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年前，我与老张创建了“扬帆文学社”，我在一份省级刊物上发表了两篇散文，我兼任了学院宣传部部长，我获得了国家甲等奖学金……反正我的那个大三，牛逼得不能再牛逼。唯有一件事让我失落难堪，那就是原定在三月返国的白叶，突然越洋电话告诉我：“何为，我暂时不想回来了，我要考这里的研究生。”
当时，我有些小小的失落，但想想读上加拿大的研究生也不错，就忍痛支持了她。为此我还自作多情地帮她办手续，找资料，还专程去了趟她家，说服了固执要她回国的二老。除此之外，我还报了托福培训班，每天清晨到草坪上去喊“疯狂英语”，为的就是毕业时一个劲儿地朝加拿大钻。甚至有时候，我费劲地登陆一些外国考研网站，大概也许地下载一些“有用”的资料，煞费苦心地传到她的邮箱。我做了所有我该做的，几乎所有都感动了，除了一个人，白叶。
那天下午，由“扬帆文学社”自主创办的“渝峰”杂志出炉了，我兴奋地忘记了时差，便忘乎所以地拨了白叶了国际长途。电话响了四声，没有人接，我这才意识她那边正好凌晨三点。就在我万分抱歉地准备挂断之时，电话里突然传来一个男人不烦恼的“hello”声，我马上就傻了，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拨错了电话。于是忙说了声“对不起”，还没等我转换成英语“sorry”之前，他那边便嘟囔了一声“噢，法克”，就挂断了。
他听懂了中国话，而且反应强烈，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再一查号码，千真万确没有错。于是，我的头皮马上就炸裂开来。操他奶奶的，半夜三更的，白叶一定和那人在床上，而且那口地道的“法克”，就知道肯定不是国人。我难受啊我绝望，我愣愣地看着那电话，不知道该不该再拨过去，以确认这到底是不是一次严格意义的“捉奸在床”。他妈的，为了我俩约定的新婚之夜，我到此时都还是个纯情的处男，而白叶那个贱人却被外国男人“法克”了。就在我犹豫不决、撕心裂肺之际，白叶回了电话。由此可见，她还不具备偷情被抓后的应对策略与战术，这是第一次吗，我该庆幸，还是伤心？
白叶底气不足，向我解释说，刚才那人是她的朋友，今天聚会喝醉了酒，借宿在她公寓而已。我冷笑，说自己不可能相信。白叶急了，便向那个罪魁祸首求救，隐约中好像在说：“peter，givehimaexplanation。（彼特，给他一个解释）”那人竟然真的接过了电话，而且措词清晰，语法严谨，还故意放慢语速，时不时问一句“canyoufollowme？（听得懂吗）”我直接还赠他一个“法克”，说去你妈的滚蛋，看老子不剁了你。那外国佬尽显绅士风度，彬彬有礼地把电话递给了白叶。白叶接过电话，说：“何为，你怎么骂人呀！”我说：“我不光要骂他，还要骂你，你这个贱人，你不是说他喝酒了吗，怎么说话这么清楚？”白叶一时语塞，之后委屈道：“何为，你变了，你从来不骂我的。”我就像一条发了疯的野狗，把我从儿时学会的所有脏话，全都对白叶温习了一遍。白叶只是哭，说何为你骂吧你骂吧，骂了你就好受些。这句话无疑是承认了他们的奸情，我不骂了——我气得扔掉了手机。
那天回到寝室，我踹烂了厕所门，摔碎了两个热水瓶，还和抱怨的老三干一架。如果不是老张拦着，我连砍了他的想法都有。直至想来，我很为那天的表现感到后怕。此前的何为，一直是一个温文尔雅，文明礼貌的干部、才子、社长，但那一天的我，仿佛就中了魔怔，表现得就像一个十恶不赦的土流氓。越是表现拙劣，我就越是沦陷，到了晚上，所有的朋友都得罪完了，只剩下老张还愿意陪我。我们来到磁器口，叫了两锅鸡杂，一箱啤酒，慢慢地对饮，喝了吐，吐了再喝，一直折腾到很晚很晚。席间，白叶拨了老张五次手机，每次他都请示似的望望我，我摆摆手，他马上就挂断。到后来，他干脆关了机。
喝得醉醺醺的，回城区的车已经没了，我们便踏上了滨江路。我一路走，一路吐，最后吐得全身乏力了，便干脆坐在了地上，看天上闪烁的星星。看着看着，我就哭了，我是伏在老张怀里哭的，他的胸膛就像父亲一样坚实而温暖。老张拍着我的肩，说：“何为，你哭吧，今晚大声哭一场，明天就给我振作起来！”
哭得差不多了，我们又搀扶着起来，继续走。不久就来到桥上的滨江公园，那儿凉亭里竟然还有拨人在开生日party。当时我几乎都神志不清了，但还是加入了他们，然后，便做出一件荒唐至极的事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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