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回到摄制组后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将带回的棋谱一摊，让制片给大家讲授棋理。大家也明白我是想在他们身上出口恶气，于是都装出认真听讲的表情。在制片不紧不慢的声调中，连我都开始昏昏欲睡，恍惚中听到制片在解释“打劫”，他说：“高手会自造劫争，其实争这个劫，是为了把这个劫送出去的，以换来远方的利益。”
听着他的话，我忽然回忆起，在杭州当易羽对我讲述曾经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时，我竟然全无兴趣——我也对自己这一反应奇怪无比。我所有的激烈行为难道不是因为爱她，而是为了远方的利益？我又有什么利益，除了电影，拍电影已经让我烦透了。我在当配音演员时，作特技人时，的确梦想过有朝一日混成导演，拍一部真正的好电影。但当上导演后，却半死不活地拍着电影，难道我是借助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来激活我自己。
当我赶往杭州决定为她杀人时，体会到久违了的激情，这激情一旦到来她就失去了意义。也许我这段时间对她的疯狂找寻，只是为了维持激情，每次从杭州归来，我都异常兴奋，站在片场灵感不断。易羽真是我自造的一个劫吗？
我努力挣开双眼，死死抓住桌上的棋谱，希望在棋盘的经纬线中辨清内心，翻到一本名为《围棋梵高》的书，上面有句话“今日我已成孤月，幸有朝晖接曙星”，我问制片：“这就是打劫吗？”制片：“对了。”
制片从那本《围棋梵高》上受到启发，想出了影片的宣传词“我们的导演为情所困，在行为失常的情况下拍了这部电影”——他总算找了个卖点。
那部电影最终成了歌舞片，在公映的准备中，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闲逛，意外地碰到了智历芳，她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她是我在电影圈中的第一个女人。我对自己打了个赌，如果她说嫁给我，我就离开电影圈。
现在是冬天，她却吃着冰激凌，显得很安静。我走上前，对她说：“把你的耳朵给我。”她怔怔地望着我，我觉得眼角有一团阴影压过来，在智历芳身旁出现了杜子语。他胖多了，他的手疤痕累累，那是我的门给他留下的，他用这只手拍拍我的肩膀：“我俩已经离开电影圈了，我俩已经结婚了。”我握了握他的手，说：“有一套。”
他俩相依着走远，目送着他俩，我心想，看来退出电影圈这条路走不通了，我将一个人孤单地走完我的导演生涯。我想，再过半个月我的片子将全国公映了，易羽如果还活着，不管她在什么地方，她会去看我的这部电影吧，也许。
在首映的电影厅，我和制片、美工三人躲在银幕后面，我们三人模仿着上个世纪初最早的电影工作者，相互约定：当放映厅的灯光亮起时，如有人起哄，我们就将裤兜中藏的西红柿砸出去。
我紧张地准备着。在我的影片中男人没有把女人吊死，影片的结尾一个女人在快乐地独舞。影片结束，在灯光亮起的刹那，我眼前是纯粹的黑暗，在这一刹那，我领悟了易羽名字的含义：
一只候鸟，在寒冷来临的最后一刻，更换了羽毛，她飞到更温暖一些的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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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劫活》时，想尝试一下，写两个不同的主人公——“我”，写两个不同的人群，一个棋界，一个电影界。所以没让上下篇连贯进展，而是写到下篇便另起炉灶了，这是我在结构上的一个尝试，因为现在电影常有“断体”式，把不同的事件不是用故事逻辑联系在一起，而是用一个相同的地点或时间，甚至是一个次要人物，建立起微薄的联系，只要内在主题一致便可。
——我就想将这一方法用到小说中来，但可能运用得尚不老道。重新审视了小说一遍，我连接上下篇的方法是用“杭折扇妻子”这一人物，杭折扇妻子为何与豆角偷情——这是上篇遗留下来的最大悬念，但是我直到下篇结尾时才将这个谜底揭开，而且下篇开始后故意不明确交待易羽就是杭折扇的妻子。
——这种“沉得住气”的作法，是我最开始的构思，但也许对读者的阅读情绪缺乏照顾，而且下篇的开头有点轻率。所以我将下篇的开头重新写了一遍，并对下篇的一些细节作出了调整，使得下篇整体上带有一种“疑虑”的色调，希望既能保持“断体”的构思，又能加重悬念，使得小说“整”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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