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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来使（一）
大蒙古国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和计议官伯德孝先等一行于至元三年（1266）八月从上都出发，经过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抵达高丽当局的临时办公地，即当时称“江都”的江华岛，向高丽国王王禃宣读了忽必烈大汗的诏令。王禃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位王倎，他于即位之后第二年改名为王禃，也就是后来历史上通称的“元宗”，但这会儿人家还活得好好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死后的庙号叫元宗，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叫他的名字好了。
忽必烈诏令的大致意思是说：你们高丽有个叫赵彝的人告诉我，日本和你们是近邻，也还不算化外蛮夷，文化政治上有可圈可点之处，汉唐以后还经常派使者到中原来，所以，朕特派黑的等人出使日本，希望你好好带路，让他们到达日本；不要说一路上大海茫茫、风涛险阻，也不要说你们与日本没啥联系，这些客观理由就都别说了；你对朕是不是忠诚，就看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给我办漂亮了，好好干吧！
高丽君臣看到这个诏令，郁闷得个个都在心里直骂赵彝他娘——这没事找事的家伙究竟是什么来头？
要说这赵彝，确实是高丽人，准确地说，是高丽咸安人。咸安就是现在的韩国庆尚南道咸安郡，在对马海峡西岸，离当时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贸易往来最为频繁的港口合浦十分接近。根据《高丽史》的记载，此人本来名叫赵蔺如，长大后自己觉得抄袭人家“蔺相如”的名字山寨味道太浓，于是改名为“彝”，取“法理、伦常”之意。此人出身贫寒，家里养活不了，所以从小就被送进寺庙，打算将来长大以后好让他在寺庙里面当和尚，好歹也能有吃有喝求个温饱。可赵蔺如小朋友在寺院里学了文化，长了见识，就不想当和尚了，于是索性还俗，专心于读书，求取个功名什么的。这个人读书和其他人不一样，别人只学四书五经这些科举考试的必修科目，他除此之外，还选修了几门外语。史书记载，他“能解诸国语”——能读汉文经典原著，汉语自然精通；能跟在忽必烈身边混，不用翻译人员翻译也能够和忽必烈自由交流，估计还狠下工夫学精了蒙古语；由于他的老家咸安与日本人做生意做得很是热闹，经常有日本商人往来，所以他也粗通日本语。
忽必烈很赏识这位“国际化人才”，但凡与高丽相关的问题便常常喊他到身边来咨询。虽然史书上记载他“以谗毁（高丽）为事”，但到底怎么谗毁却语焉不详。从史书上看，他除了一张嘴老给他的祖国高丽惹麻烦以外，倒也没做出什么值得一说的坏事来，但就这样，他的名字还是荣登《高丽史·叛逆列传》。或许，在高丽人看来，正是因为他告诉忽必烈“高丽与日本邻好”，才惹了后面那么多麻烦事儿出来吧。
高丽君臣也知道，通使日本这个事情绝不简单。
忽必烈的诏书虽然只是说要让高丽给蒙古的诏谕使团带路而已，但带去以后呢？以高丽人对日本人的了解，“杀伐好战”的日本是一个可以传檄而定的国家吗？孤悬海外的日本也许对欧亚大陆上正上演着的由蒙古人所主演的转动历史的时代大剧并不知晓，纵然有所耳闻，也必定是来自于与蒙古人不共戴天的宋朝商人之口。除了对蒙古的仇恨之外还能有什么呢？倘若日本不接受诏谕的话，这几乎完全是可以肯定的，蒙古必定派遣大军前往讨伐，就如同这三十年来讨伐不愿听其招呼的高丽一样。到时候，蒙古大军跑来一蹲几十年，吃喝用度全都摊派到我们头上了。除此之外，要打仗的话，自然还免不了要征粮拉夫，加收各种繁杂税役，而身为属国的高丽士兵，也必然会被安排“战斗在光荣的第一线”……
如何回应忽必烈大汗的诏书呢？会议进行得十分沉闷，因为会都开了好一阵了还没人发言表态，不沉闷才怪！
文班首席李藏用甚至闭起眼睛来，任他心里如何翻江倒海，鬼才知道他想的是什么。倒不是众人全无主见，而是大家都不知道能不能说。坐在国王交椅上的王禃不说话，身为群臣领袖的李藏用也不开腔，这些大佬们都不先来定个调调，谁人敢说？万一方向偏了可不好，官场上混还是要以明哲保身为上，何必去惹这个麻烦呢？
“而今目下，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祈祷日本人看到蒙古人的诏书以后不要有什么激烈的举动。”
沉默了许久，终于有人打破了沉寂，虽然感觉这个说法透出了很强烈的无奈，但好歹起了个头。
说话的人是身为武班首席的海阳侯金俊。他讲完，王禃和李藏用也没表示反对，所以接下来的讨论便顺畅了许多。
金俊说的这句话其实纯属废话，只提出了问题，但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祈祷？祈祷能管用的话，不如直接祈祷忽必烈不要把这个麻烦差事交给高丽！
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日本看到蒙古国书以后不会有任何过激的反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蒙古国书的内容他们都知道，这样的国书送过去，以高丽对日本的了解，除了激化矛盾，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
我们姑且先来看看这封国书是怎么写的：
大蒙古皇帝奉书日本国王。朕惟自古小国之君，境土相接，尚务讲信修睦。况我祖宗，受天明命，奄有区夏，遐方远域，畏威怀德者，不可悉数。朕即位之初，以高丽无辜之民，久罹锋镝，即令罢兵，还其疆域，返其旄倪。高丽君臣感戴来朝，义虽君臣，欢若父子。计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丽，朕之东藩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介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宣。
很多朋友并不习惯看文言文，所以我尽量不直接引用史料。但这是一封历史性的重要文件，而且写得又如此的漂亮，我实在舍不得用自己的译文来玷污这封书信。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封国书确实写得言简意赅，满篇都是“和好”“结好”“亲睦”之类希望友好交往的词汇，但骨子里却实实在在透着一股劲儿，那就是——威胁。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国书一开篇就来了一个定性，这是俺大蒙古国的皇帝送给你这个日本国王的信——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国王，地位尊卑不言而喻。这在蒙古一方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而对于早在隋朝大业三年（607），在给中原的隋朝皇帝隋炀帝杨广写信的时候就说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①〔①语出《隋书·东表传·倭国》。“日出处天子”，日本国王的自称；“日没处天子”，日本对中国皇帝的称呼。——校者注
〕这样的言辞以追求对等地位的日本来说，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哪怕这封国书故作委婉地在两个头衔中间使用了“奉书”这样一个算是很给日本人面子的字眼。
接着，忽必烈举出了正面的例子给日本作示范——蒙古建国以后，来认我们当大哥的小国多得数都数不清。特别还把高丽也拉出来当了一回先进典型——我即位的时候看高丽被打得可怜，放他一马，高丽君臣感激得不得了。名义上我和他虽然是君臣关系，实际上相处得像老爸和儿子一样开心。言下之意就是，我还在收干儿子，你日本国王快来吧，我特意还为你预留了名额。
忽必烈在信中，其实也给了日本人一个台阶下——你迟迟不来朝觐，一定是还不知道我当皇帝了吧？我特地派人通知你一声，你接到这封信就来吧，识相的话，赶紧的。
最后，就算是赤裸裸的威胁了——打仗是谁都不喜欢的，你好好想想吧，别逼我揍你！
高丽君臣料定日本看到这样的国书会勃然大怒，蒙古使团也铁定不能达成“通好”日本的初衷。但话又说回来了，日本看到国书以后的反应，主动权在日本；而让不让日本看到国书，主动权却握在高丽手中。所以，让蒙古使团压根儿就到不了日本是最好的办法。要让他们到不了日本，当然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把他们全咔嚓掉，这事儿他们以前也不是没干过。但是，现在情况完全变了，高丽已经完全臣服于蒙古，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再折腾了，“欢若父子”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呀。
既然如此，那只能带路。带这个路又不能真带过去，只能在路上想办法忽悠——不但要忽悠，还必须忽悠得有水平，让蒙古人看不出破绽。你不是先打了预防针，让我们不要找风涛险阻之类的客观理由吗？我带你到海边去看看行不？渡海真的很危险啊，要珍爱生命啊，可别说我找客观理由，咱说话可是实事求是的。
既然带这个路是一项如此有技术含量的工作，那派谁去给蒙古使团带路比较合适呢？
按照使团级别和接待规格来说，对于黑的、殷弘这两位上国派来的副部级领导干部，就是李藏用、金俊亲自陪同也是一点都不过分的，但是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或许还有危险的差事。高丽重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吱声，生怕一不小心就被点了名。
总得有人去冒这个险啊。讨价还价的结果是派枢密院副使宋君斐和侍御史金赞去陪。宋君斐是枢密院副使，掌军政，和黑的这个兵部侍郎倒是业务比较对口，侍御史金赞陪礼部侍郎殷弘也还有些共同语言。不管这俩人是以什么标准被确定出来作为陪同人员的，但估计善于忽悠一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既然此番陪同蒙古使团远赴日本仅是象征性地做个假动作，那么如何能够忽悠住这群“天使”放弃出使任务返回上都才显真功夫。你蒙古有你的大算盘，我高丽有我自己的小九九——我带着你去海边吹吹风，免得你说我抗命不遵；我也不想真的带你去，我两边都不得罪好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出发。
高丽的想法是再简单不过的——能拖就拖，当赖则赖。蒙古使团在这里逗留，也不过就是多几双筷子的事嘛。
不过忽必烈通使日本的命令是急迫的，黑的、殷弘等人在高丽虽然每天吃得好喝得好，心里却如同蚂蚁在爬，于是也催促高丽快快准备，争取及早成行。
行，反正就是带你们去兜一圈就回来嘛，说走咱就走吧！
其实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高丽的忽悠大计里面最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务必要让生长于内陆的蒙古使节们看到一个汹涌可怖的大海，这样才有可能打消他们渡海的念头。试想，如果黑的、殷弘等人到了海边，看到的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海面，任凭你再是怎么强调“大海很生猛，下海须谨慎”也是欠缺说服力的。不过，天助我也，深冬的大海本来就是异常狂暴的，择日不如撞日，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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