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国庆节十工农场给个别人“摘帽”的举措，可说是给这个金秋留了个光明的尾巴。这只是一线曙光，这一线曙光因其人数太少而显得十分微弱，但总也是给闭合沉重的大幕掀开了一角。我的难友们谨慎而忐忑不安地注视着这一角里透进来的有限的光亮，暂时还难以预料这有限的光亮会给我们这些受难者带来多少福祉。我心里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怅惘，不断琢磨着这一角的光亮即使再加以扩展，对我们这些受难者又会出现怎样的前景?这几年政治风云的骤变与不可捉摸，使天真如我的心境不禁也阴云密布，我自然而然地从坏处去揣测不已……摘了帽子会让我们干什么?会让我们回兰州么?我会和亲爱的久别了的俩儿子生活在一起吗?噢，当然，我不会再去办报纸，伏案写稿，沿着农村的弯曲小路去寻访采访对象，在农家小院里和笑声朗朗的男男女女随意地说笑。那已是一个极遥远极遥远的梦了，它已永远地消失……真如俗语所说：“身在福中不知福。”当我以女记者的身份不断深入农村采访，同时，也有机会出入于兰州饭店的会议大厅，周旋于甘肃省委的书记、部长和甘肃的省长以及兰州的市长之间时，我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很平常，那只是我的工作，一切都是为了工作。我在工作上表现出色，表现突出，正因为如此，我才能作为甘肃农民报的代表赴北京参观，还得到**、**、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而今，我已是阶级敌人，所谓的右派分子，过去的一切都已成为过眼烟云，不会再重现。记得在报社反右斗争后期的一天，我和与我同是“黑社”成员的牛华生一起劳动。牛华生无限感慨地喟叹说：“谁会想到我们能成为阶下囚?”据说全国解放前，他曾在《大公报》上指名道姓地骂过蒋介石，此种作为后来被认为是“小骂大帮忙”，而他毕竟“小骂”过。在鸣放期间，他对中国当权者并无微词，倒成了货真价实的阶下囚。如今我们成为阶下囚已两年过去了，我们两年来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摘掉帽子，回到人民的行列中来，可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前景?眼前的现实步步进逼，使我无法对自己的处境作出西洋景式的幻想。
国庆节过后不久，四大队领导就宣布：我们的农场要迁到玉门县去。玉门县饮马二场要换到十工农场来，玉门县饮马三场则迁到原四工农场，原四工农场也迁到玉门县。饮马二场和三场都属劳改系统，是改造罪犯的农场。这次大换场，主要是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当时，中国的核建设和导弹基地向全世界保密。30多年后，中国人民被告知，酒泉附近的导弹基地于是年秋开始建设，一条为导弹基地服务的专用铁路线也于此时开始秘密铺设。核建设和导弹基地的建设属国家最高机密，这样，对于酒泉附近的劳改农场里关押着的数千名犯人，就被迁了出去。为了保密，领导上就断然采取措施，决定对上述的几个农场来一次大的行动--换场。
饮马二场的人数、规模、耕地、财物等同十工农场大体相当，就决定同十工农场对换。十工农场的全体干部、工人、家属、上海移民及下放人员，还有农机具、车马、粮食和其他财产，全部由本农场组织运输，送到原饮马二场所在地。饮马二场的在押犯人、各色人等及农场的各种农机具及其他财物，则由他们农场负责运送。
在反右派斗争之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zw(〗〖ht6〗引自《中国**的七十年》第367页。〖zw)〗按照新的统一部署，十工农场的右派分子，必须全部迁往安西四工农场所在地，原安西四工农场为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农场，此次奉命也迁往玉门县，迁入饮马三场。饮马三场原是个罪犯刑满释放后就业的农场，人数、规模不算大，迁入四工农场。当权者认为将我等归置到刑满就业人员的农场最合适不过，我们的命运就被重新做了安排。
十工农场的领导接到迁场的指示时，最犯踌躇的就是如何安置好我们这些人。按照当时领导的统一部署，凡是右派分子一律迁往安西四工农场，同刑满释放了的前罪犯归置到一个农场。但是，此时十工农场从省上及河西走廊各县接纳的右派分子及其他戴了各种帽子的人员原来都是干部，其中相当一部分已根据本人的专长补充到场部及各大队担任了相应的工作，已成为农场不可或缺的干部人才，如场部的财务科，我的难友在其中工作的就有冯士伟(原省人民银行学校教师)、卢寄智(原省劳改局会计)、汴国梁(原河西某县银行职员)、赵芝贵，还有马维琪--此人在80年代担任了甘肃省农垦工商联合企业公司的总经理，《甘肃日报》曾以显著版面作为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突出报道。这些人按照决定如若都划归安西四工农场，场部财务科的大半边天就得掉下来。再以生产第一线来说，两年来我的难友们都已成为生产上的重要力量，其中有些人如我等的工资仍由原单位付给，十工农场只是无偿地使用其劳动力为农场提供财富。再说我们这些人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具体情况，也都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此时，把我们这些人造个名单再转手交给劳改系统的农场，十工农场领导于心不甘，也于心不忍。当时，他们对劳改系统农场的情况比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迁去后没有好日子过。所以，迁场的文件在10月中旬就已下达，各方面的交接手续却迟迟地拖延了下来。
迁场决定在我们这些受难者之中的思想上也掀起了巨澜，议论纷纭。大家对国庆节只给少数人象征性地摘了帽子，绝大多数人各方面的情况一切依然如旧，心里有多种想法。有些人天真地说：“公安部门是执法机关，我们转过去后，在‘摘帽’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或许会有些好处，不会打折扣。”这种幼稚的想法，在当时就属不攻自破之列。当时，象征性地给极少数右派分子“摘帽”，不过是一个姿态，是为了表示他们说话算数，对右派分子还是宽宏大量的。1959年的国庆又是十年大庆，为了表示我们国家的强大，给少数右派分子摘帽也没有坏处。至于基层干部只有遵命执行的份儿，谁能打折扣，谁又能放宽摘帽的尺度?
又过了些日子，当首批劳改犯人在荷枪实弹的战士押解下，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那些劳改犯一个个形容枯槁的模样，令人吃惊。而此时，依然有人说着宽解的话：“人家每月的定量四十七八斤，比我们还高呢!”听的人心里即便有疑惑，也不便再说什么了。因为我们都是“祸从口出”，才落得如今的下场。对要我们去的那个农场，根据已有的生活经验，我们还是不要忙着说它不好，以免到了那边又成为把柄，给自己招来麻烦。
就在这当儿，我来农场后第一次感冒发高烧。赵队长知道后，先到大队部找来了我的难友当医生的陈立荣，他来队部量了我的体温，给我打了一针青霉素，并给了些药片。这时已是下午了，我喝了药片，睡了。下午饭一口也不想吃，没吃。晚上，赵队长进屋来，帮我点亮了煤油灯，问我：“怎么样?好些没有?”又说：“不吃饭怎么行，干脆，叫灶上给你做些酸拌汤。”一会儿，酸拌汤端来了，我挣扎着坐起，喝了半碗，就再也喝不下去了。赵队长说：“不想喝就算了，算了，早些休息，好好睡上一觉。”看我睡好后，他又把队里准备救济上海移民的灰色棉毯拿来一条，盖在我的被子上，然后，熄灭了煤油灯，拉住了门，走了。在当时的条件下，赵队长在得知我发烧后，立即找来医生为我打针服药，在我未吃晚饭时，又让灶上为我做酸拌汤--即把面粉做成疙瘩状，下成稠汤后调些醋，病了的人在胃口不开的时候愿意吃带酸味的，他想得都很周到。这事已过去了40年，我仍铭记在心，清晰地记住了他照料病中的我的情景。第二天，烧退了，我的病奇迹似的康复了。
一中队第一批去玉门的，记得是一组马车队的。那一天，秋高气爽，天气晴朗，曹宗华身穿一件大红绒衣，路经中队部扬鞭启程时，情绪甚是高昂。他用长长的鞭子打响鞭时，只在空中绕一圈，并不真的落在他的大白马的背脊上，他和大白马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他们这些马车夫已训练有素，有的人打响鞭时，会最后轻轻地把鞭梢儿落在马的耳尖上，予以象征性的惩罚，让马儿心领神会。曹宗华的白马的耳尖是浅棕色的，十分好看，就是鞭梢儿他也不忍心落在马儿的耳朵尖上，他绝不让无辜的马儿忍受疼痛。和他同车走的，还有王永、罗惠湘、张稔年等难友。
终于，全中队的人分期分批各自出发了，有些人去了安西四工农场，有些人去了玉门。去玉门的是同饮马二场的劳改犯进行对调。据说在饮马二场附近有个村子叫黄花营子，十工农场迁到玉门后，便改名为玉门黄花农场。
我成为一中队最后的留守人员之一。
当赵、刘二位队长即将去玉门的前一天，我向二位队长交结了简单的经济手续。然后，搬出中队部，同徐福莲一起，搬进了大队部西头南面第一排的一间家属宿舍里。这间宿舍同我们原在三大队住的房子结构一样，外间有个不大的炕，我和小徐就住在这个炕上。里间较小，住进了一家难友。难友名叫路毓亭，山东人，原是高台县邮局的干部，他不是右派分子，不知因什么问题被送到十工农场的。他来农场后，妻子因为生活无靠，也来农场劳动，和他生活在一起，他俩有个两三岁的小女儿，全家三口人便住在里间。此时，全大队的主要人员都已去了玉门和四工农场，财产大体也已运走。我和小徐作为留守人员的任务，主要是向原饮马二场移交四大队的粮食。
原来，两个农场在迁场的双向运输中，后来认识到粮食的运输意思不大，把各自场里的粮食就地移交给对方，会省下一大笔运输费用和人力。我和小徐所作的事，就是把四大队库存的粮食用磅秤一秤秤称过后，记下累计的数目，作为向饮马二场移交的根据。
这样，我们就同饮马二场的人员打上了交道。饮马二场也派出两个人，同我们一起过秤。这两人都是劳改犯，其中一人有40岁左右，说话带河南口音，有点多嘴多舌。另一人比较年轻，棉袄上套着毛蓝布的中山服罩衣，话少。另有两个罪犯是劳动力，他们把麻袋里的小麦一袋袋抬到库房里的磅秤上，称过后，由我们双方记下数量，再就近抬在库房里倒出粮食，腾出麻袋。这活当然很重。40岁的罪犯在这两个劳动力来了之后就交代：“每天给你们加两个馍!”我心里想：“活这么重，两个馍顶啥用?”可是，看那两个罪犯的样子，倒像是很乐意似的。半年之后我才有了体会，罪犯们乐意干这种活，是因为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偷小麦。饥饿的劳改生涯，已教会他们在同粮食打交道的时候，学会偷窃粮食。强烈的生存意识，使得他们不得不这样干。这次在背粮食过秤的过程中，他们肯定偷了不少小麦。
我们的任务只是记下每次过磅的数目，自然就悠闲得很。那位多嘴多舌的40岁罪犯告诉我们，他的那位年轻伙伴是上海人，因为诱奸幼女判的刑，他不无同情地说：“本来他也可以不判刑，说是幼女，其实也是大姑娘了。他是小学教师，学得好，在学校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喜欢上了自己的女学生出了事。关键问题是他得罪了校长，校长放不过他，原来可以不判刑的，结果就判了刑。”这位上海人语言谨慎，对他的伙伴情况始终没说一个字。
我们干这活虽不出力气，在一袋袋的小麦倒进库房之际，尘土满库房飞扬，弄得每个人都蓬头垢面，浑身都落了厚厚的土，真是脏极了，但也只有受着。
1961年，邹士杰副场长回陕北老家途经兰州，见到我和杨康、杜博智时就说过，迁场前，怕农场职工挨饿，向上级瞒了产。30多年后，我听说，十工农场在此次迁场过程中，向上级隐瞒小麦达100吨之多，这就是邹士杰的聪明了。那时，他在安西县混得很红，有机会到各县参观，参与了一些评比学习活动，从而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眼见不少地方农民把树皮都剥的吃了，一个个瘦骨嶙峋，面有菜色，这使他意识到严重的饥荒已在逼近。作为农民的儿子，如今的十工农场副场长，他认为不采取断然措施，自己农场的职工也会有挨饿的一天。所以经过领导班子的秘密磋商，统一了认识，在1959年的夏收前就秘密下达指示，让有关的队把相当数量的小麦不要上报入库，先秘密窖藏起来。以四大队一中队来说，就在夏收期间挖了深坑窖藏了几十吨小麦，这个深坑就在一中队东边一组附近。在迁场中，曾从玉门派来六七辆大卡车，于夜间开到窖藏小麦的地方，连续运了几天才运完。王培义当时就负责装车。曹宗华说，运到最后，坑底的小麦里和了土，他人已到了玉门，还返回来和赵队长一起用簸箕簸过小麦里的土。我作为一中队的统计，对这些情况竟全然不知晓。当然，从挖深坑，到从一组的场上将小麦拉运到深坑进行窖藏，这些活动我都不必参加，瞒住我是必要的。这100吨小麦到了第二年就比黄金还珍贵，因为它救了不少人的命。俗话说：“粮食是宝中之宝。”而在通常年景，就是农民也难以认识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十工农场的这一举措无疑十分大胆，其重大意义要在一年后才见分晓。
在罪犯们到来之前，我们原来的宿舍都做了改建，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号子，原来的窗子都砌了高2尺左右的土坯，屋内的土炕肯定也是作了改建，使每间屋里能关更多的罪犯。每天上午，罪犯们排着队去农田干活，由荷枪实弹的警卫押解。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就这样近在咫尺地看着罪犯们去上工。
小徐在晚上工作结束以后，竟然还有心思到警卫部队的房子里去转悠闲谈。有一天她从警卫部队的房子里转回来告诉我：“这儿警卫队的队长是从兰州来的，他说认识你哥哥，也认识你。”我在兰州的哥哥是个亲叔伯哥哥，名叫和温，比我大两岁，原来在兰州中学(后来的一中)上高中。1948年的暑假，哥哥有个同学找了辆大卡车邀同学们去榆中县兴隆山游玩，我也去了。在一天的游玩中，我和哥哥的同学有了接触，他们也认识了我。这位当队长的肯定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会是谁呢?我不知他的姓名，以我现在右派分子的身份，当然我也不愿意去结识他。在这荒僻的农场里，整天同罪犯打交道的警卫们，见到两个从城市里来的年轻漂亮女性，一定很稀罕，也知道了我们的身份。而他们见到小徐仍忍不住热情地问这问那，以礼相待，以至那位队长竟说出他是从兰州来的，并认定我是他同学的妹妹。那时我容颜姣好，同做女孩时没有大的改变，他如瞥见过我，就不会看错，小徐主动去串门，他问个究竟是很自然的了。当然，直到离开四大队，我未去找过他。已是两个营垒里的人了，我如去找他，我认为太没意思。
此时，大队部也有少数留守人员。我们演眉户剧《雌雄花》时拉胡琴的许登浩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是十工农场四大队搬迁中最后的留守人员，负责把大队应该装车运走的物资全部运走。当时同饮马二场达成协议，从饮马二场押解运送来的犯人下车后，由四大队利用原车装运本队的财产物资返回玉门。老许说第一批押解运送来的犯人有6卡车，每车大约30人，车上用篷布搭在高高的框架上，盖得很严实，是夜里送来的。下车时，很多人都是从车上被推下来的，有些人被重推在地，身体沉重地倒在地上，不断地发出“妈呀”、“哎呀”的叫喊声!少数人还是戴着镣铐从车上推下来的，倒在地上时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发出的叫喊声就更是惨不忍听了。老许来十工农场近两年，哪里见过这等场面，直看得他心惊肉跳，庆幸自己总算没有落到此等地步。当时，他头上戴着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再前进一步同那些罪犯们归置在一起也不是没有可能。在那个年月，什么事不会发生呢?
再说那些犯人们下车后，只要能走动的，都立即奔向附近的垃圾堆，从垃圾堆上拾起各种丢弃了的瓜皮，不嫌上面沾了土、苍蝇爬过无数次，立即就塞进嘴里大嚼，还有其他像烂菜叶菜根之类，只要他们能拣到的可食之物，都立即塞进嘴里填了肚子。这种饿疯了的吃相，使老许吃惊不已。
有一天夜里，还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犯人们都已下车，老许把四大队的财物往车上装，有一桶清漆约有100公斤重，他一人无法抬上车，正准备找人帮助，留守人员中的刘多荣--此人是个青年小伙子、工人，在另一辆车那儿喊他，他就把清漆桶靠在墙边，走了过去。等老许到刘多荣那儿办完了事，再回到放清漆桶的墙边时，竟发现一桶清漆被犯人们用茶缸舀着喝完了。他大吃一惊，心里非常害怕，心想清漆有毒，喝后死了人咋办?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他找到劳改队的干事崔建国说明情况，首先告诉他犯人喝了清漆如果中毒致死怎么办?谁知那姓崔的不在乎地说：“死人没关系，管他呢!”老许又问：“一桶清漆没有了，我们没法上账怎么办?”姓崔的说：“这我请示一下大队的领导，明天早上告诉你!”老许因为怕犯人们喝了清漆后中毒出人命，夜里都没睡好。第二天一早，老许去找姓崔的，一见面就着急地问：“昨晚死人了没有?”姓崔的很不在乎，轻轻松松地说：“死了两个。”老许又问：“是不是因为喝了清漆中毒死的?”姓崔的仍说：“管他呢，反正是死了两个。”
崔建国犯了个错误，他把老许当成了同他一样的“同志”，对老许四五岁的小女儿特别喜欢。有时候，他还领上老许的小女儿到伙房里转悠。小女儿在伙房里跟着崔叔叔转上一圈以后，就把所见所闻向爸爸妈妈描述一番。小女儿说：“给犯人们做的饭，和猪食一样，莲花菜的皮皮根子全剁碎了煮在大锅里，再和上杂粮面，做成糊糊，难吃得很!”小女儿其实并未吃过犯人的饭，她是只从视觉里感觉到，认为犯人的饭难以下咽。
老许看见，犯人们每天上午都是每人一个糜谷面做成的窝头，糠壳都和在窝头里，窝头显得十分粗糙。吃饭时，少数身强力壮的犯人还抢体弱无力没法保住自己饭食的犯人，体弱者连这和了糠壳的糜谷面窝头也吃不到。怪不得，垃圾堆上丢弃多日的瓜皮、烂菜都被他们拣去当做了美食佳肴。
此时，四大队的家属和职工宿舍先后都改建成了号子。有一天上午，老许看见从号子里先后抬出了5具死尸。死尸都裹着死者的被子，用草绳在尸体上中下的部位各捆了一圈，用一条长绳在脚上捆紧以后，由4个犯人拉到河滩的空地去埋掉。等老许最后离开四大队时，河滩上已成了一片坟地。
而我是在30多年后才耳闻这些悲惨可怖的事。
我和小徐终于完成了向饮马二场移交粮食的任务。12月底，我们把全部的被褥行李箱子等包扎停当，冒着严寒，坐上了去玉门黄花农场的大卡车，在玉门镇的小旅店里住了一宿，然后又驱车三四十里路，直达原四大队在黄花农场的所在地。
没想到，先我们而来的工人、难友，都对这里的一切叫苦不迭。首先是气候严寒，比十工农场冷多了，人人都叫喊“这里是干冷干冷”，见了我们说话时都有点唏唏呵呵的；其次是水土不服，这里只有井水，井水带咸涩味，凡是来的人都有一段拉肚子的经历；第三，这里的伙食大不如前，在十工农场时，每到秋冬之际，各大队都要窖藏大量的冬菜。迁场是几百里路的长途跋涉，无法把冬菜运来。黄花营子的农民只储备自己过冬的蔬菜，对这样大量迁入的人员的蔬菜需要无法供应，即使有少量出售的蔬菜，价钱贵得也非我们的食堂所能承受，这样，食堂只有少吃菜或不吃菜，油和肉的来源几乎没有，伙食只能降低标准。我和小徐初来乍到，自然感觉更是明显。
已是冬闲时节，我们被告知，休息几天再说。
第二天，我拿出在四大队时就裁剪好的棉上衣用手工缝制。这是一件绿底大黑格子布面的对襟棉袄，面料是在四大队时步行三四十里路在县城买的，我觉得很雅致。我小时候学过一点针线活，在偏远的农场，找裁缝制做又得花好几块钱，而且未必就能裁剪合身。这样，我就自己动手裁剪，在四大队买了一斤多棉花，来这里没别的事就自己动手缝了起来。我从兰州带来的旧棉袄是花棉绸的，已经又穿了两个冬天，得换一件新的了。
就在我坐在男同胞们的大炕上缝棉袄时，杜博智突然来访。他在另一个大队，先我们来黄花农场已好多天了。他一直在打听我的消息，听说我已到达，就利用休息日立即来访。我们都喜出望外，叙谈了分别近一年来的各自情况。当然，我一直未放下手里的针线活。杜博智回去后，灶上饭已吃过。炊事员为一些未吃饭的人重做饭时，杜博智也学着切萝卜，不慎伤了左手食指梢，至今伤痕仍清晰可见。我应留他吃饭，到四工农场后曾向他表示过歉意。
谁知，两三天后，杜博智、小徐、我，还有其他几人，突然被通知，做好去四工农场的准备。
我们只能遵命。暂时还无法知道此去吉凶如何。新迁农场的严寒、水土不服、伙食水平下降等等，使我对此处不留人也觉得无所留恋。30年后，我再次见到邹士杰。邹士杰说，当时他们已决定把小徐和我都留在黄花农场，但四工农场领导上听说有两个女右派在安西县城几次演出，我俩的名单在送去的花名册上经查找没有，便紧追不舍，黄花农场最后只得放人，在我俩已到黄花农场之后再送往四工农场。谁也想不到，我俩几次上县城演出，最后竟落得这样的结果。此次再返安西，我们同车只坐了不到10人，大卡车上装了许多要运往四工农场的乱七八糟的物件，人们稀稀拉拉地坐在凹凸不平的各种物件的空档处。已是“三九”的严寒季节，一路上茫茫大雪，使气温又骤然降低了许多。深夜，大卡车还顶风冒雪在戈壁滩的沙石公路上行驶，后来偏偏车又出故障抛了锚。气温大约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车厢上蒙着厚帆布的篷布，车厢里的我们，一个个都冻得蜷缩成团。我紧紧地裹着皮大衣仍觉得寒冷难当。小徐又找出一件御寒的衣物盖在俩人的腿脚上，腿脚仍冻僵了。而同车还有一位难友的家属和她两三岁的小孩--他们衣着更单薄，没有皮大衣，我真不知道在这风雪之夜的严寒里，他们母子是怎样苦熬苦度着这难耐的分分秒秒。在深夜的严寒中，大家都无法安静下来，一声声的长吁短叹，不断的呻吟，弥漫在整个车厢里，但无一人说话，无一人叫苦，因为叫苦就是对改造不满。有好几辆夜行车从我们的车身边呼啸而过，每当此时，大家都抱着希望呼喊求救，请过往的车辆把我们的车带上一程，但得不到回应。过了大约一两个小时后，总算有一位司机停下车来。他也许是听到车上有小孩，再加我们男男女女的求救声中已带着绝望和哭腔，车上的人会冻死在戈壁滩上的悲惨前景，终于触动了他的恻隐和同情之心。他停下车后，我们的司机立即要车上的人找出一条粗粗的大麻绳拴在了那辆车的车尾。
车，才又前进了。夜宿玉门。
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我们抵达四工农场。大卡车停下来以后，我和小徐冻僵了的腿脚既疼痛又麻木，无法从车厢里站起来，坐着活动了好一阵，才勉强下了车。在场部报到后，杜博智分到了一站，我和小徐分到了二站。场部为我和小徐找到一辆小毛驴拉的架子车拉运行李和箱子，我和小徐跟在车后踏着厚雪走了约2里路，便到了二站队部。二站的队长是个40岁左右的陕西人，名叫王智礼，人们以王队长称呼他。
小徐和我的临时住房是个库房，里面堆放着难友们除被褥、饭盆、洗漱用品以外的财物，有大大小小的各种箱子、提包、包袱等。看来，这里的居住条件比十工农场差。在十工农场，难友们的这些东西都放在各自的宿舍里，取用都很方便。
小徐和我在这里临时居住，似乎受到了一点优待，库房里腾出地方支了两张木板床，还在窄窄的通道里，安了一个小小的铁皮火炉，炉子的烟筒直直地从屋顶的草笆子上伸出。
我们原在十工农场三大队的二位女伴：石天爱和王桂芳，此时又在何处?我们不得而知。老殷和小李都不是右派分子，按此次迁场的政策规定，她们不必来四工农场。
过了几天，先是来了王桂芳。原来，此次十工农场借迁场的机会，让有些右派分子回家探亲，王桂芳回安西县城的家自然十分方便，就回家住去了。石天爱则请假直奔天津，去天津看望她日夜思念的母亲去了。因为路途遥远，到王桂芳来四工农场时尚未归来。
初到二站时，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深刻。由于我们的居室堆放了难友们的箱子等物，地上连插脚的地方都很紧张。一次，我一抬脚竟没注意到把小火炉弄翻了，火炉一翻倒，连在上面的铁皮烟筒也从房顶上落下，摔成了两三截。我费了很大劲才将火炉重新安好。此时，我对四工农场的一切，还以在十工农场的眼光看待。后来，我随意地将此事笑嘻嘻地向王智礼说出，王智礼的脸上也挂着笑，但他说出的话却使我吃惊不小，冷彻骨髓。他说：“你如果把这库房点着了，我要判你10年徒刑!”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听到把判徒刑跟自己连在一起加以评说。原来，这就是四工农场!
过了两天，我和小徐都参加了劳动。活，依然是平田整地。所不同的，这里使用的都是圆头铁锨，木头把很长，没有了独轮小车，需要推土时，用架子车代替。活不紧不慢，小徐和我都已应付自如。在这儿一起劳动的，都是清一色的右派难友，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同在十工农场时的气氛也差不多。难友中也有被任命为小队长来管理劳动的，记得其中有欧阳夏、尚正。欧阳夏是原省劳改局的干部，尚正是原服务厅的。尚正正是初到十工农场时，一武威民工嫌他干活没劲数说于他，反被他予以一顿痛斥之人。他当时心气很盛，说年轻工人：“小伙子，你的那一套，我半年就能赶上，我尚正的本事，你3年也学不会。”现在，他被任命为小队长，肯定，在十工农场时劳动上已拔尖。我和小徐都是女性，在劳动中多少受到一些照顾。
只是这里的伙食，同十工农场就没法比，差得太多了。面条很粗糙，可以看出和的有麸皮，蒸的馍馍很大，样子有点像如今的长形大面包，麸皮更多。一次，我同在十工农场一起演出过的兰生玉说话，不经意地说了声“麸子馍”，兰生玉竟连忙纠正：“我们说话还是注意点好，以后再不要说‘麸子馍’了。”兰生玉也是省劳改局定的右派，善演秦腔里的青衣。他这么谨小慎微，对我是个提醒。1991年秋，我重访高台县，遇到了原在十工农场和四工农场的难友阎廷梁，无意间打问起兰生玉的下落。阎廷梁说，兰生玉在1960年曾同他一起迁到高台县碱泉子劳改农场，当年大饥馑已在全国蔓延，到年底，**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做出“抢救人命”的决定，因为各种原因送农场劳动的人员，全部“抢救”回原单位。阎廷梁由于家和原单位都在高台，工资没取消，生活条件略略好于别人。他用高价向劳改犯买了个饼子去看望兰生玉，而兰生玉已在几天前住进“病号”室，把门的不许阎廷梁进去，阎廷梁只得遗憾地走开了。这一别竟是永诀，兰生玉未能走出“病号”室。面对严酷的饥饿，谨小慎微并未能保住他的性命。
过了些日子，石天爱终于姗姗而来。她这次回到天津，仍没有告诉母亲她当了右派，她母亲最操心的还是她的婚姻大事，还托人为她介绍对象，找了个某单位的人事干部同她见了面，俩人还一起走了走，最后被她托词回绝。她和表姐妹说起反右派斗争来，她故意问：“如果我是右派分子，你们会怎么样?”回答是：“坚决同你划清界限!”当时，反右派斗争的余威还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许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被蒙在鼓里，她的表姐妹当属此种情况。
石天爱一身褴褛回到母亲身边，一定使母亲伤心万分，所以在此次返回农场之前，她母亲特意为她置备了足够的御寒服装，她已装备一新。新做的丝棉黑布面棉袄宽宽大大--这是为了适应农场艰苦的劳动生活，棉袄里面，则是真丝深蓝织锦缎面的狐皮背心。光是上衣，应付安西的酷寒就很可以了。她那断了腿的琅架眼镜，想必一到天津就换上了新的。
我和小徐在十工农场一向受到照顾，此次换场，我们作为留守人员移交粮食远离场部，却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探亲机会。当时，场部的有些难友都获准回了一次家，如杨康回到兰州，还到我父母家里看了看。在四大队，这一程序却一律免去。当然，我在十工农场一直没考虑过去兰州探亲，其主要原因是我的经济状况无购买来往火车票的能力。在玉门期间，离酒泉只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去一趟搭顺车也能办到，可我竟然也没动过去酒泉看望景超的念头。据说当时四工农场不断向黄花农场要人，四工农场曾指出我们的名单还未送过去，催促不已。黄花农场被催不过，只好答应将我俩一并送往四工农场。可我们已到了黄花农场，对这些情况不明就里。适值严冬，我人已到了黄花农场，根本也没想过还会离开这里，也不知道有些难友回家探亲的情况。唉，唉，我真傻，真傻，如果我那时能见上景超一面，对他的艰难悲惨的境遇有了真实的了解，知道他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我会想到有一天他那脆弱的生命会难以继续……当时，我如果见了他一面，知道了这些，我会不惜一切为挽救他的生命想尽办法的。说实在的，这是直到30多年后我才具有的清醒意识。我好悔啊!
春节后不久，我们见到了一位重要的远方来客，他是小徐的丈夫梁富杰。梁富杰是1959年秋第一批摘了帽子的。他人极聪明，专业上是尖子，当了右派后，由于工作需要，已调到了兰州省煤炭局。领导上考虑到他头上有顶右派分子帽子，使用起来到底也不怎么方便，况且他还具有华侨身份，他父亲此时还在印尼，这种种因素，促使单位领导早早地给他摘了帽子。这样，他就立即请假来到分别已近两年的爱妻身边。小梁头一天先到二站，在站部办公室的单人床上住了一宿。第二天，小徐工作调场部，他们便一起搬走了。
而他俩到场部后的境况极为凄惨。场部为了照顾他们的夫妻关系，说是有一间空屋让他俩住，他俩去一看，原来是一间空马棚，地上潮湿不堪，屋内马粪尿臭气扑鼻，地上用砖块低低地搭了一个大门扇，看来就是为他俩准备的床。小徐见状不由得掉开了眼泪。当时她的顶头上司杨振英也在场，有些看不过眼，后来就打发来几个在场部干杂活的刑满就业人员--那时美其名曰“职工”，把马棚又认真打扫了一番，小徐两口子才算安顿了下来。他俩吃饭也在“职工”灶，场部干部和正式工人另起灶。以我们在二站的经历就可想见他俩当时伙食的恶劣，小徐已习惯于这种恶劣的伙食，梁富杰一直在机关工作，哪见过这样的伙食，不禁为妻子经历的苦难之深重难过万分。俗话说“久别胜新婚”。他俩相见时的欢愉，因了这几日经见的种种都出乎意外而变了味。特别是那些遇见的场部“职工”个个瘦骨嶙峋、面容枯槁的样子，更使梁富杰意识到妻子处境的险恶。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过了几日，场部有人意识到摘了右派帽子的梁富杰毕竟是国家干部，应该区别对待。这样，才准许小徐到干部灶打饭吃，他俩才吃上了像样的饭菜。
梁富杰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他带来不少食品，也送给石天爱、王桂芳和我每人几块糕点。这在当时就是很稀罕贵重的了。
小徐调场部后，就传下话来，说是二站男女混杂，要把我们几个女右派都调到场部。这所谓的“男女混杂”之说，我听了就觉着反感，我们在十工农场近两年，都和男同胞劳动生活在一起，大家亲密无间，谁也没说过“男女混杂”之类的混账话，怎么到了这儿就成了问题呢?当然，我也已意识到去了场部政治上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当王智礼说起要调我们去场部时，我谨慎地表示：“还是留我在二站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没有立即服从命令去场部。
还在梁富杰来农场前，王智礼就曾拿来一本眉户剧《梁秋燕》的脚本，让我抄写，说是准备排练。其实四工农场的领导上早就摸清了我的底细，知道我在安西县城几次演出，还演过眉户剧，也清楚原十工农场我的难友们人才济济、文艺演出班底很厚。他们向黄花农场追要我和小徐时，可能就考虑过今后安排文艺演出活动。四工农场的刑满就业人员纯系男性，没有女性是无法组织文艺演出活动的。早在50年代中期，省劳改局曾把在押的犯人中的京剧名角挑选出一部分，组织正规的演出。为此，还专门在省劳改局附近修建了一个名为新兴剧院的剧场，曾多次举办专场演出，在兰州市引起轰动。记得我也曾去看过一次呢。四工农场属劳改系统，干部们对此事想必更清楚。他们不指望别的，在农场内部组织演出，活跃一下文艺生活，向上级汇报上去，也可以算作一项工作成绩。所以，我到二站不久，王智礼就布置抄写眉户剧《梁秋燕》，并宣布该剧要准备排练和演出。这当然不是作为队长的王智礼所能决定的，他只是执行人。
由于排练眉户剧《梁秋燕》，我们在二站又继续住了些日子。50年代，眉户剧《梁秋燕》曾风云一时，陕西人曾有“不看《梁秋燕》，枉在世间站”之说。全剧是描述一对农村青年男女冲破封建买卖婚姻的桎梏，喜结良缘的故事。对眉户原来已有的各种曲调大都作了创新改造，全剧格调清新，旋律优美，地方特色很浓，反映了那个年代农村的新人新事新生活。我还在甘肃日报社工作时，有一年春节过后，记得报社曾邀请兰州郊区雁滩的农民业余剧团演过一折眉户剧《梁秋燕》，剧中的主人公梁秋燕与同她相爱的小伙子春生都同时出台。我对这个农村业余剧团的演出水平很赞赏，觉得演梁秋燕的农村姑娘和那位小伙子都有些才气。
没想到，现在我在当了右派之后，竟有了饰演梁秋燕的机会，而且是演出全本的《梁秋燕》。我在抄写了《梁秋燕》中几个主要角色的唱词及对白后，告诉王智礼抄写完毕。然后，场里摸了一下情况，指定仍由田禾担任导演，演出班子很快就定了下来，几个主要演员都由我的难友饰演。我理所当然地饰演梁秋燕，春生由省劳改局的王xx饰演。王xx是庆阳人，庆阳与陕西接壤，当地人说话同陕西近似，王xx本来也善唱秦腔，只能由他饰演春生了。我那小伴儿王昭因不是右派，此次未能来四工农场。梁秋燕思想守旧的父亲，由省供销社的柳新民饰演。他原是15级的干部，在难友中级别较突出，岁数也较大。他是陕西人，念唱俱佳，看来他人很聪明。饰演为梁秋燕、春生作主，支持他俩婚姻自主的地方干部，也是原省供销社的干部。其他群众演员，都由三、四站的就业人员担任，他们大都是陕西人。有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还扮演了个年轻妇女。他说，他哥哥在省委农村工作部工作，是我认识的一个熟人，他是因为打人被判处2年徒刑才刚刑满不久。这小伙子虽然眉清目秀，岁数也小，毕竟是男子汉，唱腔对白声音很粗，一亮相就认出不是妇女。同他相伴的还有个二嫂子，我看王桂芳可以出演，就建议让王桂芳担任。小徐因为是浙江金华人，眉户剧跟她不沾边，所以此次演出没有她。
角色大体定下来以后，我们就紧锣密鼓地排练起来了。
我虽然原来就饰演过眉户剧《雌雄花》中的主角，《雌雄花》毕竟是为适应形势需要粗制滥造的脚本，创造角色发挥的余地不大，但是在排练过程中，我学到不少东西，如戏剧里的走台步，念、唱、做的种种招式，在田禾的指点下，我已有点掌握。《梁秋燕》在全国已是很有影响的名剧。由我来饰演梁秋燕，我同田禾的合作已是第二次了，我们配合默契，我沉浸在饰演梁秋燕的艺术创造中，得到很多乐趣。我觉得饰演春生的王xx尽管念唱做都行，但在感情的表达上没有完全进入角色，感情交流不够。田禾也说：“王xx赶不上你的小伴儿(指王昭)。”确实如此。
田禾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时，他住在队部隔壁的三组宿舍，我们就很熟。有一天晚上，他来到队部和我闲谈，闲谈了一阵，他声音低沉痛苦地说道：“就是把我的骨头榨成油，也找不出反党的成分。”他是把我视为知己，才这样表明心迹的。但我为了谨慎起见，没敢对他的话作出回应。我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有反党的一丝一毫?这我自己清楚。那时，田禾发挥他善写美术字的才能，写了好几条标语口号式形状各异的装饰字画，贴在三组的墙上，以激励大家的干劲和革命热情，其中有一幅呈椭圆形的字画，上写：“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时，三组宿舍住的全都是右派难友，墙上贴如此的字画，“风流人物”何所指?显然不是指外面世界的什么人，而正是指这些难友。在他的心目中，右派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来农场后的冲天干劲，更是对他们自身的最好说明。难友们受到激励，心中自是高兴，而并不加以议论。再说四工农场的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陕西人，他们的家属也多是陕西人。当然，他们知道《梁秋燕》的魅力。他们在向黄花农场紧追不舍索要我和小徐的时候，就已打定主意要我们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为他们演出，也许，那时就已决定要排演《梁秋燕》，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县上演过眉户剧。这些干部平时一个个威风凛凛，而管教劳改犯及就业人员的工作单调刻板，他们也会感到寂寞乏味无聊，他们的业余生活需要调剂。现在，一台全本的《梁秋燕》就要演出，他们其实也很高兴。说话间已到了春节，我们的第一次演出是在场部的会议室里，这只是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房间的一头搭起了幕布，我们就在幕布后面相连的一间办公室里化装换衣服。我们的原化装师李佐亭因是历史问题留在了黄花农场，我们得自己化装，效果就差多了。时值隆冬，办公室有火炉，倒也不觉得冷，因为剧中的季节是春夏之交，我们全换上了单衣。
不必说我自己，全体演员都卖力地演，经过多日的排练，大家都认为这是展示自己才艺的一天。凡是进入演员队伍的，每个人都有这方面的爱好和才能，谁也不愿把戏演砸了。《梁秋燕》演完后，小徐和她的搭档钟贵祥又演出了他们去年在十工农场用黄梅戏《夫妻观灯》形式改编的歌颂公社化后新气象的小歌舞。
然而，这是一次最冷落最窝囊的演出。观众主要是场部的干部和家属，他们安排了这次演出，只是想调剂一下自己乏味无聊的业余生活，可他们仍牢牢记住要跟作演员的我们划清政治界线，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一个个做出一副至尊至贵的姿态，不屑于对演出表示欣赏，直到演出结束也没有人鼓一下掌，只是转身就走，作鸟兽散。我们一个个卖命地演，最后只是自我欣赏罢了，心里自然是不痛快极了，可是还不能说什么。我们真像是旧社会被迫在权贵们面前演了一出堂会，这种场面以前只是在电影戏剧小说里见到，而今，我自己竟然真实地扮演了这个角色。过去演一次堂会，演员通常会得到赏赐，而我们尽管肚子饥饿，连一顿夜餐也没有，演完，只是默默地各自打点行装走几里路回自己的宿舍。
这次演出的遭遇，也使我再一次清醒了一下头脑：这就是在四工农场，前两年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1960年3月，一幕惨剧又在酒泉夹边沟新添墩发生了。此时，新添墩组织劳教人员到酒泉城附近背头年晒干的草筏子，早5点半就起床，用芨芨草编的背篼去背。背到第5天，傅作恭因拉稀背不动了，后来成为著名美学家的劳教分子高尔泰平日里给管教干部赵来苟的娃娃补过课，能说上话，就给赵来苟说：“傅作恭是不是真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黑屎!”赵来苟说：“我拉的也是黑屎!谁叫他当右派，他如果不是右派，就到北京住在他哥哥傅作义的公馆里，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他头上!傅作义与人民为敌，杀了不知多少人。他从国外回来，也不是个好东西。”傅作恭挣扎着走了十几里路实在走不动了，就说：“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事还允许申辩嘛!”赵来苟听了大怒，骂道：“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傅作恭腿软没劲，寸步难行，只好站住了。赵来苟大骂：“这狗日的真还把我整住了。”当然，他有的是招数，当下就叫别的劳教分子用芨芨草拧成绳子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围了一圈，前边绑半截绳子，后边也绑半截绳子。傅作恭仍背着草筏子，前边的人牵着绳子拽着他向前走。傅作恭往前走时因腿软跪在了地上，后边的人就往后一拉绳子，将他拉起继续向前走。3天后，傅作恭挣扎着走到了背草筏子的地方，却再也站不起来了。领工的让找来一个用芨芨草编成的长草笆子，把傅作恭抬到草笆子上，由劳教分子用绳子拉着，一路颠簸，硬是把他拉回新添墩。原兰州医学院教授、现劳教分子的刘逢举走过来，把放置在草笆子上的傅作恭看了看，说：“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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