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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欣然同意了赵良弼的要求，而且还十分慷慨地对他说道：“我给你三千兵马路上当保镖吧。不是所有小说网站都是第一言情首发，搜索151+看书网你就知道了。”
“三千兵马就算了，免得把人家吓着。”赵良弼想了想说道，“我只带几个随从就行了。”
赵良弼清楚，凭三千兵马能干成什么？诏谕不成的话这三千兵马就能把人家日本给打下来？赵良弼是去搞外交的，搞外交带多少人合适？照我说，要么带三十万人去，要么就带三十个人好了。考虑到那个年代跨国旅行可坐不了飞机，乘不了火车，加之旅程漫长，还得有人在路上背粮食，扛行李，还得有几个保镖对付对付沿途的小毛贼，三十个人应该差不多了。
数日之后，赵良弼仅仅带着24个随从就出发了。加上后来高丽跟着去的陪臣、译员、水手等等也仅百十来号人。
赵良弼一行抵达日本的时间各方记载都不相同。根据《元史》的记载，赵良弼使团于至元八年（1271）九月十九日抵达日本的金津岸边，提前得到消息的当地武士在岸上列队欢迎，咦，怎么不太像是前来欢迎的队列，每个人都扛着刀枪呢！赵良弼连忙登岸表明身份——休要动手，我们是来搞外交的。
这个金津是什么地方呢？现在在日本倒是有一个叫金津的地方，不过在福井县，也就是当时的越前国。显然，赵良弼一行人所乘坐的船是在北九州靠岸的，并没有到越前，所以我推测《元史》所记的“金津”应为筑前博多附近的今津才对。
他们上岸的时候正好是晚上，既然是来搞外交的，那么就请先到宾馆休息一宿，等天亮了再说吧。日本人把他们引到一间馆舍里住下。
住是住下了，可房子周围整夜都有日本人大呼小叫，还夹杂着金属碰撞的声音，像是有人在舞刀弄枪。到底还让不让人睡觉了？随从们都很慌张，这些野蛮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不会是要放火烧房子吧？众人之中，唯独赵良弼很淡定，“凝然自若”。
天亮了，使团一行惊恐地发现他们已经被全副武装的日本人团团围住了。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大国使者的吗？日本不是自称素知礼仪的小中华吗？”赵良弼虽是文臣，但他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武将世家的血液！
其实他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死亡威胁。那年他还是陕西参议，有个叫费寅的四川人诬陷陕西四川宣抚司的宣抚使廉希宪和宣抚副使商挺蓄谋反叛，还把赵良弼拉出来说他可以作证。忽必烈把赵良弼喊去问话，赵良弼一听这事，眼泪就下来了，说道：“我和廉希宪、商挺共事多年，两人都是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啊，绝对没有这种想法，你不信我可以把心挖出来给你看。”忽必烈没有杀他，可也没有完全相信他的话。到后来，益都行省李璮暗通南宋反叛失败被杀，从其岳父王文统家中搜出与廉希宪、商挺的往来书信以后，忽必烈更对廉、商二人有心反叛深信不疑。赵良弼却还是“不识时务”地帮二人说话，正在气头上的忽必烈真想割掉他的舌头。赵良弼到这份儿上了还是不改口，哪怕是死也一口咬定廉、商二人是大大的忠臣。忽必烈不信任廉、商二人，但绝对相信赵良弼的忠诚。一个对自己如此忠诚的人哪怕豁出性命都要保护的人会背叛自己吗？至此，忽必烈终于相信了他的话，杀掉了诬告者。
那一次如果被忽必烈杀掉显然是属于冤死，冤死尚且不怕，难道还会怕你日本人搞这样的小动作？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要杀要剐就来吧，虽死无憾，死得其所！
“既然是通使，那么请把国书给我吧。”掌握大宰府实权的少弍资能说道。
“必须要见到你们国王以后我才会拿出来。”赵良弼的态度很坚决。
“自古以来，所有的外国使者就从来没有一个人到过大宰府以东，现在你们来了不把国书拿出来，我凭什么相信你能够代表皇帝？”少弍资能也很坚决。
“隋文帝派裴世清来，你们国王曾经亲自到郊外迎接，唐太宗、唐高宗的使臣也见过国王，你们单单不见我朝的使臣吗？”显然，赵良弼来之前没少做功课。
大宰府始终不放赵良弼一行东行上京，只是三番五次地到使团住地索要国书正本，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还放出狠话说：“大将军派兵十万来求书如何？”对此，赵良弼仍然很坚决：“不见你们国王，就是把我头砍了，国书也不会给你们。”少弍资能说不过赵良弼，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且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多，反而越发地敬重起赵良弼的为人来，用《元史》的话来说是“太宰官愧服”。
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对赵良弼这种赶不走、杀不得，还拒不交出国书，执意要见国王的人也颇为头痛。如何处置他们？意见分歧非常大。有人说，你们瞧赵良弼那一伙人每日徘徊于筑紫沿海侦察军事要地，船舶港湾、海岸险易、扎营地点、进退路线等等，可谓无微不至，又常刺探当地军政情况，活跃得很啊，如果不想予以答复的话，逐回使节等于是放虎归山，干脆把他们全砍了，一了百了。
尽管如此，可毕竟两国尚未处于战争状态。日本人虽然蛮横、顽固，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一般常识还是知道的。
来而不往非礼也，即使是拒绝通使称臣的要求，日本朝廷仍然想对蒙古国书予以答复。长于汉文写作的菅原长成受命根据廷议的结果在上次写给蒙古但由于幕府阻碍而未能发出的回牒上略作修改，作为此次的正式答复。
菅原长成的回牒中虽有“蒙古之号，于今未闻”和“不顾由绪，欲用凶器”的文字，对蒙古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进行揶揄，并对蒙古的武力威胁予以谴责，但并不想进一步刺激蒙古，而是希望通过文书往来劝说蒙古打消动兵的念头，所以才说“圣人之书，释氏之教，以济生为素怀，以夺命为黑业”，并劝说蒙古要想真正成为“底德仁义之境”，就不要成为发动战争的“民庶杀伤之源”。当然，最后针对他们最耿耿于怀的那句“以至用兵，夫孰所好”进行了强烈的反弹——“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知竞，非可以力争”——日本是受到天神佑护的神国，靠计谋和武力是无法征服的。
要打我也不怕，不过在开打之前，你们最好考虑清楚！
朝廷如此态度强硬的回牒，幕府仍然予以搁置，继续秉持不予理睬的态度，用一句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不值得回应”，让人不得不怀疑幕府采取这一态度的出发点——或许幕府的考虑并不仅仅只是针对蒙古的强硬，而是想通过主导对蒙外交，借机向一直以来由朝廷把控的外交领域渗透。
上面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了，继续让赵良弼等人留在大宰府晃荡下去自然多有不便。至元九年（1272）正月，少弍资能遣人将他们送到了国境线边上的对马岛暂时安顿。
在对马岛，赵良弼才从往来于对马与高丽两地的高丽人口中得知，在头一年的十一月，祖国的国号已经由大蒙古国变成了大元，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一时众人欷歔不已，颇有“此间只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
其实赵良弼和少弍资能之间是能够找到共同语言的，因为两国之间变成这样的局面是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对赵良弼来说，出使任务没有完成，于公于私都无法交代——日本仍然态度坚决地抗拒通使称臣的要求，此时回去复命，除了再一次提升忽必烈对日本的愤怒值，对事情的解决没有丝毫帮助，自己为了平息战祸而主动请缨渡海前来的所有努力也将付之东流。
对少弍资能来说，幕府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非常有可能引发与元朝之间的大规模战争，异国大军前来之时，大宰府自然首当其冲，自己全家老小身家性命和基业田产可都在这里呀。
少弍资能找到赵良弼，私底下想了个办法，希望这样可以平息忽必烈的怒火，把这事儿给稀里糊涂混过去。
至元九年（1272）二月，赵良弼使团的书状官张铎回到中都（同月改名为大都），拜见忽必烈，不仅带回了赵良弼的最新报告，还带回了十二个货真价实的日本人（《元史》记载是二十六人）。
在犒劳张铎一行舟楫劳顿的欢迎宴会上，张铎按照赵良弼教给他的说法替日本前面多次的桀骜做法向忽必烈进行了解释：“去年九月我们到了太宰府西守护所，日本人说以前都是被高丽人给骗了，他们老是威胁我们，说皇帝陛下要派兵来打我们，要把我们赶尽杀绝。现在才知道皇帝好生恶杀，十分仁慈。但是由于日本的都城实在是太远了，所以大宰府就先派这十二个日本人跟着来回报天朝。”
人人都说日本是弹丸小国，国都距离大宰府再远，能有多远？更何况这伙人连正儿八经的国书都拿不出来，哪能充什么日本国使？忽必烈自然是不相信，召来姚枢、许衡等智囊征求意见。
姚枢、许衡等人认同忽必烈对“日本使者”身份的怀疑，认为日本方面是害怕我们出兵，所以才派出这伙人来探听情况，并建议忽必烈对他们示以宽仁，但不要亲自接见。忽必烈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其实，哪怕是姚枢、许衡不提这样的意见，忽必烈也一定不会接见他们。此时的忽必烈正忙着新帝国的组织架构改革和军队指挥关系调整这样一些更为紧迫和重要的事情，而且这批所谓的“日本使者”也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自己合法身份的文书牒状，大有私自组团来中国混吃混喝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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