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占孝通走进病房的时候是七点一刻，我恰好在他进来前抬胳膊看了一下手表。我喜欢七点一刻这个时间，这个城市好多剧院的开场时间就是七点一刻，“为什么是七点一刻不是七点半或者八点？”很多人都曾经有过如此疑问，但没人解答，七点一刻就七点一刻吧，生活中好多事情根本就无人问为什么，就照着去做了。占孝通踩着七点一刻这个点儿进到病房，他进来的时候，这个城市肯定有好多好戏正好开演了。
占孝通先走到三床旁问三床感觉怎么样，见三床精神了许多，就满意地点点头。然后，又问一床，看得出，他们的医患关系不是一天两天了，显然，一床是医生眼里最合格的病人，一种默契在他们之间形成特殊的气氛，大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样子。
“占主任，您忙您的吧！”一床对占孝通说：我照您说的做。
占孝通转身问我：紧张吗？不等我回答又说：精神上要放松，安定吃了吧？
我点点头平静地看着占孝通，占孝通的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我怀疑他用了“摩丝”，能够看到梳子梳理过的好看的痕迹。他的头顶部以及额头的右上角都有光斑移动，眼睛里的热情永远掩藏在医生特有的谨慎后面。
占孝通让我减轻了对于疾病的恐惧，而我的身体状况又抑制着我对于他的渴念；我用“渴念”这个词儿是经过了一番推敲的，占孝通对于我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男人了，他是我的大夫，是我精神和健康的寄托；另一方面，坦白地讲，我已经无数次地用目光脱下了他的白大褂，让他变成了一个普通的男人，一个穿着便装的男人，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一个惹人痛惹人爱的男人，以致在我的内心里一次次涌动起一个女人欣赏男人的情感。
鉴于对占孝通的特殊感受，我在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字里选用了“渴念”二字。如果占孝通不是大夫，不是那个我从昏迷和病痛中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的人，我会愿意将自己的躯体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他，是不是对他有了“邪念”？不知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对占孝通的“情感”是复杂的，无法用通常意义上的尺度衡量。
林行看出了我这个女人的伎俩。那是在我手术后的第三天，打完吊瓶我捂着刀口慢慢地在走廊里蜗牛一样地行走时，林行走到我面前，要搀扶我，被我拒绝了。
我不喜欢人用某种道德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尤其是林行，生生死死本来很平常，我如果真的去死的话，何必非得拽上一个人的情感当我灵床上的枕头呢。
自从和林行在“绿色阳台”上演了那一幕后，我们的感觉就变了，就像一个喜欢吃年糕的人，不会喜欢让年糕粘在手上，一旦粘在手上就拼命地想甩掉，甩不掉心里就有点说不出的怪味。
这时只听林行在我身后说：你喜欢占孝通。
实际上林行的声音很小，但到了我耳朵里似乎放大了无数倍，简直可以说振耳欲聋。
我忍着伤口的疼痛转过身，有些吃惊地望着林行。林行的话虽然说到我心里去了，但一个人心里的隐秘被旁人揭穿总归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情。片刻，我的两颊开始发烧，烧灼感不久到了眼睛，我的两只眼睛一定像狼似的幽幽地闪着光，我从林行变得胆怯的目光里感觉到了。
结果，手术的那个晚上，我按照医嘱吃了两片安定还是一点睡意也没有。我是九点躺到床上的，占钱和晴晴八点一刻来看我。距离占孝通离去不到半小时。晴晴站在床前，我半躺在床上仰视着她，晴晴显得健康、亭亭玉立。她的脸上荡漾着少女特有的甜蜜。晴晴从身后的背包里掏出一只亮闪闪的风铃，随手挂在床头。她说这会给我带来好运。
我嘟囔了一句，我还能有什么好运呢。占钱说：别这么悲观失望嘛，只要有一线希望都别放弃。停了一下又说：“反正咱们不缺钱，用什么药尽管用，再贵也无妨。”
占钱这么说，着实让我感动，不管真假，起码他是这样想过了，哪怕只是想想。能让这个人诚心诚意地来看我，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一会儿，占钱又说：“明天上午有事，实在走不开，下午再来看你，上午手术的时候让林行陪你吧？”
我说，不用了，你们忙吧！八点四十分，他们要走了，我送他们俩上电梯，电梯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突然有一种不舍之情从心头涌起，他们毕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要说有什么不能割舍的，恐怕就是他们俩了。这种实实在在的伤感几乎把我击倒，所以我觉得人活着就不能将生活的焦距对得过于清楚，要让你眼前的东西尽力模糊，就像那些年老色衰的女电影明星，让镜头模模糊糊地对着自己，有时甚至要加柔光镜，或者在镜头前敷一层纱，以挽留她们已逝的青春。比如我对占钱和晴晴的感情就是如此，不能细想，马马乎乎即可，一叫真儿、钻入牛角尖，事情就麻烦了，结果只能是徒增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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