快，这些消息，被《放眼东方》及《南国都市报》等媒体知晓，他们纷纷进行披露，于是，沧海市的地下器官移植黑幕，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开，并造成极大影响。那些日子，这些媒体、杂志的报刊亭刊物，要么被扣押，要么被收回。
晚报领导看我想不通，想让我写内参，说内参同样可以送达到相关部门和相关上级领导那里。可我根本不相信内参会起什么作用。
那个女人曾不止一次当面警告我，因为她怀疑，是我将这些信息，向那些媒体、杂志披露的。不错，我是有过这样的想法，可我还没来得及这样做。”
现在，江小河终于明白，格格曾经有一段时间，情绪十分低落，她甚至提出不想当记者，转而想去当一名编辑。老爸问她是不是工作遇到了困难，或者任务压力过大？实在不行，就跟高洪彬说说，改当编辑也不错，再说她现在正怀着身孕。但格格很快又自我调整了心态，一如既往地工作了起来。于是，无论是老公还是老爸，也就没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心想，这几乎是所有年轻记者，都不可避免的问题，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再往后，格格的笔记本便没有文字了。江小河凭直觉认为，格格的笔记本，应该还有内容，可翻来覆去，还是一页页的白纸。
第二天晚上，江小河突然发现，笔记本上昨天还是一页页的白纸，上面竟然有了文字，而且是蓝色字迹。江小河以为是自己的眼睛花了，可能是这些天他用眼过度，产生了视物模糊现象。格格过去曾经写过眼科方面的稿子。江小河便到格格的医药箱里，找出一小瓶有清凉成份的眼睛疲劳眼药水，往眼睛里滴了几滴，然后又接着翻看笔记本。结果，上面的文字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字迹更加清晰了。江小河管不了那么多了，干脆看了起来。这一看不要紧，发现一个天大秘密。
笔记本上揭示着，格格在被撞死的前几天，正在调查一件惊天事件。她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享受着国务委员待遇的红二代，正在为他那患有慢性肾衰竭的孙子，寻找合适的肾源供体。他们从北京找到全国各地，居然都没有找到可配型的肾源供体。如果是一般的肾衰竭，他们也许早就找到了配型的供体。问题是，他的孙子，是很难配的O型血，而且还被查出是独肾。
这个不幸的结果，让这位老革命感到了无限的悲哀，他仿佛感觉，是宿命对他的报复。文革后期，随着一部分走资派官复原职的他，不久便罹患了慢性肾衰竭，医生小心翼翼地告诉他一个更为不幸的事实，说他是很难配O型血，而且是独肾。这就意味着，如果找不到配型供体，他将必死无疑，因为他天生只长了一个肾，根本没有备用肾。官复原职的当权派，调动了所有的力量，均没有找到可以跟他配型的供体。后来，有人告诉他，监狱中有一名女反革命分子是O型血，与他完全配得上。于是，那个女反革命，被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
那天，完达山正下着大雪，女反革命被押赴刑场，与此同时，一辆白色救护车，也同时出现在刑场上，不仔细看，那辆白色的救护车，很难被人发现，它几乎被掩埋在白雪的背景中。当执行人员宣布完女反革命死刑后，枪并没有响，而是先从救护车里跑出几个身穿白大褂的人，将女反革命按倒在地上，将其翻转过来，并将冰凉的酒精棉在女反革命后腰上一阵擦拭，另一个人用手术刀将女反革命后腰划开一个大大的口子，将其一只肾取出，马上送到救护车上，给正在等待的老革命移植上去。
就在执行枪决的人员，将血肉模糊的女反革命拉起来，举枪对其执行枪决时，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又匆忙跑了回来，并大声喊道：‘等一等，另外一只肾也要摘掉。’
于是，那个已经昏迷的女反革命，剩下的一只肾，也被摘掉了。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声，回荡在白雪皑皑的山坳里，女反革命倒在雪地上。多少年过去了，那个老革命，由于保养得非常好，一直没有用上另外那只备用肾。为防止万一，那只备用肾，一直保留到细胞死亡，也没派上用场。
十多年前，老革命在古州的儿子，背着老爸，将那个在他眼里是孽种的女儿遗弃后，夫妻俩通过试管婴儿，总算给老爸生了孙子。没想到，老革命的孙子，长到十几岁时，患上了尿毒症，结果发现也是独肾，而且也是很难配的0型血。在多方找不到供体情况下，老革命的儿子，打算给老爸的孙子捐出一个肾，可是一检查发现，父亲与儿子居然都是独肾。”
江小河难以相信，这些触目惊心的故事，怎么会奇迹般地出现在格格笔记本中？
“这不可能啊？她要是知道这些事情，应该告诉我啊？即使她没遇害前觉得不方便告诉我，那她复活后也应该告诉我呀？”
江小河忽然想到了青眼神色今薄色夫。
“难道是他，满族天神在暗中帮助格格？”
忽然间，江小河想起格格的电脑收藏夹中，曾经收藏过一个关于如何显现隐性字的相关条目。于是，他赶紧打开格格的电脑，将收藏夹中那条关于隐性字的条目打开，结果一看，恍然大悟。现在，他终于明白了，那天，他无意间，将格格笔记本上无字的页张，放在了台灯下面，由于距离太近，结果无字纸张被烤热了，蓝色字迹显现了出来。问题就这么简单。
不管怎么说，笔记本上的内容，不管是青眼神色今薄色夫用奇幻手法弄出来的也好，还是格格的隐性字，被台灯烤热显现出来也罢，总之，让江小河想了解真相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现在，江小河清楚了一个重要事实，古州的那对父母，其实就是辜华的亲生父母，是他们遗弃了辜华。后来，那对夫妇通过试管婴儿，又有了自己的儿子。现在，他们的儿子，包括当爸爸的在内，都被查出与爷爷当年一样，是独肾，而且也是很难配型的0型血。
一个可怕的想法，在江小河脑海中产生。
“这样看来，他们要想救活爷爷的孙子，爸爸的儿子，必然会大范围的寻找0型血的肾源供体。根据他们的势力，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找到需要的肾源供体。问题是，他们采取怎么的方式寻找？是依照供体自愿捐献原则，公开向社会征求，还是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秘密手段寻找？一想到这对父子的人品和能量，江小河不觉头皮发麻，脚心发凉！
“看来，他们又要害人了！”
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江小河脑海中产生。
“难道，格格的死，与这对父子有关？”
现在，江小河非常担心在古州医院里的格格，万一她被辜华亲生母亲的举动所感动，疏于防守，将她复活的事情暴露了，传到那对父子耳里，格格随时可能再度遇害。江小河想给格格发一条短信，提醒她注意，又觉得万一短信被别人看见，岂不是更糟？
这天晚上，江小河接到老妈打来的电话，说她很不放心他爸爸，这些日子，他总是一个人对着格格的照片发呆。她打电话，让儿子回来，跟老爸说说话，并说今天晚上她包饺子，让儿子上楼时，别忘了带两瓶啤酒。江小河也以为，老爸一定是在琢磨格格的事情。回家时却发现，老爸江童颜正对着晚报一则寻人广告，在那里发呆。
“爸，你怎么啦？不就是一则广告吗，难道，那里面也有新闻？”
“啊，小河，”江童颜像是刚从梦中醒过来，“你还别说，这条广告，还真有点意思。”
江小河挨着老爸坐到沙发上，接过老爸手中的当日晚报，看到一则寻人启示，那上面写道：
“本人张旷，今年65岁，出生在黑龙江完达山下，文革初期，上小学六年级，因为年少无知，我将班主任女老师举报给红卫兵造反派，结果，老师被判为反革命，后来，她被枪毙。文革后，我多方寻找老师的家人，均无果。有人说，老师被枪毙后，她丈夫带着儿子回南方老家去了，也有人说，他们父子二人，辗转去了台湾，因为台湾那里有他们的亲戚。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揣着这份忏悔和内疚，想当面向老师道歉，那已是不可的事情了，只希望她的亡灵，能够听到我迟来的道歉。另外，我还一直努力寻找老师的亲人，还想当面为自己当年的无知愚蠢行为，给老师的家人带来连带性的伤害，表示真诚的道歉和忏悔。
多年后，我终于打听到，老师的丈夫，30多年前回到了他的家乡，一个距古州附近的洪塘村当了农民。我给洪塘村村委会写信询问老师家人下落，村里回信说，我要找的老师家人，很可能就是李西沤老人，他的儿子叫李国民，他的孙子叫李文余。当年，他们父子俩就是从东北的完达山逃出来的。但是，李西沤老人，也就是我老师的丈夫，多年前已经病故，留下儿子、媳妇和一个小孙子。不幸的是，几年后，老师儿子患癌症死亡，儿媳妇千辛万苦将孙子养大。有一天，老师的孙子跟本村一个年轻人去古州城打工，听说被某传销组织骗去，逃跑时被打瘸了腿，至今下落不明。再后来，老师的儿媳妇，关上家门，一个人跑到古州去找儿子。听说，老师的儿媳妇，没有找到儿子，便以拾荒为生，住在古州的一个棚户区里。如果有谁知道那位拾荒女人的下落，请务必请打以下电话告诉我，我将万分感激。”
江小河看完这则寻人广告，也觉得很有意思。但是，他显然还没有把问题的实质性看透。
“小河，你不觉得，这则寻人广告的背后，隐藏着一段发人深省的故事吗？”
“其实，这不就是当年的红卫兵，想找到老师的后代，当面向他们道歉吗？”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文革中被他们伤害过的人，开始道歉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它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
“还有时代精神，我怎么没感觉到？”
“是啊，你们80后这一代人，对那段历史都是模糊的，更别说90后，00后的年轻人啦！现在，报业集团里，是不是90后的记者也都有了？”
“可不，我们这些80后的，都成老前辈啦！”
“所以说，向文革中被伤害过的人致歉，就是对那段历史的铭记，只有铭记历史，我们才会保持清醒的头脑，而忘记历史，那是非常危险的。”
“爸，我发现你们这一代人，总是对文革历史耿耿于怀，那么多年了，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别总纠缠这不放，有意思吗？”
江小河的话，让江童颜十分惊讶，他用一种近乎陌生的目光，看着儿子，仿佛他在儿子的身上，突然发现了某种病毒，如果这种病毒不赶紧扑杀、消灭，便会蔓延到全球似的。
“小河，你怎么会这样认为哪！难道你们这一代人，对文革都持这种态度吗？这太可怕啦！”
江童颜将疑惑的目光，从儿子身上移开，望着窗外小区里霓虹灯下散步的居民，内心中却涌起阵阵波澜。
“小河，最近，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的经济，貌似已经达到世界的前两名，与30多年相比，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可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层面，尤其是人文精神，与世界文明相比，我们到底能排到前几名啊？你自己说说，能够排到前几名？”
江小河看着老爸那咄咄逼人的目光，犹豫了很久，才在喉咙中冒出几个含糊不清的字眼儿。
“那，恐怕要从后面数起吧？”
“这就对了。你看看现在，国人的文明水准，普遍下降到何种程度啦？为什么会这样？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现今的国人，不懂得忏悔。一个不懂得忏悔的人，永远不会看到自身的缺点的人，又怎能思过？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位老人，他的年龄几乎跟我同龄，他能够为自己在那个错误的年代里，所犯下的罪恶，敢于登报道歉，并打算寻找被害人的后代，用他的所能，帮助被害人后代，解决一点点生活困难，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按说，那场错误的运动，跟他一个小毛孩子有什么关系？可是，他居然就做到了。这是一种精神，一种忏悔精神，一种反思精神。如果中国人都具备了这种忏悔和反思精神，那么，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就有可能不会再重演！”
江童颜越说越激动，老伴郭桂英在一旁说话了：
“你呀，都一把年纪啦，怎么还像年轻时那样轻狂？”
“嗨，老伴，还别说，你刚才这句话，可提醒了我。”
“爸，难道说，你也在文革中做过坏事，难不成你也要登报，向哪位受害者道个歉？”
“臭小子，你老爸压根没当过红卫兵，要是当了，也难说能干出啥样的坏事儿！”
就在那一瞬间，一个想法，在江童颜的脑海中诞生。只见江童颜再次将那则寻人广告拿起来，拿出笔和纸，按着上面的电话，拨打了过去，把一边的母子俩，给搞糊涂了。
“喂，您好，您是张先生吗？”听到对方回答是，江童颜接着说，“是这样，我刚刚看过了您的寻人启示，我对您的举动，十分钦佩！”
江小河从老爸的脸色变化上，完全能够想象得出，电话那边对老爸打来的电话，也表现得十分惊喜。听老爸继续说。
“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跟您一同寻找您老师的后代，反正我也是退休在家之人，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做点有益的事情。”
那个叫张旷的人，早就听出来电话人的东北口音，因此他的回答，非常痛快，几乎没做任何考虑。于是，两位老人，约定了时间和地点，很快见面了。
江小河原本对这件事情并不上心，再说，他心里还装着格格的事情。他知道格格在古州医院里，还需要呆些日子，等她出院时，他再具体琢磨琢磨，到底怎样跟老爸老妈讲格格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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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河与李曼在约定地点见了面。那是中山医院一个没有监控的死角，那里有一排大理石椅子，他们坐了下来。当李曼第一眼看到师姐的丈夫时，眼泪不自觉地涌了出来。她发现江小河憔悴很多，瘦了很多，两个眼眶深深地塌陷着，远远看上去，像是戴了一副黑眼镜。于是，不久前李曼到师姐家跟江小河一起吃饭时的情形，再度浮现在她眼前。那时候的江小河，红光满面，意气风发，谈笑有声，十足的乐天派。同样，在江小河眼里，才几天不见，格格的徒弟，人也变得无精打采样子，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她刚刚经受过一场突如其来的打击。
早些时候，高洪彬用短信方式，将党委会决议，以及晚报编委会的具体方案，告诉了江小河。并说，李曼会当面向他转述详细内容的。江小河看完短信后，完全领会了上级的意图，他会按图索骥找出杀害格格的真凶，为捍卫记者不可侵犯的生命权，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为慎重起见，江小河没有把格格所掌握的全部情况，提前吐露给李曼。他想随着案情的一步步深入明晰，让李曼在调查中逐渐了解事情的真相，而不想早早把他所掌握的情况，和盘托出。他的这个想法，与格格的想法虽然出发点不同，但形式上却是一样的。
“江老师，我觉得格格姐的死，既然与地下器官移植黑幕有关，咱们是否就从这里开始调查？”
李曼的想法，与江小河不谋而合。不错，这样既可以按着格格原来的线路查下去，也不会引起某些人的警觉，因为晚报记者傅格格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同时，又可以为下一步调查天马山神秘工厂，打下基础。
有关地下器官移植黑幕，李曼手里，也掌握一点线索，因为师姐的突然死亡，一直没有查下去。
不久前，李曼听一个家在乡下的同学说，从他们村里出来打工的一个年轻人，不幸被人绑架后，弄到一个僻静的地方，给囚禁了起来。李曼赶紧问，是被传销的人弄走的，还是被别的什么人弄走的？她想问，是不是被地下器官移植组织的人弄走的，她没有这样问。她的同学当然说不清楚。
江小河听说这件事情后，立刻就想到了地下器官移植黑幕。心想，说不定，那个被弄走的年轻人，真是被地下器官移植组织的人，抓去当供体了。
“李曼，你同学提供具体线索没有？”
“有！我当时就追问过，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线索，比如说在什么地方，有谁见过？我同学说，当然有啦，那个年轻人就是他们洪唐村的，爸妈多年前就死了，于是，他跟本村一个伙伴出来打工，想等赚了钱后，回家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盖房子，然后，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可是，他们一出来，就被一个传销团伙给骗去了，后来发现，那是个陷阱，所谓的传销组织，原来是出卖人体器官的。有一天，那个比他机灵的小老乡，终于跑了出来。可是，另一个，不但没有逃出来，他的腿，反而被打成残疾。”
“洪唐村！是古州城附近的洪唐村吗？”
“是的，距古州城很近。”
江小河眼睛一亮。他想起老爸给他看的那则广告，其中提到的那个女老师的孙子，就是一个残疾人！而且，也是古州城附近的洪唐村！
“难道，天底下真有这样巧的事情？”江小河喃喃自语道。
“江老师，你说什么哪？”李曼用奇怪的目光，看着师姐的丈夫。
“李曼，快打电话问问你的同学，那个逃出来的年轻人，能否还能找到他？”
“我都问过了，她放假回洪唐村时，曾问村里人，都说那个年轻人从此不敢回家，怕传销组织的人到村里抓他。”
江小河发现，实习生李曼这半年来，已经很成熟了，这些问题，她居然都已经想到了，并且努力去做了。怪不得，格格生前那么喜欢这个徒弟。
“这么说，那个年轻人被绑架的场所，如今也转移啦？”
“不错，我按照同学老乡提供的地点，悄悄找到了蔡唐村外来人员居住区，好不容易找到那间房子，结果，早已人去楼空。”
“那，你有没有去当地派出所了解情况？”
“想去过，但没去，因为我没有记者证，仅仅凭一个过期的实习生证明，我怕人家不会搭理我。”
“李曼，我看，咱们还是要先去蔡唐村外来人员居住区看看，我总觉得，他们不会走得太远，你想想，虽然是地下器官移植，再怎么说，那也是需要一定设备的，要在短时间内选定新址，再把所有设备搬走，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说不定，那个地下组织，原本就在附近一个什么角落里，还有另外一个窝点。”
“也对，俗话说，‘狡兔三窟’。”
江小河和李曼在当地派出所帮助下，几乎将蔡唐村外来人员居住区筛查一遍后，最终也没有查出蛛丝马迹。
现在，江小河不得不承认，自己心太急，还没有把格格笔记本全部看完，就采取了行动，他相信格格的笔记本里，一定有这方面的信息，只是他没有发现。如果格格现在不是在ICU病房里观察，他完全可以悄悄给格格打电话，向她询问下一步该怎么做。突然，想到了古州附近乡下的洪唐村。
“要不，咱们去一趟洪唐村，说不定那个年轻人，躲过一段时间后，又回去了。”
李曼无奈地点了点头，却对此并不抱多大希望。于是，江小河开着格格的红色凯美瑞，带上李曼，向洪唐村开去。
再说江童颜，很容易就在距他们家很近的一个小旅店里，找到满头白发的张旷。65岁的张旷，看上去像70多岁的人，头发雪白，皱纹深深，不了解的，还以为是一位地道的农民大哥。当他第一眼看到与自己年纪相仿的江童颜时，就猜到这是一个坐办公室的人，虽然也是花白的头发，却梳理得有模有样，脸上的皱纹，被淡淡的斯文，掩饰得微不足道。只有两人的口音，十足的相似，结果一开口，都听出对方是来自完达山下的老乡。
简短的寒虚过后，造访者自报姓名后，并没有主动切入主题，而是将张旷领到了家里。老伴郭桂英已经按着江童颜的吩咐，在家里包好了酸菜馅的饺子，用地道的东北土豆粉，拌了一盘大拉皮，炒了一盘地三鲜和一个锅包肉，外加四瓶啤酒。
他们一边吃着，喝着，聊着，将话题从小时候冬天在冰面上打冰尜，穿自制的冰刀鞋滑冰，夏天在二道河里游泳，抓鲇鱼，在乌苏里江岸上看渔民撒网，聊到文革时各自的经历。最后，两人自然而然地将话题聊到那位被迫害的女老师上来。
张旷的脸色，顿时阴暗了下来。
“江老弟，多年前发生的那件事，一直像个魔咒，在噬咬着我的灵魂。让我什么也做不成。”
“那么，张大哥退休了吗？”郭桂英在一旁问。
“退好多年了。还好，我在铁路工作，干了一辈子修道工。刚开始的时候，每月才几百块，现在，每月能开1400多块了。够用了。”
“你和弟妹也退了吧？”张旷问。
“退了。我去年才退，她早就退了。”
“你和弟妹，退休前做什么工作的？”
“她原先在‘熊宝药业’，后来在驻沧办。我哪，在沧海晚报社。”
听说江童颜是报社的，张旷眼睛一亮。
“我说哪，一般人，谁会关心这种事儿！遇见江老弟，真是我的福分！”
“哪里，哪里，你太客气啦！”
“跟老弟实说，这几年，我前前后后，一个人走了好几个省份，在各地报纸上刊登寻人启示。虽然关心和支持我的人，各行各业的都有，但总的来说，还是媒体记者关心得最多，聊起来也更知心。在沈阳《辽沈晚报》里，一位年纪像你这样的兄弟，听说我这个事情后，专门领他老伴到我住的地下小旅馆看我，跟我聊了很久。他说他老家也是黑龙江的，上小学时，一次批斗老师，他还亲手打过老师，多年后每当想起这件事情，他都觉得内疚。后来，他跟老伴回东北探亲，四处打听老师的下落，最后找到老师家地址时，却听说，老师已经去世了。他又找到那位老师的家人，向老师的家人，道了歉，心才安稳下来。”
“那位老师的家人，是什么态度？”
“老师的儿子，当时就哭了。他说他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终于有人，从大老远跑回来，专门向他父亲道歉。说着说着，老师儿子眼泪就流了出来，他说，要是有人早点过来向他父亲道歉，那就好了，父亲就不会带着恐惧和遗憾走了。其实，老师的儿子，也是一个年纪跟那位兄弟相差不多的人。老师儿子说，文革后，他本可以像父亲一样，当一名教师的，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他问父亲，为什么不让他当教师？父亲回答说，以他个人对中国社会的观察，文革那样的悲剧，一定还会重演。只要文革再度发生，受害最深者，首当其冲是知识分子。老师儿子问父亲，有什么根据，认为文革悲剧还会重演？父亲说，因为直到现在，那些伤害过他的人，都没有一个人向他道歉。就这样，老师儿子最终进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听到张旷最后的讲述，江童颜眼睛一亮，顿时明白了。原来，这位淳朴的老大哥，多年来，苦苦寻找老师的家人要当面道歉的真正目的，一方面是让所有在那场浩劫中受到迫害的人得到宽恕，一方面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提醒着后人，千万不能让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
张旷忽然想起什么，赶紧将随身带来的帆布挎包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大号的牛皮口袋。
“江老弟，你看，这都是这些年来，全国各地一些报纸刊登我的情况。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些广播电视节目，我没法搜集。”
江童颜翻着那些已经变黄的剪报，想到一个问题。
“张大哥，您全国各地这样走，除了支持您行动的人之外，有没有遇到过持不同意见的人？”
“有哇，太有啦！”张旷认真而准确地回想了一下，很快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想起来了，“对了，去年，我在北京时，我到一家报社，跟广告部门的一位年轻同志说，我要登一则寻人启示，他看了看我的广告内容后，马上给退了回来。我问为什么，他说上级有指示，凡是涉及文革的道歉广告，一律不等。不登就不登吧，可他在我身后，却说了这么一句……。”
张旷显然很不愿意重复那句话，憋了半天，才在江童颜期待的目光中，迟缓地说出口。
“……那个年轻人说，‘不是吃饱了撑的，就是神经有病’。我当时心里那个难受啊，我想说，年轻人啊年轻人，虽然那个年代，你可能还没出生，但是，你们上学时，尤其是上大学时，难道学校就没有跟你们讲过文革历史？”
江童颜脸色十分的难看。
“还有一次，我在山海关时，曾遭受过一个老干部模样人的当面质问。事情是这样的，一家报社记者，采访了我，并将我的照片等在报上。你看，同样是年轻人，那个年轻记者，他对文革就有清醒的认识。他在报道中说，张旷老人的举动……，对了，我把报纸找给你看。”
张旷很快找到那份剪报。江童颜看到以下一段文字：
“……其意义在于让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是对那段历史的彻底告别。中国虽然已经进入法制社会，但是，我们距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健全的法制体制，还有很大的距离。张旷老人的举动，就是时刻警告人们，创建一个崭新的法制社会，还要作出艰辛的努力。”
“第二天，那个老干部模样的人，专门找到我居住的小旅馆，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我也经历过文革，我也当过红卫兵，也批斗过走资派，更不用说我也动过手，打过他们。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你看看，当年那些被斗被整的走资派怎么样？官复原职后，他们比先前更贪，更腐败。远的不说，就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官倒’吧。那时的物价多高啊，为什么？还不是那些走资派利用双轨制，让他们的儿子搞短缺物质给搞的吗？其实，真正的贫富差距，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再后来，这些走资派的儿子们，赚够了第一桶金，又在改革开放年代，摇身一变，一个个都成了大企业家，他们利用法制法规不健全的初期阶段，赚得盆满钵满。到现在，房价高得惊人，像我这样死啃工资的所谓老干部，也是望房兴叹哪！
所以我认为，对待走资派，整得还不够彻底，整轻了！当年要是把他们都整死，即使没都整死，文革后期再别让他们官复原职，他们也就没有今天了。我说，你这是在哗众取宠，一点都没有冤枉你吧？”
那个老干部模样的人走后，张旷曾一度陷入了沉思，他甚至也有点怀疑自己的举动，是否错了。此时的江童颜，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很显然，那位老干部模样的人，他对张旷的质问，其实并不是针对张旷向老师家人道歉本身。他是对开始在文革中受到一定冲击，而当文革后期，又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上的当权派，官复原职后的权力运用，从而给他们自己，甚至是他们的后代，所带来的毫无限制的特权感到不满。这才是那位老干部对于张旷举动表示反感之所在。
“张大哥，依我看，其实，那位老干部，他反对的，并不是您向文革中被打老师家人道歉这件事本身，他只是反对您对文革的整个否定。在他看来，那些走资派，当年就应该在文革中统统被打倒，再踏上一只脚，永远不得翻身。而事实上，大部分走资派，文革后期就翻身了，并且官复原职。其实，我也看明白了，那位老干部模样的人，他的这些想法，也许是现在才有的，因为，他看到当年的走资派，今天仍然享受着特权。而您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却客观地为当今的特权阶层当年受到的冲击喊冤，所以他反对您。”
“江老弟，你的话，让我有点糊涂了。”
这时，郭桂英早已泡好了铁观音。于是，他们一边喝着茶，一边继续聊着。
“其实，想弄明白，也并不难，你只要看看当年的走资派和他们的后代，与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境遇，你就会理解了那个老干部，他为什么对你的举动，如此反感。”
“江老弟，依你来看，我还要不要继续寻找老师家人啦？”
“当然要继续找呀！”江童颜给张旷又斟了一次茶，“张大哥，既然，您已经打听到老师孙子的下落，就应该继续找，以消除您多年的心魔。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想跟您一道完成这件事。”
郭桂英听江童颜要跟张旷一同去找他老师的孙子，很替老伴担心。当着客人的面，她不好马上说出口，急得在一旁，赶紧过来斟茶，想给江童颜使个眼神儿，可江童颜装着没看见。
“……江老弟，这么说，你对我的举动，真的支持？”
“当然支持！不错，尽管我也看到，当下的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官民之间的矛盾，日益严重。但不管怎么说，我永远都不希望文革再度在中国发生，不管它以何种方式出现，我都坚决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张大哥的举动，就是用最好的行动表明，我们必须对文革进行反思，必须彻底否定它。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牢记这段痛苦的历史，不让悲剧重演！”
“江老弟，认识你，真是我的幸运。其实，我也曾经有过退缩的想法，尤其遭到某些人的反对时。但是，我想了想，像江老弟你这样支持我的人，还是占大多数。好吧，我一定要把老师的后人找到，要当面向他们道歉。”
两位老哥儿，一直聊到很晚，江童颜将张旷送回附近的小旅馆，回到家后，他想打开衣柜找出一些换洗衣物，他见张旷那件衬衫已经很破旧了，而且还散发出阵阵的酸味，猜到他一定没有太多的换洗衣物。于是，便多找出几件衣物，反正两人身材相差不多。没想到，老伴郭桂英早已将所需衣物，连同张旷的衣物，全都装进一个帆布包里，只等天亮，再将牙具毛巾装进去就可以动身了。
看到老伴如此的支持，江童颜感到十分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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