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就是我对几年前新疆之行的全部回忆。因为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北京的一所武警医院里了,杜广说我被新疆同行谢尔盖误伤了。当时谢尔盖正在追一个往我们这边跑的盗猎者，他开了两枪麻醉枪，一枪打中了匪徒，一枪打中了我。但是我和杜广也就由此得救了，不幸的是我昏迷了十几天，直到被送到北京才醒过来。杜广还交给我一封信，谢尔盖写的，很短，大意是对误伤我表示抱歉，信里还夹着他们单位送的几千块慰问金。我打算回一封信，杜广说不用了，过去就过去了，我想想也是，出院以后，就回到了南方。杜广在医院里只呆了一天，我曾经问杜广那个盗猎者怎么会又出现，后来怎么样了？杜广说得很简单，说他那天早上醒过来以后，下了车就发现那人躺在雪地里。谢尔盖他们来了以后，就把犯人带走了。我又问当时他递给我的那张纸是什么，他说是在犯人身上搜出来的一张文件，上面全是英文，他看不懂，才给我看的。
我出院的那天，接到了谢尔盖的电话，他的口音有点像杜广，很浑厚，普通话说得很好。他再次表达了歉意。谢尔盖的电话使我十分的纳闷，与其说是致歉的，倒不如说好像是在试探我，看看我会不会在这件事上深究下去，他不停地问我要不要到他那里去。所以电话快结束的时候，我说话也越来越不客气，没说再见就挂断了电话。
杜广家的客厅不大，装潢得十分简单，但是那一组硕大的布艺沙发比较舒适，坐在上面，人几乎被包进去。坐在这样的沙发上，老友新茶，畅谈往事，应该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但我却总是有点不舒服。我和杜广同时陷入回忆的时候，房间里只有西北角的一盏落地灯亮着，寂静的像坟场。
几年来我不断回忆着这段往事，可是记忆的碎片显得有点固执，总是拼不到一块去。我知道是因为缺少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只有杜广知道。我相信我被枪击那天以及后来的我昏迷时一定发生了不少事情，绝对没有他说的那么简单。杜广比我大十岁，在我的角度看来，他有点长辈的味道，他不说，我也不好问多。不过半年前的一件事情，重新激起了我对真相的兴趣。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接待了一批从新疆来南方休假的同行，其中一个人叫谢尔盖。我提起几年前去过新疆的事。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我又问他，他们单位里还有没有叫谢尔盖的人,他坚持说近二十年里绝对没有。
我说起上面这件事的时候，杜广有点尴尬，不过很快恢复了正常。他微笑的看着我，眼睛里射出狡诘的光芒，冷漠而有穿透力。
他清清嗓子，开始了他的回忆：“我最早是法医，y大89届医学院毕业生。”
1997年的冬天，我们生活的南方小城一直笼罩在多雨的天气里，阴霾持续了近1个多月，12月初的时候才散去。天气的好转并没有给小城带来多大的惊喜，因为雨停了以后的第二天晚上，发生了一件轰动整个城市的杀人案，一个姓陈的中学老师一家三口惨遭灭门，只有一个小保姆奇迹般的幸存，但是却被吓得失去了记忆。警方在这起案件上表现得十分无能，将近一年，案件都没有一点头绪。不过无能归无能，还有很多事等着他们去做。案件发生以后投入的200多名警力陆陆续续的撤了下来，最后市公安局只保留着一个三个人的专案小组。主持工作的人就是杜广。
1998年，杜广在网上看到了一张照片，是新疆某市公安局在清剿盗猎（藏羚羊）的匪徒时缴获的一把刀，刀的外形和那起杀人案现场遗留的一模一样，不同的在于现场遗留的那把刀上刻着个“昆”字，而新疆缴获得刀上是个“仑”字。杜广立即向领导报告了情况，然后带着刚刚分配的警校毕业生林建明赶往新疆。到了新疆以后才知道，刀的主人还没有抓到。刚新疆方面要再搞一次大规模的清剿活动。于是杜广和林建明就一起参加了行动。虽然行动很危险，但是对杜广他们这两个来自社会治安相对安稳的南方小城的警察来说，参加大规模的武装行动，听起来是那么的让人热血沸腾。
杜广长相十分硬朗，一年四季圆溜溜的短发，满脸胡楂。眉毛很细，眼睛小而长，眼光深邃而敏锐。此刻他就坐在我的斜对面，一只胳膊搭在沙发背上，手伸到沙发背后轻轻的摩挲。另一只胳膊自然下垂，手放在右腿上，不停的手心手背的翻来翻去。有一个研究犯罪心理的老师说，有一种或两者习惯性动作的人，比如无意识的绕手指，翻手掌等等，属于心理防线坚不可摧但总有一两个致命弱点的类型。而那习惯性的动作就是弱点的外在表现。我打量着杜广，他也有弱点吗？弱点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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