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8年初，**党政府短暂的“武汉陪都”时代开始了。
这一年春节的武汉，满街都是军人，在三千里外的苏北，台儿庄大战正在进行，硝烟似乎穿透了广漠的田土，一路飘到武汉。无数集会、誓师、募捐、动员与青年的从军，构成了这一个特殊的春节。
在此前后，武汉军委会组成了一个代表广泛抗战力量的政治部，负责全国动员。陈诚、吉少山分任正副部长，下设三厅。
第一厅厅长，是刚刚从欧洲被召回、重新起用的贺衷寒。其主要负责军队动员，不过贺衷寒的这个任期，极为短暂。
第二厅厅长是康泽，负责民间、社会动员。第三厅厅长郭沫若，负责文化艺术界动员。
第二厅的办公地址，在武昌湖上园的一栋宅院的前院，其后院，就是等待被埋葬的、残余的蓝衣社办公地。
此时，蓝衣社还有最后的两个任务，一是筹备全国代表大会，这是它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代会，其使命是把25岁以上的成员或转为**党，或转入戴笠组织。25岁以下的成员，则转入三青团。
另一个任务，是利用最后的时间，在10个省市，各招募两千到五千名青年，并负责对这几万人进行训练，以充实军队基层和地方行政。这就是后来“十万青年十万军”运动的雏形。
为准备全代会，蓝衣社又召开了一系列的干事会议。大多数的会议，都是在武昌建国路的干国勋寓所进行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直到此时，这个行将寿终正寝的干事会，还鸡飞狗跳，甚至不避外人。其最后一次会议，在汉口姜瑞元新任国民党总裁的官邸里召开，已被内定为三青团书记长的陈诚，与党部的陈立夫列席会议。
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争吵最厉害的一次。
康泽担任这次会议的主席，但他丝毫不能控制会议。几乎一坐下来，丰悌就大发厥词。他把矛头对准了刘健群，当着陈立夫的面，厉声指责刘健群吃里扒外
整个会议室里，都能听到丰悌的嘶吼声：“打算把组织卖给党部”
此语一出，在火并中与陈立夫结下深怨、刚刚从监狱里侥幸活命的任觉五，不改他的好事本性，带头鼓掌。登时会场掌声一片。刘健群、陈立夫都极为尴尬。
随后，戴笠也落井下石，他指责刘健群在他们这些黄埔学生中，四处挑拨离间。因此，组织涣散的责任，十有**应由刘健群承担。最后，他厉声叱骂刘健群：“没人再信你的鬼把戏了你完了，做和尚去罢”
戴笠有没有想到，他的这句话，会是刘健群此后几年命运的极其准确的预言？会议就在这样的乌烟瘴气里结束。
也是在这一片的乌烟瘴气中，1938年5月16日，蓝衣社的全代会，在原“两湖书院”旧址、当时的武昌大江中学开幕了。
全代会开了3天，50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贺衷寒、康泽、刘健群分别担任这3天的大会主席。蒋介石，这个成也他、败也他的蓝衣社萧何，发来了一封贺电，为蓝衣社正式的入土为安，掘下了第一铲泥土。
这封贺电在大会中被宣读，称“不在党”的力行社、同志会成员可自由入**党，复兴社可自由入三青团。但在大约50万名的蓝衣社成员中，转入**党的很少很少。即使是戴笠，也懒得办理一个手续，加入**党。
有大约10万人，要么留在了沦陷区，要么早已和蓝衣社失去了联络。在转团问题上，邓文仪和康泽，又进行了蓝衣社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争执。
邓文仪主张集体转团，而深谙组织三昧的康泽，力主个别入团、严密审核。但与会的绝大多数魁首，都把这个会议当作是走过场，他们无心细议。
于是，在他们的劝解下，争执难得地迅速平息了。“转团问题”最后采用了折中方式，即人员个别鉴定、但不拆散原蓝衣社的地方分支社建制。一个个复兴社地方组织，一律直接转为三青团的当地组织。
这样，30余万名复兴社成员，绝大多数都转入三青团。这股势力占据了筹备中的三青团大约四分之三的比例，它也是胡宗南始终担任三青团最关键的组织处长，康泽在此后7年、始终代理这个职位的权力基础。
不过，最大的赢家仍然是戴笠。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全代会前后，在武汉，一个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设立了，蓝衣社特务处成为该局的主体。这个机构的首任局长，是一个叫贺耀祖的老牌军人，戴笠任副局长。
但几乎从军统局成立的第一天起，所有听闻过它的人都仍然简称它为“戴笠组织”。
转为军统局后，这个权势熏天的上校，总算又晋衔一级，成为了少将。一直到戴笠失事丧命的时候，他的军衔还只是少将。但那时，他已成为除姜瑞元之外、南京政权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整个权力顶峰上王座背后的影子。
在这次会议上，戴笠还实现了他自兼并调查课、特务处“大跃进”之后，组织的第三次大膨胀。蓝衣社剩余的大约**万人，被他的组织一股脑儿地全盘接收。
其中三四万人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各类特务，另外五万名“忠义救国会”成员，则将在戴笠的主持下，组成编制为五个军的“忠义救**”。也就是说，只要会议一结束，戴笠组织的内外围成员，就将达到十三四万人。
1938年5月18日，由宪兵森严警备、紧闭了三天的武昌大江中学大门，终于开启。500余名代表步出会场，一些人边走边窃窃交谈，一些人脸上有着怅然若失的表情，更多的人，则说不清楚是喜是悲、是轻松还是沉重。
第一个步出大江中学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七任、也就是最后一任书记长康泽。迈出会场的一瞬间，傍晚的夕阳，直面照射在他的面容上，使他眯起了眼睛。这一刻，这个35岁的魁首，忽然感到有些茫然失措。
事实上，随着这个会议的散会，蓝衣社就终结了。于是，这个一生功利、务实的人，也终结了他原本还多少残余的青年气息。从此，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彻头彻尾的官僚，在民国这堆散发着腐烂味道的大餐上，尽情地吸食着权力与失意、荣耀与沉沦。
这个终结，是康泽一生的标志性转折。是这个终结，使他在此后7年，一直像护窝的母狼那样，龇牙咧嘴地守护着自己三青团代理组织处长的权位。
7年里，他使三青团从40万人急剧扩张到150万人，成为纪律、行动、能力都远逾**党的一个组织。
但也因为这个终结，渐渐认识到他的性情的姜瑞元，始终以一种“其才可用、其品不足信”的心态来面对他。以至于始终吝惜着一个组织处长的正式任命，这个正式职务，一直在一天都没过问过三青团事务的胡宗南的手上。
康泽以别动队的模式来组织三青团，可这种痕迹如此深刻，以至于许多年后，海内外都还一致认为，三青团是一个“准特务组织”。
也是这个情结、这种性情，使康泽在7年后，以一种利令智昏、不知天高地厚的姿态，阻止着姜经国的渗透、操纵三青团。
康泽之后，步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六任书记长邓文仪、第五任和第三任书记长刘健群，以及第四任书记长丰悌。
邓文仪快步出大门，如果说康泽的加入蓝衣社是因为“有得有失”而在组织解体之际只是茫然失措的话，那么回顾在蓝衣社六年多的风雨，邓文仪所感到的，一定是一片的怅然空虚。
这个33岁的青年，在20多岁的年龄，曾经是令人侧目的“天子近臣”，使无数人羡慕、妒忌。他也是蓝衣社在曾扩情之后、最主要的赞助者之一，但这个一度风云、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使许许多多地位远不如他的青年，开始崛起、发迹。
只有他，却在武汉反腐以后就每况愈下。先是一场“机场大火案”使他丢掉了一个最大的特务组织，继而，在西安事变中的盲动，更使他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闲人。
无可奈何花落去，对许许多多活在凡俗人间的人来说，太多的东西，失去了就不能再回来。
那么，在这个给他招惹了这么多失意、是非的组织，终于解体之际，他想到的会是什么呢？
是咀嚼这官场的无常，从而潜心等待，酝酿着东山再起呢？还是悲观落寞，以为随着这群体的消亡，他已像一个把千万赌资输得精光、同时赌场已经打烊的赌棍，感到永不再有翻本机会了呢？
同样是傍晚的武汉，但物是人非。
如果康泽看到的是寂寞的残阳，那么，邓文仪所能感受的，一定是和夕阳一同笼罩过来的、异常料峭的人世寒风。他正走在一条见不到尽头的、灰色的官场胡同里，此后许多年，他虽然也有升迁沉浮，但地位始终中不溜秋。
他再也无缘参与那重大的、让任何一个有野心的人都醉心的历史了。
晚年的他，或许在他两鬓业已斑白之际，谈到导致他人生转折的“南昌机场大火”、杨永泰。真要到了那时，他是会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还是会以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的眼光，去看待当年的人事呢？
在这个世界上，有那可以改变人间，以及冲淡隔膜与敌意的时光之河。
跟在邓文仪身后，刘健群也是步出大门。这个蓝衣社的惟一非黄埔魁首，此时的心中，一定充满着难以言表的愤怒和不平。自参加蓝衣社后，他处处受辱、处处碰壁。即使两度出任书记长期间也如此。
他是多么留恋“布衣团”的时光和在华北的愉悦日子啊。
同样的夕阳、风和街市，衬托着不断步出大门的人流。所有人都三三两两地，却只有他一个人，似乎被隔绝在一道看不见的高墙外。6年多了，他一直孤单地行进在蓝衣社的历史里。但，此时的他，是否意识到一个关乎性命的危机，已经向他迫来了？
与5年前的散发《抗争》小册子、使他在南京声名扫地一样，制造这个危机的，仍然是他的妻子胡蕙兰。
全代会召开的3天里，就在不远处的寓所，胡蕙兰正潜入他的房间，将大批蓝衣社绝密文件一卷而光，从此不知下落。一两个月后，许多人就隐隐约约地风闻，这批文件已落到土肥原特务机关的手上。
一两个月后，这个“泄密案”就发案了。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戴笠，打算借题发挥，要对他处以极刑。
在得知行刑人员已在路上的消息后，刘健群仓促出逃。然而天下茫茫，何以容身？
他先是滞留在一个小县城的车站，整整滞留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不时有宪兵、警察、特务，盘问他的身份。仗恃机警，他几次化险为夷。
接着，他一个一个县城、一个一个小镇、一个一个车站地流亡。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最后，曾经权势熏天的刘健群，一不做二不休，干脆逃亡到老家贵州的一个小山沟里，在一个小庙宇出家当了和尚。
从此，寂寂青灯，晨钟暮鼓，伴随了一个前陆军中将、30多岁的青年才俊整整4年有余。他身心都遭受了巨大的煎熬。
第三个步出大门的是丰悌，和邓文仪一样，此时的他，也是一个闲人。
但他的脸上，依然充满着刚愎而乖张的表情。“刺汪案”的阴霾，在两年多以后，早已经被冲得极淡，几乎不见痕迹。更何况他始终认为，他对社务贡献之大，无人可比。转入三青团的一大半成员，不就是他引领进蓝衣社的门槛的么？
他坚信自己的落魄失意，只是一时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的心中，鼓荡着王侯霸业的激情。
似乎，在他面前的，夕阳斜照下的武昌，那宽阔的大马路，正是他此后人生的写照。抗战烽烟已起，国家正值用人之际，过去的那一点点失误，算得了什么？何况他已获知消息，他将被重新起用，去出任长沙警备司令。
他能预料到么？如果说，刘健群正在走向落魄人生，那么，他正走向的，却是人生的尽头。“愚而好自用”的性格，加上民国深沉的官场黑幕，导致了他的惨死。
几十年后，他的许多位同僚谈及他的下场时，都以“丰悌的遭遇”为标题。丰悌，就是在全代会闭幕半年后，因“长沙大火”一案，死于枪决。
熙熙攘攘的中国，多少得意的权贵与失意的政客，被埋葬在无人得知的历史余烬之中。叹息着他们的才华与志气，大时代的浪涛汹涌澎湃，总有人会被冲散，还有淹没。
无尽的悲哀，仅仅只是史书上寥寥几笔的墨迹，或许连墨迹也没有。这些躲藏在阴暗角落里的英雄、枭雄，谁人还会记得，他们曾经的名字？
最后，一前一后地走出大门的，是蓝衣社第二任书记贺衷寒，以及首任书记、蓝衣社创始人腾杰。
贺衷寒一步一步地走了出来，此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民国的天际，开始显示出几分暗淡。
从远处看去，这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不过40岁的年龄，头发却略略歇顶了。他貌不惊人，然而在暮色里，一眼可以看到的，是他锐利的眼睛。
这是一双饱含着泪水、哀伤地注视着自己参与缔造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堕落下去的眼睛。这一双眼睛，和**、堕落连在了一起，令人如此难忘。
他曾痛心疾首过这些**、堕落，也誓言要以一己的心力、热情与生命，来根绝这**这堕落。但时运不济，就连他自己的身躯，也沦落进了这**堕落的深沉黑洞。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着一部黄埔、民国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他的身上集大成着各种民国的、青年的象征。事实上，他是那个时代的活化石。
这样，许多历史之谜、天地与人道的规律，都潜伏在他的人生里。不管他让人是爱是恨，是亲近还是敌视，无数后来者都可以在这样的人生里，获得审视、借鉴和反思。
这一夜，无所事事的肖作霖，在酒后痛骂姜瑞元“昏暴”。贺衷寒冷冷一笑，随即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你哪里知道，姜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
“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
一席谈话，让肖作霖自叹弗如。随后，贺衷寒的幽怨情绪，转到了自己的际遇，以及他念念不忘的蓝衣社的瓦解和解体。
“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惟恐复兴社发展到一旦难以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你还骂他昏，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这番酒后真言，折射的是漫长年头里贺衷寒蹒跚的路途。这就是**党的官场，姜瑞元统御之下的新中国，一个还留着腐朽赤化气息的新式帝国。
权力的背后，总有太多的阴影，那些不光彩的东西，蚕食了整个华夏的国运，直教天地蹦毁，山河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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