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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千舸再扬帆(一)
其实元朝为东征日本而进行的军事准备从未停止过,第一次东征大军返回以后,紧接着就开始了第二次东征的准备。不是所有小说网站都是第一言情首发,搜索151+看书网你就知道了。
高丽作为帝国的东方屏障,也作为东征日本的前方基地,在帝国的统治秩序内拥有着特殊的地位。忽必烈对高丽恩威并重,悉心经营,一方面对其僭越不尊的地方严格限制、严厉告诫;另一方面,对某些无伤大雅能够宽容的地方则示以宽大。
至元十二年(1275),忽必烈专门派人前往高丽,把高丽的礼乐名号制度好好数落了一番。指责高丽简直就是乱来——你王愖发布个命令也敢称之为“颁旨”和“降诏”吗?你王愖也配自称“朕”?当然,忽必烈也没有就此上纲上线认定高丽是要图谋不轨,只是说以前弄错了现在就得改,要求高丽方面把省、院、台、郡、官名、爵号中与朝廷正在使用的名称相同的,全部改掉。你高丽是地方政府,就得像个地方政府,能和中央搞成一样?
至元十六年(1279)八月,高丽方面派人向忽必烈报告,说通缉了很多年的三别抄余党金通精没抓着,据说已经死了,现在抓到了他的儿子金温,请示怎么处置。在这件事情上,忽必烈显示了他的宽容,答复道:“既然金通精已经死了,就算了。老子造反,他儿子没参与的话,那关他儿子什么事?”让高丽将金温特赦为民,不予追究。
至元十七年(1280)八月,王愖又向忽必烈一次性奏请了七件事,分别是:以戍守耽罗的高丽兵补充东征日本之军;加派蒙古军参加东征;不要给洪茶丘升官,哪怕要升也最好等到东征胜利归来再说;赏赐高丽军官以金牌银牌,鼓舞士气;以滨海地区的汉人充当东征舰队的艄公、水手;派遣按察使访问高丽民间,了解百姓疾苦;请求允许王愖本人到东征军的出发基地合浦阅兵。忽必烈全都欣然应允。
另一方面,在这个月里,忽必烈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他将主要负责高丽、日本方面事务的忻都、洪茶丘等人安排进中书省,担任中书右丞。值得注意的是,一同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的还有范文虎。即将参与东征的李庭也是在这次大规模人事调整的时候进入中书省担任参知政事一职的。
与李庭一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的还有一个叫张拔突的人。此人倒是没啥好说的,值得一说的只是他的名字。此人姓张,显然是汉姓,可后面偏偏跟着一个蒙古名“拔突”,就显得有点怪异了。其实,这在当时可是一个相当时髦的名字,毕竟当时的天下正是蒙古人在坐着江山嘛,只有翻开《元史》才能见到那么多什么何抄尔赤、李阔阔图、吕伯颜铁木尔、宋也先不花、王忙古歹等等让人眼花缭乱的混搭风格的名字。
紧接着的九月,忽必烈又加封高丽国王王愖为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行中书省事,进一步提高了高丽王国在大元帝国体系中的地位,以牢牢地将其捆绑在征讨日本的战船上。
十二月,王愖正式接到了忽必烈要求他派兵从征日本的诏令,忽必烈在诏令中要求高丽派出精兵一万、水手一万五千人,分乘战船九百艘,携带军粮十万石参加对日作战,并为途径高丽境内前往日本的帝**队提供方便。当然,忽必烈也承诺,元军在行军过程中绝不会过分打扰高丽百姓。紧跟着这份诏令而来的,还有加封王愖为日本行省右丞相的任命。与东征日本的任务相呼应,王愖再次任命金方庆为征日本都元帅,统领所有参与对日作战的高丽军队,并任命朴球、金周鼎为征日本军万户,佩虎符。
至元十八年(1281)正月,屯驻高丽的忻都、洪茶丘等人也正式接到了要求他们率所部渡海远征日本的命令。除了驻屯高丽的元军之外,屯驻江南的部分元军也同样接到了参加东征行动的命令,比如范文虎就被要求率所部从浙江沿海的庆元府(今浙江宁波)出发,渡海参战,拔都、张珪、李庭所部作为预备队在港口随时待命。
数年来,在江淮、湖南、江西、福建等南方行省所建造的战船与缴获的南宋战船此刻全都集中于庆元府。元军还进一步明确了军纪,规定凡是汉军、新附军出征,临阵脱逃者一律处死,不仅当事人要接受严厉惩罚,还要实行连坐,其妻子儿女也要被罚为奴婢。
二月,忽必烈在宫中便殿赐宴于阿剌罕、范文虎、囊加带等征日诸将,为大家壮行。文臣武将齐聚一堂,好不热闹。觥筹交错之间,人们发现独独忽必烈并未开怀畅饮,似乎有什么心事。在众人的一再追问之下,忽必烈才道出了自己的担忧:“你们问我有什么担忧的事,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你们之间不团结。”
忽必烈顿了一顿,眼睛盯着洪茶丘说:“比如范文虎是新从南宋那边过来的,你们会不会看不起人家?”众人当然纷纷拍着胸口表态说一定精诚团结,请领导放心。
在这次宴会上,忽必烈还告诫征日诸将,取人之国,在于得到百姓,不然打下了土地也会缺乏劳动力来耕种,所以到了日本,切忌滥杀,要将日本人也纳入帝国百姓的行列,为我所用。
自古以来的海上中日交通,总的来说有黄海线和东海线这一北一南两条航线——北线使用时间更早。早期的日本人正是沿着这条路线到达中原的,大致是从九州博多出发,过对马岛到朝鲜半岛,然后沿着半岛西部海岸航行,到达中国沿海。南线使用时间要晚许多。大致在唐宋时期,由于北方交通被少数民族政权完全阻隔,逼着人们另辟蹊径。江南的人们在掌握了东南季风的活动规律以后,才逐渐开辟出了这条成熟的航线,他们在每年的夏秋两季乘风出海,斜向东北横渡东海,到日本值嘉岛或平户岛后转向博多。
忽必烈的对日作战计划是这样的:由在高丽的驻军组成东路军,在元朝东部沿海的驻军组成江南军,兵分两路,各自择日出发,分别沿南北两条航路进军,待六月十五日在日本壹岐岛合兵一处之后,以优势兵力迅速占领日本九州北部地区,建立桥头堡,然后且战且屯,以战养战,站稳脚跟,逐渐渗透,迫使日本当局接受称臣纳贡的要求。这一计划显然弥补了上一次东征日本的不足,做好了在海外长期作战的准备。为此,元军还将携带大量的农具、种子,甚至耕牛。
两路东征军的总指挥确定为实战经验丰富的中书省左丞相阿剌罕。忽必烈制订对日作战计划的时候就把阿剌罕、范文虎从浙东招到御前参与了全部策划过程。可就在即将发兵的六月,阿剌罕却突然病倒了,忽必烈只得临时任命江淮行省左丞相阿塔海为总指挥。阿塔海还没有到任,先传来的倒是阿剌罕病死军中的噩耗。
其实至元十八年这一年对大元帝国来说处处都显示出不吉之兆——年初,讨灭南宋的名将阿术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的军中死了;二月,忽必烈的大老婆弘吉剌氏皇后也死了;三月,忽必烈麾下如同百科全书一般的智囊人物许衡又死了……
尚未出征,元军将士的心中便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
忽必烈的另一位智囊人物王磐再一次找到忽必烈,冒着生命危险劝谏道:“日本小夷,海道险远,胜之则不武,不胜则损威,我认为最好还是不要打!”
这眼看着大军就要动身,你又跑来跟我说这个,这不是摆明了要乱我军心吗?忽必烈异常震怒,叱责王磐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不应该再提这件事情,并说:“(惑乱军心)在蒙古法里,哪怕只是说说也是不可饶恕的,你难道还有别的企图?”
王磐没有丝毫畏惧,从容回答道:“我是赤心为国,才敢这么说。如果有二心,当初为何要冒死跟从陛下起家?我都已经是八十几岁的人了,又没有子嗣,有二心?二心留着还能用来干什么?”
忽必烈毕竟算是一代明主,自然能够很快发现自己的失态。第二天,忽必烈就派近侍到王磐家中,对其好言抚慰,并将内府收藏的碧玉宝枕赐予王磐。皇帝嘛,说的话那叫金口玉言,做出的决定也永远都是伟大、光明、正确的,犯了错误自然也不能当面承认。他送东西给你,其实也就等于是认了错了,个中缘由嘛,你懂的。
当然,他认的只是对王磐态度不好这个错,至于东征日本这事,哪怕错了他也不想回头,更何况他坚信在这事儿上他没错。
这次东征的主力仍旧是从高丽南部沿海出发的蒙古军和汉军,被称为东路军。东路军人数约四万,其中一半是水手船夫,实际作战人员约两万。而从江南出发的新附军虽然达十万之众,但其中大多数是准备到日本种田的屯田兵,携带了很多农具、种子等物,武器弹药都不充足。绝大部分还都是第一次乘船渡海,背井离乡。大海茫茫,拥挤于狭窄阴湿的船舱,面对生死未卜的前途,士气之低可想而知。
江南地区的南宋降军实在太多,降军造反的事情也是接连不断,这些南宋的降兵降将们对于元朝,完全可以说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如果有谁打着宋室遗孤的旗号振臂一呼,说不定这伙人就又起来造反了。忽必烈此举,正是为了把这些不好控制的南宋降军消耗掉——这是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里面也持这一观点——能够战胜固然是最好的结果,但哪怕打个败仗对元朝统治者来说也未尝不是好事。
与此相反,日军普遍士气高昂,甚至可以说其实很多人老早就盼着来这么一仗了——御家人武士念着战后幕府和朝廷对家族的恩赏,武士家的庶子们希望在战争中立下功劳获得封地,浪人们也希望有一个进身出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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