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徐调场部已有些天了。春节前，我听王智礼说要把我们几人都调场部，曾委婉地向王智礼表示：“希望继续留在二站劳动改造。”我认为自己是以极好的态度向王智礼说这些话的--愿意在重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有什么不好?王智礼一定是把我的话向场部转告了，这些一贯在劳改犯面前颐指气使、威风凛凛、说一不二的场部干部便大动肝火。有一天，我同小徐邂逅，小徐神色紧张地说：“你赶快到场部来报到，x
场长在我们办公室说了，那个二站的女右派再不来场部，就用绳子把她捆来。”这可吓坏了我，劳改队捆人是常事，当场长的说要捆我，就是一句话的事。我不能违拗他的意志，招来捆绑之苦。这样，第二天，我立即收拾行李、箱子等各种随身带的东西，同石天爱、王桂芳一起到场部报到。
我虽不是被捆绑到场部报到的，笼罩在心头的乌云似铅块般沉重，这压力比起两年前作为右派挨批斗时也轻不了多少。但，我还得强做平静，强装笑颜，先去接受分配的工作。
我的顶头上司也是杨振英。场部有个修配厂，主要修理全农场的农机具。还有个负责农场物资运输的汽车队，有7辆大卡车，大多是4吨位的解放牌车。此外，还有个供全农场七八百人吃饭的机磨坊，专门磨面粉，石天爱和王桂芳就分配在机磨坊干些体力活。这三个机构都由杨振英统管。杨振英作为干部的角色也就是个普通干事而已，而在劳改系统，凡具有干部身份者，为了使其在劳改犯面前显示威慑力，劳改犯都得称其为“股长”。四工农场属刑满释放人员就业的农场，而其旧制并未改变，劳改犯释放后对其威慑力必须继续保持。所以我们到场部后，只能依此旧规，称杨振英为杨股长，对其他具有干部身份者，也一律称股长。对书记、场长、科长之类有一定官阶者，则按官阶称之，更不得有误。
小徐先我们一步来了场部，主要是接过了杨振英的一部分工作。修配厂需用的零配件有个库房，原来由杨振英管理，那时还属大跃进的年代，有些拖拉机和其他农机具出了故障，要连夜检修好，不得过夜，以免影响第二天的运作。夜里检修时需用的零配件，就得找杨振英从库房里领出。杨振英有时得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到库房去拿零配件。杨振英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在严冬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并不好受，所以他通过场部急急地先把小徐调到身边之后，就立即把库房的工作交给了小徐。小徐虽说丢了铁锨把，在半夜里从热被窝里叫起来去库房取零配件的事，其实并不比下地强，杨振英夜里从库房发了零配件，第二天还可作为理由多睡一会儿，而小徐则不能，第二天她必须按时起床，按时到办公室。
开始，分给我的工作是汽车队的统计。司机们每次出车回来，都要由我登记他们行驶的吨公里，汽车用的油料也由我发放登记。有一个可放二三十桶汽油和其他润滑油的油库，也就是一间极普通的平房，平房下有一个可驶进一辆汽车的低凹的坑，是为了便于大卡车运来汽油桶入库。装卸油桶，自有场部几个干杂活的“职工”动手，我只消把他们喊来就是。大卡车领取汽油时只要把车开到低凹的坑内，放下后车厢，从库房里搬出油桶再搬上车厢内也不费力，一般由司机自己动手就行。库房的大铁锁--几乎有我的多半个手掌大--和钥匙都交给了我。此外，拖拉机队的油料也由我发放，场部有一个储存几十吨柴油的大油罐，竖在东北方的空旷处。罐子下方有一个管子和龙头就是出油口。我向拖拉机手发放柴油，一般都是拖拉机手把拖拉机开到油罐旁，用一种特制的油桶在油管的龙头下面接油。根据需要加几桶就记几桶，每桶大约是十二三公斤。
我一向受不了汽油味，有晕车的毛病。记得1955年报社有四五对同事要举行集体结婚典礼，让我坐小卧车去接新娘，我只接了两个新娘就晕晕乎乎的了，汽油味熏得我呕吐了起来，最后连人家的结婚典礼也没参加成。现在可倒好，要整日里跟汽油柴油打交道，而无任何回旋的余地。
工作本身比起下地倒真是轻多了，难闻的汽油味儿过了些天也就习惯了适应了，柴油味似乎比汽油味好适应些。但是，我没想到柴油的特性是沾上身就挥发不了，发油时免不了衣裤都会沾上，柴油落上灰尘就跟清油似的，灰黄的油渍一大片，看上去十分不洁，而我的罩衣、罩裤只有一两件，无法换洗，准确地说，是换下来没有时间洗，气候寒冷，没有热水就无法洗，洗了也干不了。所以到场部工作没几天，我就浑身上下满是灰黄的油渍，比那些拖拉机手脏多了--他们都有工作服，换洗没问题，洗衣服有充足的时间。我浑身上下灰黄油腻肮脏的衣着，场部的干部们看了也觉十分碍眼。有个名叫王明的干部，一向对我们还算客气，他有个十来岁的女孩，他对女孩说起我们，还称我们“你姨姨”，这就是莫大的尊重了。一次，他看见我衣着肮脏极了，笑着说了句：“看把衣裳‘动’的(意为弄脏)!”这个农场的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陕西人，下面还有几个字他怕我难为情，再没说出来，我现在回想，那咽下去的几个字，应该是：“脏得太!”
小徐丈夫梁富杰来时，那间原马棚当了一阵子他俩的“新房”，在我和石天爱、王桂芳到场部后，便又成了我们的新居。马棚狭长，刚好搭下我们的四张床。四工农场唯一好于十工农场的条件，就是让我们告别了土炕。住在这间新居里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的，就是有天凌晨三四点钟，汽车队的王师傅从外地拉来一卡车汽油，他把车开到我们的宿舍前，大声喊我的名字，把我从沉沉大睡中喊醒。我急忙穿衣起床出了门，才知道是让我清点拉来的汽油桶数。在凛冽的寒风中，我睡眼惺忪，冷得发抖。他说了汽油的桶数，我清点了一下，和他所说的相符，他立即转身睡觉去了。他当然也很辛苦，开车大半夜，这一睡就要补足大半夜的瞌睡，也许连午饭都不会去吃。可我，到早晨7点以前还得按时起床，不得有误。场部上下工都敲挂起来的半截钢轨，“当当当”的声音特别响亮刺耳。后来，我才得知，这位王师傅是从刑满释放人员中选拔出来的，他也是陕西人，做事谨慎有余，是同他的身份有关。我至今还记得，汽车队的队长叫刘兴汉，河北人，**员，三十七八岁的年纪。此人不胡来，显出很有原则性的样子。另有两个杨师傅：大杨师傅约摸30岁的样子，听口音像是甘肃平凉一带的人；小杨师傅20岁刚过一点，也是陕西人。再就是这位王师傅。其他几人我已印象模糊了。
我瞌睡得要死，在清点汽油桶时一直睡眼惺忪，是因为调场部后一直睡眠不足。初到场部时，我仍和小徐一样，同在杨振英的办公室上班，晚上有事没事也仍坐在办公室里，10点钟过后，杨振英说一声：“休息吧!”我们就回到马棚里，在自己的床上倒头便睡，直到清晨刺耳的敲钢轨声“当当当”地响起。
没几天，场部财务科便把我叫了去，说是让我帮助会计王积义记账。王会计问我：“你会不会打算盘?”我说：“上小学时学过一点，多年来没用过，早忘了。”王会计说：“加减法没啥问题吧?”我说：“加法会，乘除法忘光了。”王会计说：“加法会就行，乘除法记账一般也用不上。晚上7点钟你就来这里上班。”来场部时小徐就说过：“场部财务科的贺科长问我，你会不会打算盘，财务科少个记账的人，他们好像要调你去记账。”果然，这就交代了工作。晚上7点左右，我就到了财务科。这里晚上上班要用煤油灯，我先把煤油灯灯罩擦得明光锃亮。我认为这种活今后只会由我来干，这是我分内该干的。大约过了7点钟，王会计来了，他拿出十几个账本、一沓子凭单，教给我把这些凭单上支出的款项，逐项分类记在账本上，记完一页时，用算盘把全页的数字加到一起，记在最后一行上。他就坐在我对面的写字台上，写字台很大，不比我在报社的写字台小，但不如报社的写字台精致美观。报社的写字台木料很好，是用本色的桐油漆过的，木料的美丽木纹清晰可见，很气派，当时在兰州是少见的办公用桌。这里的写字台大，是实用的需要，木料肯定也差，只是用常见的深咖啡色油漆油过，已很旧了。王会计用一把极考究的大算盘，给我的也同样考究，我上小学学珠算时，哪见过这样的算盘?算盘珠子可能是红木的，光亮而有分量，拨拉起来声音极好听，如泉水的丁冬声。记账这工作，其实很简单，只要细心一些，不要把凭单上的数字记错，累计时不要算错就行。一开始，我觉得很新鲜，只是一个劲儿地认真地记，到需要计算时拨动算盘珠子，听着算盘珠子上上下下清脆悦耳“噼里啪啦”作响的声音，还有点心旷神怡。这些账本原来大概都是王会计记的，项目栏内的文字说明写得工整悦目，我写的字比之也不差，但后面的阿拉伯数字，我怎么用心写也写不好，王会计肯定已当了多年的会计，记在账本上的阿拉伯数字飘逸娟秀，还十分整齐地略略向右斜着，非常好看。这有限的阿拉伯数字学写并不难，我注意观察，找出王会计写每个数字的特点，认真模仿，第一个夜晚就学得有点像了。
看来，场部的干部晚上都上班。尽管王会计一直认真工作着，财务科时不时地有人出出进进。进来的人有的搭讪着和王会计说几句闲话也就出去了。有的进来只和财务科的另一个出差回来的张股长闲谝--他名叫张振英，张股长的职务好像是农场的采购，经常外出。他们一起东拉西扯，对没听清楚或有疑问的事情，往往来个疑问短句：“得(音di)是?”对方便会再详细地把事情的原委来一番解说，或对刚才说过的话来一番肯定：“是哩!”过去我虽然也同众多的陕西人打过交道，我的难友杜博智也是陕西人，我从来没听谁说过“得是”这样的疑问短句，从语言的表达方式来说，倒是极精炼而富有特色的。我在《甘肃农民报》工作时，曾经认真地学习农民的语言，为报纸的通俗化、大众化下过一番工夫，对“得是”这个疑问短句，我既然仍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姿态习惯地进行了推敲，便永远地记住了它。
我在有点心旷神怡中记账已两三个小时，后来便不断地有睡意袭来，而我这是第一次去财务科记账，我怎能显出疲劳之态呢?在十工农场我在劳动上一贯表现比我的女伴们强，到了四工农场，我应坚持再坚持。去年“十一”十工农场曾对个别人摘帽，小徐丈夫就因为摘了帽才能迢迢数千里路来这儿同妻子团聚，总是有了一线曙光在前头。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得好好表现自己。为了摘去头上那道可恨的“金箍”，我也得像孙悟空那样，事事顺着唐僧。而我面前的“唐僧”就多了，包括那个要用绳子捆我来场部的x场长--后来我才得知他是个副场长，还有杨振英、张振英、王会计，以及来到财务科闲谝的所有的股长们，我都得在他们面前低眉顺眼，显出一副恭顺的样子。在90年代的今天，我动手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为当时我人格和灵魂的扭曲，还真想大哭一场。而那时，我所作的是竭力表现自己，让那些改造我的人们无懈可击，无刺可挑。由于我心中有了那线“曙光”，企盼有朝一日那线“曙光”早些来临，阵阵来袭的睡意，都一次又一次被我用意志力驱赶跑了，大约到了子夜时分，才听得王会计说了声“休息”。我知道，这就是命令，便匆匆收拾了该收拾的一切，准备回宿舍，细心的王会计看到我没把墨水瓶的盖子盖上，便帮我盖上，记账都用蘸水钢笔。此后，每次深夜下班，我都记住了盖墨水瓶盖。
此时，原在财务科闲谝的两三个人早已不知去向。
在我记账的四五个小时里，王会计除在开始向我交代了记账的方法和要求以后，便埋头干他的工作去了，再一直没和我说过一句话，直到最后不得不交代的“休息”二字，为我第一夜在财务科的工作画上了句号。至于那些随意进来闲谝或转一圈又走了的这个或那个股长，他们眼见一个大活人坐在王会计对面的桌子后面工作，却视而不见，没有一个人同我打招呼，他们在闲谝时也绝不涉及我。当然，他们心照不宣。他们有兴趣观赏眉户剧中的梁秋燕，对“梁秋燕”在财务科低头记账的模样，也许更喜欢作近距离的注目。x副场长大骂要捆我来场部的事，他们肯定也都清楚。现在，我卑贱地低头认真记账的情形，他们都看在眼里。也许，他们还为我这样一个年轻女性--当年省报的记者，如今由他们掌握任其自由摆布而洋洋自得。
自从晚上到财务科记账，我就永远地处于睡眠不足之中，那位王师傅在凌晨三四点钟还把我叫起来清点汽油桶数，我的懊丧和瞌睡都达到了痛苦的地步，但我敢不起来吗?
来到场部以后，精神委顿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伙食太差，吃不饱。场部的干部及机耕队的职工，在场部另起灶，吃的是精细的饭菜。有时我路过他们的伙房，里面飘出用油炝葱花烹调炒菜的各种香味，使我馋涎欲滴。这种香味，在我们的“职工”灶上，永远也不会出现。我见到他们的馍都是精粉做的，颜色雪白鲜亮，看着也馋人。他们吃的面条肯定也是精粉擀的，这我就无法见到了，只能作推理式的判断。而我们的“职工”灶，吃饭的以机修厂、机磨坊的刑满释放人员为主，在场部统称“职工”，这个称谓有别于汽车队、机耕队正宗的工人阶级的职工，在场部的领导们认为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尊称，其实质内容则是一种区别、一种蔑视。我们4个女右派及机修厂的男右派赵贵春，理所当然地在“职工”灶吃饭，我们吃的面条可以清晰地看到麸子片，面条擀得很厚，切得又宽，一锅煮出来仍变成了疙瘩加糊糊，吃的馍仍是兰生玉提醒我，不让我说的“麸子馍”，而且量不够。蔬菜几乎没有，油肉之类根本见不到。这儿的伙食同我们来此之前，在玉门黄花农场四大队的又没法比，那儿的馍还是又白又大，跟在十工农场一样，基本不限量，只是迁场后菜少油少，伙食费比过去贵了些。我和小徐午饭都在杨股长的办公室吃，记得有一次，每人打了麸皮较少小小的一个馍，我那直径26厘米的饭盆里则满满当当地打了一盆好像是干萝卜缨子煮的颜色发黑的所谓的菜，很难吃。萝卜缨子，在十工农场是鸡兔的饲料，大灶上从未吃过。小徐吃了一小半就吃不下去了。我的饭量一向比她大，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又把她剩下的都吃光了。我肚子饿呀，再难吃的东西，只要能填满胃口，吃下去总比胃里空着好受!试想，我们这些吃着不够量的麸子馍，肠胃里经常填充着干萝卜缨子的人们，会有多少精神和力气去认真工作。一年多来在十工农场从劳动中增添的体力，已变得十分壮实的身体，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消耗着，消耗着……暂时，由于我和小徐都不下地劳动了，体力的消耗毕竟少得多，我们一时还想不到饥饿对体力的长期消耗，会造成怎样的结果。
这时，有些难友们的妻子带着孩子也一同迁到了四工农场。她们已习惯于十工农场的一切：在那里，她们在生活和劳动上受到各种照顾，眼见自己的男人在原单位挨批斗时的愁苦无奈已烟消云散，只是在艰苦的劳动中逐渐适应着周围的新生活，她们便也安然放心了。传统的中国妇女的美德，使她们心甘情愿地同自己的男人同甘共苦。去年“十一”对少数人的摘帽，也使她们的心中升起了希望。她们最了解自己的男人，深知自己男人含冤受屈的痛苦。在当时的形势下，她们也只能企盼着有一天会苦尽甘来，自己的男人会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被称作“同志”，而不是什么“右派分子”。来到四工农场后，情况大变。以王杰生的妻子张露玲来说，他们全家3口来到四工农场后，住在一个小小的地窝子里。除夕之夜，王杰生被派到踏实出外干活去了。她和两三岁的小儿子小三孤单地住在地窝子里。半夜里，暴风骤起，地窝子上面是用篷布盖着，四个角都用两三人抱不动的大石头压着，篷布上还盖了些草笆子之类。当暴风骤起之时，篷布三个角上的大石头滚到了一边，篷布和草笆子全都压到了她母子俩的身上，动弹不得。到天亮后，二站的人看见他们这个地窝子的顶盖塌了，看不见她母子俩，在外面议论说话，不知是咋回事。张露玲费力地拉起篷布的一角喊了起来，大家才知道她母子还在地窝子里，才将她母子从地窝子里救出。直到几十年后，张露玲还心有余悸地说：“当时，奇怪的是就靠近我们母子俩的那一角的大石头没滚动，如果那块大石头滚落到地窝子里，我们母子就完了。”这天夜里，王杰生和数十个难友由汽车拉到了踏实的旷野，住在帐篷里，他和王洪勤、刘开邦住在一起，半夜里帐篷也被暴风刮倒，他和难友们在篷布的遮盖下，倒也没觉得冷。初一天亮起来后，才知道他们的任务是挖地基，准备在这里盖房子。但天寒地冻，地硬似铁，铁锨蹬下去只是个白印印。于是，又用汽车把他们拉了回来。
王杰生全家3口人在四工农场的第一个大年夜和春节初一，就是这样度过的。
此时，不少难友都是和家属一起来到四工农场的，如：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赵贵春的妻子黎淑莲等。记得1959年春，在我和小徐调四大队当中队统计之前，徐保安当时在场部就张罗着卖他的劳莱士瑞士表，估计他是为了凑些路费，把河南老家里的妻子杨爱珍接来。我和小徐后来去了十工农场四大队。当我们再次在四工农场同徐保安相逢时，杨爱珍已在他身边，他俩作为一个家庭来到了四工农场。还有王洪勤的妻子王玉芬和他也一起到了四工农场。赵贵春的妻子黎淑莲，我和小徐在三大队时还和她一块平田整地，在休息时和她一起唱过歌。此时，他俩也一同到了四工农场，还带着个1岁多的小男孩。这些家属有一二十个，她们是和自己落难的男人一起同甘共苦来了，但也有着他们各自不同的苦衷。
以黎淑莲来说，她原是赵贵春在张掖航校的学生。当年，年轻的赵贵春讲飞机结构，把一门死板机械的专业课讲得生动活泼、形象有趣，无意中竟获得了聪明漂亮的女学生黎淑莲的心，俩人很快坠入爱河，然后就结了婚。幸福美满的一对爱侣人人称羡。到1957年动员鸣放之时，赵贵春看到街上从河南来的要饭的很多，就说：“我们党应加强对农村的工作，农村建设好了，这些农民就不会从农村往城里跑了。”这种对“我们党”的建设性意见，到了反右斗争开展后，竟作为恶毒挑拨工农关系的右派言论进行批判。赵贵春被划为右派分子。张掖航校对黎淑莲还区别对待，打算安排她到张掖地区工会工作，但黎淑莲觉得亲人含冤受屈当了右派，自己在当地工作面目无光，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也抬不起头来，就于1958年初回了老家--四川岳池县农村，在4月生了个男孩。她哪里知道，自古以来号称天府之国的老家，此时农民已食不果腹，她的一个叔伯哥哥在1958年已活活饿死，她那在重庆当干部的二哥饿得浮肿了。她一回到老家就挨饿，她过去哪里尝过挨饿的滋味?作了年轻母亲的她，奶水少，小男孩也挨饿，更使她心如刀绞。再说赵贵春到安西十工农场后，根据他的专长，分在机耕队工作。十工农场对右派分子称“同志”，生活虽艰苦，但能吃饱饭，无挨饿之虞。这样，黎淑莲就带着小男孩，从天府之国的四川老家数千里跋涉，于1959年初来到了安西十工农场，同丈夫团聚在一起，同甘共苦。可她哪里料到，在十工农场待了不到一年，来了个换场，他们全家3口人，又到了四工农场。初到四工农场，她就立即感到，这里的政治压力比起原张掖航校有过之而无不及，她面对的又是新的生存难题。
再说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珍。她先来到十工农场，那时我和小徐已调四大队，所以和她没接触过。等我们都来到四工农场后，我们虽知道她也来了，因为没和家属一起劳动过，不久我们又先后调到场部，对她的情况知之甚少。但，多年后当我知道河南省在大饥馑的年代死人很多，特别是有个信阳地区死人最多。我就想到，徐保安的家不知是否在信阳地区，徐保安的妻子或许是被老家的饥饿逼到安西十工农场来的。徐保安当年就是因为鸣放中说到家乡的农民“饿得嗷嗷叫”被定为右派分子的。反右斗争之后，一切工作继续向“左”转，农村吃粮肯定更趋紧张，杨爱珍在农村饿得受不了啦，听徐保安信上说十工农场能吃饱肚子，她便下决心投奔到已当了右派分子的丈夫身边，图个吃饱肚子，同时对受难的丈夫也有个照应。就这样，夫妇俩在十工农场过了半年同甘共苦的好日子。现在，他俩又一同来到了四工农场，在四工农场他俩面临的又是什么样的生存难题呢?但不论是怎样的生存难题，他们都已毫无退路，别无选择，只能面对了。
这些带家属的难友，都有自己的“窝”，开始都住在地窝子和窑洞里。王杰生和张露玲的地窝子由于暴风的肆虐在除夕之夜塌了，就给他家另找了住处，别人的都没塌，就继续住在地窝子和窑洞里。有了自己的窝，便自己做饭吃，各家都有个粮本。她们第一次到场部去买面粉，令她们大吃一惊的，卖给她们的竟也是带有麸皮的面粉。自己的男人在大灶上吃麸子面，她们有理也无处讲，让自己和孩子也吃麸子面，同当了右派分子的男人一样对待，她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不仅是个吃面的问题，也是个政治待遇问题。自己的男人犯了“错误”，自己是个家属，可是啥事也没有的呀!俗话说：“三个婆娘一面锣!”在四工农场，她们的男人是右派分子，比起那些干部工人家属，自己自然也是矮了一头，响锣一时无法敲起来。到四工农场后，她们的男人吃着大灶上粗劣的饭菜已在挨饿，她们正想把家里的伙食调理得好一些，让饥饿的男人在家里得到些补充，可她们打来的麸子面，挡不住自己和孩子的饥饿，又怎样帮助男人哩?当然，她们一到四工农场就看到场部的家属和孩子们都吃着雪白发亮、精粉做的馍，打面时也看到人家用同样的钱打着精粉，自己付出同样的钱，打回的却是麸子面。她们已学会了忍受，眼眶里打转转的泪水直往肚子里咽。而当她们悄悄地聚在一起时，她们就像亲姐妹一样倾吐了肚中的苦水。自己的男人受委屈吃不饱那是没法的事，自己和孩子没犯错误，为什么也要吃麸子面，受到这样的对待?她们和自己的孩子不是来改造的呀!“锣”终于敲响了。十几个人一合计，决定找四工农场的刘生贵书记去说理。刘书记是农场的一把手，只要他说句话就算数。家属们相信，目前的恶劣对待，找了他会得到解决；不找他，同下面打面的干部谈是有理也说不清，因为他本人就无权对此作出改变。
据张露玲在30多年后回忆，找刘书记她也去了，她们共去了十来个人，同去的还有徐保安的家属杨爱珍及一个镇江口音的家属，等等。
她们找到刘生贵的办公室，十来个人一拥而入。刘生贵看到她们，起先还弄不清她们是来干啥的。当着十来个右派分子的家属说话，她们要吵起来总不大方便，他就要求她们先都出去，一个个按次序进办公室，跟他个别交谈。个别谈就个别谈，为了争得她们自身的权利，她们既已挺身而出，便一个个毫无畏惧。
第一个进去和刘生贵谈的是一个约摸三四十岁，年纪较大，镇江口音的家属(因年代久远，张露玲已记不得她的名字)。这位家属张口就说：“当年他参军打国民党披红挂彩，是我送走的。现在他犯了错误。我又赶来帮助他改造，这是党对我们当家属的要求，我这么做是符合党的要求的不是?可我们到了这里，打面只给掺着麸子的面，好像我们也犯了错误。我们党一贯的政策不是这样，不对头嘛，我们来农场帮助自己的男人改造有啥错?**的干部无论在哪里，办事总是要按照政策来，不执行政策，我们走哪里也能说上理。”这位家属理直气壮地说完，走出刘生贵的办公室，又把她刚才说过的话，向等候在外面的家属重复了一遍，张露玲觉得这位大姐嘴巴子很利，给大家鼓了劲。
不等她说完，杨爱珍已进了办公室。她首先声明：“我是党员!”接着就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说出一番道理来。她说：“我们不能用同样的钱买麸子面吃，我们没犯错误，我们是来帮助自己的爱人改造的，凭什么要给我们打麸子面!”刘生贵作为农场一把手从未遇到过如此棘手的事，他更没有想到右派分子中，居然还有党员的老婆。在杨爱珍之后，还有两三个家属，也声明了自己的党员身份。
刘生贵耐心地和十几个家属谈完话后，当即作出决定，对这些右派分子的家属，今后不得再供应麸子面，而要和干部、工人家属同等对待，纠正了原来的错误作法。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我的这些难友的家属们大获全胜。此后，她们从场部买回来的也是精粉。
说话间，天气已渐暖。有一天，一站、二站的部分难友们都来到场部附近干活，大概是给场部干部的自留地翻地种洋芋。所谓的自留地，就是按场部干部人数统一划出大片土地，统一耕种，秋后再将收获物分给每个干部。在甘肃农村，1958年大炼钢铁之后，省上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原来分到每家每户的自留地，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而在四工农场，场部可以随意调遣右派分子们无偿地为他们耕作，收获物全部归场部干部所得，倒真是具有剥削的性质。而我的难友们都是来劳动改造的，一个个都是不能说话的工具，管教干部指到哪里，就干到哪里。他们连想都不用想，这些土地的收获物同自己有什么关系。
这天，在劳动结束之际，他们意外地发现，场部“职工”灶在改善伙食，每个打饭的“职工”的饭盆子里都有4个包子，没掺麸皮的包子!所有看见包子的人都馋涎欲滴，却只得无望地转身就走。这时已是午饭时节，回到站上不论好坏，总是有饭菜等着自己。而有的难友终究经不住包子的诱惑……我和小徐已打来了包子，刚开口要吃，就进来了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陈xx。他是兰州人，原在省邮局工作，是搞财务工作的，当了右派分子后老婆跟他离婚走了，他是孑然一身。他原来就住在一中队隔壁，同王昭都是三组的。他多才多艺，相声说得挺有味儿。在三组的宿舍里，他还开玩笑地叫我：“我们的小白鸽!”所以我们是很熟的。这天，他作为不速之客进了我们的办公室，一进门就双手连连作揖，立即提出请求：“饿坏了，饿坏了，给个包子吧!”这包子其实就是包了些煮熟的糖萝卜，但对于多日来饥饿难耐的我们和难友来说，已不啻珍馐佳肴，我和小徐正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口福，让胃肠也舒适一点。而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他那凄楚饥饿的神态，说出的话，都使我们俩无法拒绝。小徐和他也很熟，她知道我的饭量大，就从她的饭盆子里拿出一个包子给了他，老陈连声说着谢谢立即转身走了。这一位前脚刚出去，杜博智又进了门。不等他说啥，我看他面黄肌瘦，便主动地从自己的饭盆子里拿出一个包子给了他。他吃着香甜的包子，我们还寒暄了几句。这两个包子的给予，一直深深地嵌刻在我记忆的屏幕上，无法忘记。这二位不速之客后来命运殊异。二站的老陈到冬季在更为严酷的日子里活活饿死，钻了沙包(意即死后埋在沙包里)；一站站长王志玉和杜博智同是陕西蒲城人，念及“乡党”情谊，在5月就将他调到伙房当了炊事员，所以在农场每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时日里，杜博智没有挨饿，身体健康，安全地回到甘肃日报社。1990年，杜博智荣获甘肃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天气更暖以后，有一天，杨振英要我和小徐把办公室前边的一小块地翻一下，没说翻后干什么。我们每人手持一长把圆头铁锨就干了起来。这是一块微不足道的狭长小块地，连一分都不到。如果在十工农场，不论是我或小徐，都会毫不含糊地一个人就很快翻完了。可是，这当儿，我拿起铁锨用脚蹬下去，却感到腿脚无力，很费劲。小徐当然也一样。这使我才真正意识到近半年的饥肠辘辘，对我们的体力消耗是实实在在的。过去办农民报时，常用的一句农谚是：“人是铁，饭是钢。”我们刚到四工农场在二站平整土地时，还没有如今这样乏力，那时我们的身体壮实，有在十工农场打好的底子。如果我们还留在二站，整天下地干体力活，肯定饿得更利害，就成了老陈、杜博智那样，恐怕就更苦了。此时，我们俩慢慢翻着地，嘴里不说什么，心中又暗暗庆幸总算来到了场部。
再说，王杰生、张露玲两口子自从地窝子塌了以后，全家人才搬进队长们和家属住的小院子，有了一小间平房住了下来。一天，张露玲在家待着，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二中队的韩书谦走了进来，他们两家都是河北省人认老乡，韩书谦一进门就跌坐在了地上，说：“弟妹，我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张露玲一端详，看见韩书谦原来黑红圆实的脸瘦了一圈，脸上出现了许多皱纹，她知道老韩这是饿的，心里不禁非常难过。她记得，当王杰生划为右派分子，接着不久，她又被单位上裁减下来，全家人生活无着，她带着小三迢迢千里，到安西十工农场投奔遭难的丈夫来时，正是中秋节前夕。王杰生从四大队启程去县上接她母子俩，是坐着马车去的，回来的路上，韩书谦和中队的有些人正在地里摘瓜，看见他们全家人坐车过来，就往他们的车上送瓜，一路上，他们的麻袋里装了有多半麻袋的甜瓜。第二天是中秋节，大灶上做了很多月饼，人人有份。韩书谦把自己的那份月饼全给了小三，说是：“弟妹，孩子从兰州到了这儿，够受苦的了，我这份就给小侄儿吃吧。”曾几何时，热情慷慨的他竟饿得瘦成这般模样，乏得坐到了地上。想起韩书谦在十工农场四大队时对她全家人的情分，张露玲真想从家里找出点可吃的东西让他吃。可这天，她家里确实没有一点吃的，无法对他作出一丁点儿的接济，这使她愧疚不已……韩书谦坐了一会儿，无话可说，又挣扎着起来，慢慢走了。张露玲曾尽力帮助过她能够给予帮助的人。但对韩书谦这次就一点忙也没帮上，这使她一想起来就觉得心中有愧。有个安西县的小学教员陈世杰一次拿了点钱，求张露玲帮他买些咸菜，张露玲家中正好有咸菜，是用萝卜缨腌的，就捞了些给了他，只见陈世杰手捧咸萝卜缨立即放进嘴中咬嚼起来。张露玲大喊：“这使不得，不干净，太咸，你用水洗洗再吃!”可是，陈世杰不管不顾，只是一路上咬嚼着咸菜走了。陈世杰当了右派来农场劳动后，妻子和一个小女儿回了娘家，同他岳父母住在一起，岳父在县上有点权势，陈世杰在饥饿难耐之时，也曾托张露玲进城时到他岳父家看看，说明自己的困难，看岳父家会不会给些吃的。张露玲受人之托，进城时找到了他岳父家，希望他岳父会给点帮助。但，希望落了空，面目森严的岳父严格划清政治界限，啥也不给，他妻子什么话也没说，张露玲只得空手而回。
我每天晚上在财务科记账，在办公室常见到场部的领导和干部们，包括刘书记、x副场长、贺科长及这样那样的股长们出出进进，他们不经意地也会扫我一眼。从我第一次进财务科的那天晚上起，除了王会计交代工作，从来没有任何人和我说过一句话。在办公室里有时也会出现一种熙熙攘攘、说说笑笑的场面，但我永远只能紧紧闭住自己的嘴。如果我独自一人待在封闭的古墓里，面对那死去了的世界，我会焦灼不安，着急无望……而在这个活人的世界，我自己就是个大活人，却不能张嘴和他们之中的任何人搭上一句半句话，在他们眼里我是个“异类”。这种压抑，这无言的压迫，是我未尝经验过的，它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感到窒息般的痛苦。原来惧怕来场部会承受更大的政治压力，但我未料到我所惧怕的压力会以这种形式出现在面前。在几位女伴面前，我流露了在财务科的遭遇，及我沮丧不已的心情。在十工农场或四工农场，我从来未向领导上“汇报”过任何一位难友，包括几位女伴，我把“改造”主要落实在自己的行为上，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还是原来的我，而一向痛恨打小报告。在这个艰难时期，我仍然坚持一贯的做人原则，从不打小报告，对几位女伴，我从未有过靠打小报告抬高自己的考虑。当然，我也没有想过要提防她们。我的痛苦和懊恼，当时唯一可以说说的对象也只有几位女伴了。我没有想过要对她们隐瞒什么，直性子的我，也无法隐瞒。毕竟，背着场部的干部们向女伴们吐露真情也只是一种谨慎而有限的宣泄。但是，不久，贺科长就找我谈话，指出我不安心改造，如何等情。这种指责会影响今后的摘帽，我很不安，只得默认。再后来，石天爱竟当着我的面，承认是她打了小报告。她还说，事情是你自己说出来的，那些话你是说过嘛!多年后我见到王桂芳时，王桂芳说：“石天爱当时很羡慕你和小徐坐办公室。”由羡慕而忌恨，这就是她打小报告的动因。
小徐当时在杨振英面前表现很积极，有一次，她主动向杨振英汇报思想，谈完后显得很轻松，对我说：“我已谈过了，现在你可以找杨股长谈了。”我当时并没有找杨振英汇报自己思想的意思，所以没有去找杨振英，当时没有，以后也一直没找过。在杨振英眼里，我跟他一直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同为坐办公室的两个女右派，却大不相同：一个愿意和他靠近乎，一个却永运是远距离。
写到这儿，我想把和我同台演出《梁秋燕》的伙伴王xx也提上一笔。王xx是庆阳人(大名已忘记)，原在劳改系统工作。在剧中，他是和我同争婚姻自主的一对情侣，在排练过程中，自然非常熟悉，也可以说有点亲密。我来场部后，他也到了场部，只是我并不清楚他的具体工作是干什么。我在办公室曾几次见到他，当时办公室里都有场部干部，他熟谙这里的规矩，从来没和我打招呼，说一句话。我也只能以陌生者的态度不理他。后来，财务科发给我一套新的深蓝色的工作服，场部干部都看到我浑身油渍，污浊不堪，就根据我的工作性质，发了我一套工作服。刚穿上的几天，还未沾上油渍，倒也显得干净精神。在院子里我迎面碰见了他，当时左近无人，他满面笑容，开玩笑说：“哟，成了工人阶级啦!”我辛酸地一笑，说：“真要是工人阶级就好了!”然后，我们也不再多话，就各自走了。此后在办公室再见面，我们仍然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心照不宣，对这里的干部我们必须低眉顺眼。当初演《梁秋燕》是他们的需要，如今两个男女演员互相间不说话、不理睬，也正是他们心目中认为的最恰当的交往方式。我们在当了右派分子之后，按照当时的理论和政策脚踏实地地认真改造自己，任宝贵的青春年华在受苦受难中蹉跎复蹉跎。唉，唉，青春宝贵年华的抛掷，是无法追回的。在无奈中，我感到刻骨铭心的痛楚。
每晚饥肠辘辘地到财务科在煤油灯下记账，我明显地感到视力迅速下降。我14岁上高中一年级时就戴上了近视眼镜，1949年到甘肃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因用视力较多，到来农场前近视程度已增至600度，用医学的观点来说，已是高度近视了。记得在十工农场，一次在演出过程中不慎打碎了眼镜，安西县城没有眼镜商店，我急忙给兰州的家中写信让配一副新的，而配一副新眼镜得好些天，配好后寄来又得好几天。我们的领队邹士杰知道后，将他的一副300多度的近视眼镜借给我先用。聊胜于无。我戴着他的眼镜好些天，直到新眼镜从兰州寄来。
在财务科记账，我心里想的也还是要表现自己，争取早一日摘帽子，回到人民的怀抱。不论视力迅速下降到何种程度，我只是低下头来，把眼睛尽力贴近桌子上的账本和凭单，每晚每晚都一丝不苟地认真记下去，我记在账本上的阿拉伯数字，很快就飘逸娟秀得如同王会计手写的一样，我自己认为已到了乱真的水平。王会计肯定对我的记账工作是满意的，但他言语谨慎，从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的满意。后来小徐告诉我，王会计是富农出身，会计业务过硬，但至今尚未入党。在四工农场这样的专政机构里，没有入党就比别人矮了一头，在言语行动上只能是慎之又慎了。他主要是凭过硬的财会业务在农场显示他存在的价值，从书记、场长、直到贺科长对他都客客气气的，因为在全农场无一人能在财会业务上替代他。
十工农场的财务科，在我们离开前几乎全让我那些业务娴熟作风过硬的难友把持着。原来的财务科长姓张，河北人，长着满腮帮的圈脸胡子，我们平时就开玩笑叫他张大胡子。我们到四工农场后，为财务上的事，他还来过一次四工农场。我见到他时，当着这里场部的干部，不敢再叫他张大胡子，他仍一如既往，笑嘻嘻地问了我几句话，我像是见到了亲人，满心的欢喜自然也是流露到了脸上。但也只能是仅此而已。
后来，我们的难友汴国梁也为财务上的事，出差到四工农场，在财务科先见到了我。汴国梁是上海人，中等个儿，人长得白白净净，端端正正的圆脸庞。他原在河西地区某县银行工作，业务过硬。此次来到四工农场，他俨然一副干部派头，场部干部对他客客气气，公事公办。他瞅空子问了我们的宿舍在哪儿，傍黑时还到我们的宿舍看了看。我们也不敢向他说什么，因为都知道说了也无济于事，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处。他和小徐都是江浙人，过去就比较亲密，他还把自己上海家里的地址告诉了小徐，大概有一种渺茫的后会有期的意味。我们心里都有些凄楚，真是，同是右派分子，由于不在一个农场，我们同他的境遇，就有了天渊之别。
临走，他还送给小徐一盒百雀灵的搽脸油，也是对小徐的抚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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