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爷们儿
珍藏本
庸人
第一部：关于张东的故事
去广州
最后一次去广州是1986年12月的事，那是我们第一次冬天去南方。北京已经很冷了，在路上我不得不一件件地脱衣服，到广州只剩衬衫了。
实际上那是段刻骨铭心的日子，我无法将那次旅行在记忆中抹去。
我们是坐火车去的，心情忐忑不安，且极度的惶恐。我们跟熬鹰似的，两天后眼睛都蓝了。我一直抱着皮包不撒手，惟恐一不留神它就会长翅膀飞了。山林的手则时刻不离开腋下的刀把，在他眼里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每一位乘客脸上都挂贼像，只有狼骚儿他叔叔走近时，他脸上才多少有些笑模样。
那把美**刀在山林腰里挂了五、六年了，从不离身，连睡觉的时候他都不愿意摘下来，这也是山林死时身上唯一的完整物件。我将这把利刃埋在山林的坟里，不久那片地被国家征用了，转移山林的骨灰盒时军刀竟不翼而飞了。据说利器多不吉利，名剑主人难有善终，操鱼肠剑成名的专诸被剁为肉泥，挥元戎剑策划十面埋伏的韩信被一群骚娘们乱棍打死。山林也得了把好刀，最终连全尸都没落下。
其实那把刀本来就是山林抢的，前任主人连刀都没拔出来就差点玩儿完。
军刀的故事发生在初一寒假。那时我还是个老实孩子，从没在外面打过架，大头正领导着他的武工队横行南城。
80年代初龙潭湖附近修了座旱冰场。不久旱冰场就成了最时髦的场所，常常人满为患，有时连冰鞋都租不到。我们也常去却经常为门票发愁。旱冰场是现代社会在我们面前开启的第一条缝隙，我们第一次领略了风驰电掣，第一次得知摔跟头也挺好玩儿的。由于来旱冰场的社会青年特别多，打架斗狠便是家常便饭了，老师和家长都下给兕命令，不能去旱冰场。也难怪大人们不放心，离旱冰场二里地，就能听见塑料轱辘与水泥地疯狂摩擦发出的“哗哗”声，那声音令人暴躁不安，心烦意乱，几乎每几天都有人被抬着出来。旱冰场自建成之日起就一直是派出所的重点盯防单位，旱冰场太影响治安管理了，没几年就给拆了，连一片水泥台都没留下。
滑旱冰的消费并不高，三毛钱一场，可每礼拜我们只能去一次，因为大家都是穷光蛋。我们在旱冰场玩过几年，从没人在旱冰场欺负过我们，大头是那儿的场霸。那时大头一伙最喜欢几个人排成一串儿，肆无忌惮地在旱冰场里穿来穿去，他们的技术片儿汤得很，人串儿中的最后一个常常被甩出去。谁在附近谁倒霉，经常一摔就是一大片，好几年里他们一直这样，从没人敢把鞋脱下来砸他们，倒是他们动不动就抡鞋打人。他们另一个爱好是五六个人手拉手圈成大半个圆，满场转悠，往往一圈儿下来队伍里就多了个姑娘。头两年旱冰场还有些正经人来锻炼身体，后来连到旱冰场玩儿的女孩都叼着烟卷了。
龙潭湖南面有一片很密的松树林，面积相当大，一直到护城河。每到傍晚，灰黄色的阳光疏懒地拥着树梢，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松香味。那片树林是我们的根据地，没事儿我们就在树林里观察姑娘，往往一蹲就是半天，有时连课都懒得上。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有一次我们这些地头蛇在树林里差点让人家洗喽。
那天风特大，天都刮黄了。我们在旱冰场折腾了两个钟头，累得两腿发软，嗓子眼里都是黄沙。该回家，我们几个稀稀拉拉地在树林里穿行着，相隔有好几十米。我和二头走在最前面，山林在二、三十米后跟着，树林里的风像吹哨一样，一阵阵的刮得脸生疼。这时树林里突然出现了三个膀大腰圆的小伙子，他们像地里钻出来似的，径直向我们走来。几个家伙边走边四下张望，来到近前，个子最高的当中站定，另外两个分立旁边，一个很自然三角形把我和二头圈在中间。
“挺自在的呀？”中间那个大大咧咧地说道，他穿着件的确良衬衫，里面的跨栏背心卷到胸口，碗大的肚脐眼儿像个黑窟窿。他应该比我们大几岁，嘴唇上新长出的一层黑绒毛特别茁壮。“有钱吗？弄点儿花。”
我和二头对望一眼，我的腿肚子立刻开始哆嗦起来，眼看就要站不住了。二头还算沉着，他使劲揪了揪自己的耳朵，上前一步道：“都是朋友，借点儿钱还不容易，可你们是哪条道儿上的？”
大个子呵呵笑了，他的右手仙鹤一样立了起来，指尖向下，点着二头的脑门：“呦呵，还碰上岔子啦。”说完，他两腿稍息，双手叉腰，故意把腰带上的一把军刀露了出来。
我一下就相中那把刀了，那道的模样极为霸道。刀把缠着黑胶布，刀座泛着蓝油油的光，那光芒诡异而透着股杀气，暗黄色的皮套已经磨光了，在皮套上就能看出深沟一样的血槽来。
“认识大头吗？”二头开始盘道。佩刀者摇摇头。二头冷笑：“知道大竿儿跟我什么关系吗？”我瞥眼向后望去，原来一直跟在后面的山林已经不见了。“废你妈什么话？小崽子也敢叫板？老老实实把钱掏出来，不掏，大爷楔死你！”大个子急了，他朝另外两个一挥手，三个人立时围上来，我甚至能听见手上骨节活动的啪啪声。
“我说，我说。”二头突然抱着头喊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钱吗？你们等着。”说着，二头一把拉住我的手，我们俩同时蹲下了。
这时一块半头砖“呼”地从斜侧里飞过来，“咚，好象是石头砸在砖墙上，砖头正好打在大个子后脑海上，他先是一呆，然后面口袋似的直直地倒下去了。此时另一块砖头也飞了过来，平拍在另一个家伙脸上，他号叫着转身就跑。第三个家伙眼看势头不对，假装向我们踢了一脚，趁我们闪身躲避时一下子从我身边窜了过去。二头反应特快，他纵身飞起一脚，正好踹在逃跑者的后背上，那家伙连跑带爬，手脚并用地冲出去十几米，嘴里还喊着：“你们等着，有种你们等着。”没喊几声他就没影了。这时山林举着两块砖头从旁边的树林里冲出来，照大个子的脸上又是一下。此时他身下已经红了一大片，黏糊糊的血液把杂草吓得僵硬了。
山林的刀就是从那家伙身上摘来的，刀背上带锯齿，跟蓝博的军刀一模一样。此后这把刀一直没离开他。山林将它视为至宝，不到危机时刻从不拔出来，可一拔出来就有人要倒霉了。
那回去广州，我们提心吊胆也是有道理的，特别是河南那段路，小偷简直比要饭的都多。他们成帮结伙地专往独身旅客身边挤，往往一不留神身上就得缺点东西。我们的皮包里有十万块钱，是我和山林的所有积蓄，而且还在二头的存折里弄了两万块，那是他从钢嘣儿里攒出来的钱，是带着血的。
这已经是我们第六次去广州了，狼骚儿的叔叔他是这趟车的列车长，如果没他照应，我们的买卖是没法做的。这次我找到他，告诉他这趟活儿跑成了就劈给他五千块。这爷们儿惊讶得耳朵都豳上了，他特务似地上下端详我，手抓着我的胳膊，指甲几乎掐进我肉里了。“我咂摸这滋味儿不对，你小子不像是倒烟的，你们俩不是去盗卖军火吧？保定抢劫军械库的事不是你们干的吧？”
“抢军械库？那些人都是孙猴儿变的，我们就是俩小虾米，吃点滋泥就挺美。您放心，绝对是老买卖。”我赶紧把他的手拿开，胳膊上被掐出了印儿，像狗牙啃的。“您就把行李车给我们留出块地方来就成。”
狼骚儿的叔叔眨眨眼：“多大地方？”
“四、五十箱烟的地方就成，这点儿对您来说不就是一句话的事，车上那帮兄弟我们也不会亏待他们，有钱大家花。”我说。
“爷们儿，为这种事我要是让雷子（警察）抓住，值吗？”他的舌头顶住上嘴唇，大手指顶在下巴上一个劲摇晃。
“您怕什么？驴蛋儿那批货不就是从您车上过去的吗？那趟活儿一完，人家连北京饭店都住上了，比起来我们不过是小打小闹。咱们还有狼骚儿这层关系，我们能害您吗？再说骡子不吃夜草能长那么肥吗？”我不动声色地把一千块钱拍在桌子上，都是十元的票子，足有半寸厚。
狼骚儿的叔叔手指动了好几下，最终还是把钱揣起来了。“严打几次了，枪毙了多少？你们怎么还不知道消停会儿？告诉你们，我可听说最近广州倒烟的闹了一次大火并，都动枪了，死了好几个呢。你们小心自己的脑袋吧！”
我拍了他肩膀一下，满不在乎地说：“人家玩儿得多大呀？上百万的响儿能不拼命吗？我算老几？枪子儿给我们吃都浪费。您那就算给侄子一口饭吃吧，等这趟活儿完了，我们搞武装押运，自己雇卡车，谁拦着咱就一刀捅了他，绝不再麻烦你，现在咱不是还没到那份儿上吗？”
狼骚儿的叔叔狠狠拍了下大腿：“得，谁让我想当骡子呢。可咱有话在先，就这一次，我家里还有孩子呢。”
“男孩儿还是女孩儿？”我问。
狼骚儿叔叔狠狠啐了一口：“男孩儿女孩儿你们都别惦记着了，我下半辈子还想过日子呢！”
就这样我们又上了去广州的火车，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唯一叫人烦心的是没有卧铺，不过这也没关系，我们年轻，忍两晚上跟没事一样。
十几年了，每次想起那回去广州，我身上都冒鸡皮疙瘩，似乎一切都是有预兆的，要不是我和山林天生贵命，两条小命没准就交代在广州了。后来山林说：“也不一定非交代在广州，你要是跟泰国那个人妖跑了，中国第一批爱滋病患者的名单里肯定有你。”听到这儿我一般都扑过去揍他两拳。
车过信阳时，我们终于喘了口气，总算快出河南了。这时月台外边有几个流鼻涕的小男孩玩弹球呢，有个小孩儿技艺高强，一会儿就把其他孩子的玻璃球没收了。另外几个孩子不服气，按住他的脖子让他继续玩儿，赢球的孩子不愿意便叫另几个孩子买他的球，最后几个孩子动手打了起来。我们趴在车窗上看了许久，列车开动了，山林才转过头来：“咱们小时候也这样吧？”
“一个德行，你丫一输球就急。”我呵呵笑了几声。
“歇会儿吧你，你多好？有一回你输了两个球，偷偷跑我们家去往水缸里攘了一把土，我爹一直说那事是我干的，还揍了我一顿呢。”山林怒视着我。
我大张着嘴，一时想不起来。“真有这事？”
“已经十来年了，你当然记不住自己干的坏事了。”山林无奈地看着窗外：“你说十几年后我们会怎么样？”
我茫然地摇摇头，车窗外阳光灿烂，大片大片的田野起伏错落，不远处的一个山包上全是黄花，望去如一个巨大的蓓蕾。已经进湖北了，空气中弥漫着南方原野特有的水腥味儿。路边有很多池塘，水牛懒洋洋的像一堆臭粪。真难理解画家们如何把水牛想象得那么美，离得这么远我都能看见它们身上的泥嘎巴儿。
其实这美丽的风景对我毫无意义，正如未来、理想之类的东西，它们飘渺得如一个屁，放过就闻不见了。说真的我连明天的事都不敢想，明天是个什么东西？柳芳上回把刀递给我的时候想过以后的事吗？但愿她是忘了。沉吟好久我才说道：“十年后我们肯定还是傻逼，咱们就琢磨现在吧。你说，咱们这样一起混算是朋友吗？”
山林又摸摸腋下的刀把儿：“咱们是兄弟。”
我冷笑一声：“对，咱们是兄弟，不是朋友。”
“我们这种人跟本不能有朋友，要么骑在别人脑袋上，要么让人骑。”山林目光冷竣，脸阴沉得能掉下铁沙子来，他从小就是这副德行，大家暗地里都管他叫法西斯。“还记得大院里那些家伙吗？他们从不拿眼夹咱们，可我倒要看看将来谁混得更好！”
“人家大院里多牛，搞胡同里的姑娘一搞一个准，不知道二头再碰上大庆会是什么结果？”我又想起了卫宁，刚才他们在公共汽车上的样子让我揪心，二头能放过他们吗？
山林把一根火柴棍放在嘴里嚼着：“我要是二头，再见面就把他的脑袋剁下来，晒着。”
“咱们真是瞎掰，仨鼻子眼儿多出那口气。”我不屑地摇摇头。
“我们本来以为你能上大学，能给咱们哥儿几个争口气，前二年一直没找你，可你自己让重点学校开除了。操！”山林瞪了我一眼。“卫宁多聪明！一直就是三好学生，她是二头妈的心肝宝贝，大庆算个什么东西？”
“可他要真成了二头的妹夫呢？”
“我要是二头，就把卫宁吊起来，打。”山林哼了一声。
我把皮包放在腿上，双手抱住后脑勺，看着行李架发呆。其实我一直特别后悔和他们混到一起，感觉上总有些格格不入，好象是鸭蛋装在鹅蛋筐里。有机会还要去上学，可想起那些老师我就恨得牙根疼。
火车开过武汉，车厢里钻进来个算命先生，这家伙面目清瘦，戴着顶土黄色的日本战斗帽，而且是个独眼龙，他上车后就瞪着那只黄澄澄的眼睛一个劲儿瞧我们。其实我一直怀疑在广州翻车，可能是那个算命先生闹的，瞎毒瘸狠，要是会算命就更不是好东西了。
“上来个傻逼。”山林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把皮包放在屁股下面坐着，那几年去广州的人特别多，火车上比北京的公共汽车都挤。乘务员想挣外快，连卧铺里也放人，普通车厢更是臭气熏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带着现金，一点都不敢马虎，这年头高人太多了。
“是个算命的。”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山林问。
“丫脖子后面贴了个阴阳鱼。”
我们正说着，算命先生竟三拐两拐地走了过来。他穿了件黄马甲，零七八碎挂了一身，这家伙上下打量着我们，一只眼里黄光闪闪。
“我是不是印堂发亮啦？要走桃花运呢还是要发财呀？”我笑着问他。
算命先生使劲清了清嗓子：“你们有灾。”
“呦！看来您能消灾解难，大师啊！那您给小的破解破解，算好了有赏。”我笑着，手里拿了张一块钱的票子在他眼前晃了晃。在江湖上混久了，什么样的骗子都有。算命先生的把戏无非一哄一吓，哄舒服了掏钱，吓昏了更得掏钱了。
算命先生居然装模作样地闭上了眼，他扯着嗓子，唱歌似的说道：“罪孽呀罪孽，祸害之祸害。”
“去你妈的。”山林骂了起来：“赶紧给我滚到厕所里蹲会儿去，拿自己当神仙啦，神仙撒尿吗？”
算命先生看了山林一眼：“你的事我不愿意说，罪孽！真是罪孽！”
山林哈哈大笑起来，他手指着先生的鼻子对我说：“把他裤腰带解开，看看丫有罪孽没有。”
周围几个乘客已经笑出了声。算命先生竟有些怜悯地看了山林一眼。他又转向了我：“去年你就有场灾对不对？牢狱之灾。”
去年我因为闹事被抓了，出来后学校二话没说就将我开除了，可当时我想谁一年不会碰上点倒霉事。前年我还差点让人把腿打折了呢，算命瞎子蒙上一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行啦，您找别人去吧，神鬼躲着我们走。您再不走我们可真要脱您的裤子了。”
算命先生的一只眼翻了翻，他转身要走，却突然不服气似的的又说了一句：“小心你的手吧。”
“傻逼！小心你的嘴吧。”山林冲着算命先生的背影骂了一句。
我皱眉想了想：“他说的没准是对的，咱们的确是祸害。”
“是人都能看出来，咱们这德行的能他妈不是祸害吗？”山林狠狠瞪我一眼。
我没搭理他，山林是个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人，甚至他自己。有时他会狠狠地瞪着脚丫子发上半天呆，那时我就担心他会一刀把自己的脚剁下来。
我们从学校出来了，不管是主动退学还是被开除的，社会似乎从来就没我们这一号儿，在任何人眼里我们都是狗屁不是的小逼崽儿。现在我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钱，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是的时候，追求的目标只能是钱。以前倒有不少人管我们叫痞子，现在痞子不吃香了，我和山林都在考虑今后的出路。有时我常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那群傻逼似的上学、结婚、找工作呢？想来想去才发现可能是那回地震把我们的脑子都震出了问题。
第一章
胡同人家
一
地震
狼骚儿的病是地震那年落下的，毛病见不得人且旷日持久，他家遍访名医，连收魂的都请了，就是治不好。他卖鱼后在河北打听出个偏方，生吃活鱼可以治这种毛病，据说他连吃了三条活鲤鱼，牙床子被鱼鳞刮破了好几处。结果老病治好了，却又得了活鱼恐惧症，见了活鱼脸上就起牛皮癣，一片一片的跟长了鱼鳞似的，不久他就改行和二头一起去卖菜了。
原来地震那天晚上狼骚儿憋着泡尿，他老爸感觉出屋子晃悠就把他夹在胳肢窝儿里跑了出来。可能是用力过猛了，跑到街南头的空场才发现自己被狼骚儿尿了一身，尿汤子顺着袖子直滴答。从此狼骚儿就落下个尿炕的毛病，他们家最常干的事就是晒褥子，头两年一天两条，后来晒一天一条，狼骚儿十五六岁了虽然不是天天晒，隔三叉五也得让褥子见见光。这事我可是亲眼所见的，上中学时我还在他的褥子上找到过阿拉斯加呢。狼骚儿以前的小名叫小狗子，也许是狼和狗的模样差不多，不知哪个缺德的给他起了个新外号叫狼骚儿。俗话说：“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大家都认为这是抬举狼骚儿了。逐渐这个名字就传开了，现在我都改不过嘴来。
其实地震那年我才九岁，头天跟二头玩儿得太累了，晚上就睡在二头家。后半夜我晕头日脑地被人从炕上抓了起来，睁开眼只看见门槛从眼前一晃而过，紧接着就是地面上的砖头一块块向后退。原来是二头的叔叔正把我夹在腋下拼命地跑呢，此时另一侧的二头正双手捂着耳朵，惊恐地看着我，那时我以为苏修那条大狗熊真打过来了。
街南头的空场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好多人只穿了条大裤衩，不少年轻姑娘躲在空场角落里哆嗦，老爸找到我时竟一声不吭地给我裹了一条床单。大家都站着，默默注视着夜空，谁也懒得开口。在我的印象里，那个晚上的天空几乎是全黑的，空气中是股暴躁的焦土味儿，而大人们也从来没那么严肃过。清晨东方竟呈现出一片明亮的血红色，街上人影婆娑，恍惚如梦。
第二天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天色暗淡，雨声如吼。解放军来了，大家躲在政府刚搭建好的塑料棚里，不时地有人出去打探消息。街头安上个大喇叭，播音员强做镇静地要求革命群众坚守工作岗位，可大人们跟约好了似的都没上班。我和二头不明白事态严重，继续睡自己的觉，我从没睡过那么大的床，几乎铺盖了大半个塑料棚。后来有人管那床叫社会主义大通铺，这是后话。狼骚儿不敢睡了，那阵子他一天要尿上七八回，几乎是一闭眼就要尿，塑料布积水，擦干净了也是骚气熏人。东街的王大妈一直在骂街，她说狼骚儿是有意破坏公物，社会主义大通铺岂容他如此糟蹋？然而骂了几回，狼骚儿却尿得更痛快了。
中午传来消息，二头家的后山墙倒了，砖墙刚好砸在炕上，房子毁了，连领袖画像都没能幸免。这时有的妇女已经泣不成声了，塑料棚里的气氛凝重得可怕。其实现在想来也没什么奇怪的，我们那个胡同里每年雨季都要倒几个小平房，漏雨倒灌更是家常便饭。但二头家的房倒偏偏赶上了地震，自然就多了层传奇色彩。后来二头的叔叔说如果不是他，我们的两条小命就交代了，似乎房子地震当时就倒了。虽然我和二头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可谁也不愿意点透。二头的叔叔说这话已经是十几年以后的事了，当时我们想，在青海背了十年盐的人能记得那场地震就已经不错了。
我家那个胡同在南护城河外，听说是解放初期为安置穷人盖的，那时叫临时排子房，结果临时了三十多年也不见新房动工，排子房逐渐变成了鸽子窝。这种房型千篇一律，水泥板子房顶，全是隔断房，一盖就是一串儿。除了门牌号不同，各家都找不出什么区别，走错家门是常事。这一带路灯稀疏胡同还特别深，最长的地方有三、四百米，晚上进来的外人就像钻进迷宫似的。也许是怕胡同长，出事跑不出来吧，地震过了一个星期，政府的塑料棚拆了，可还是没人敢回去住。不知是哪位高人想出了奇招，自己搭防震棚，于是全胡同的住户都开始忙活了。实际上那时全北京都在私搭防震棚，两三年后还可以看到些破棚子顽强地屹立着。后来人们说，那可能是北京历史上最大的私人建筑热了。
但私搭防震棚也生出不少事端，最大的后果是77年5、6月份出生的孩子特别多，人口专家至今无法解释京城那次突如其来的生育高峰是怎么回事。在我们胡同里防震棚的付作用当时就显现了，结果弄了个一死一伤一监，现在老人们想起来还唏嘘不已。
死的是阿力，跟我年纪差不多，他的死纯属事故。防震棚的确费了老百姓不少心思，很多家做了长期坚守的准备，拉灯通电，甚至连煤炉都搬进去了。棚子盖好后不久天就冷了，人们跟候鸟似的纷纷回迁，但老百姓怕老天爷反复无常，很多家都舍不得拆。于是防震棚成了我们这些孩子捉迷藏的天堂，后来不知哪个坏蛋想出了奇招儿，摸防震棚里安的电门，看谁的反映速度快。阿力在第六次摸电门时终于被粘住了，他的半截胳膊立刻成了黑木炭，人当场就没气了。可惜那天我没在场，后来只看到了他烧黑的胳膊，人已经被白布盖上了。阿力的死使我们第一次领略到了死亡的恐怖，刚才还一起跌打滚爬的玩伴儿怎么就没了，似乎世界上就不该有他。其实我一直怕死，特别是别人挥刀向头上砍的时候，那时我最盼望他的刀能中途拐弯。
二头的叔叔也是因为防震棚进去的，那次他差点把二子打死。
二头的叔叔有一米八几，都管他叫大竿儿，当时也就二十几岁。他因为不愿意下乡当知青，小学毕业后就说什么也不上学了，没事可干就成了痞子，周围总有十几个小兄弟跑前跑后，口袋里总不缺钱花。据说大竿儿为人仗义，冲锋在前，从来不打便宜手，到现在当时街面上的混爷提起他来还得伸出大拇指：“大竿儿，是站着撒尿的！”
大竿儿揍的那个家伙叫二子，比大竿儿小两岁，也是个痞子。但他和大竿儿不是一条道儿上的，平时谁都没把对方夹在眼里。
地震时二头的老爸正在南方出差，那时革命工作最重要，地震都不让回来，家里的事全指着大竿儿照应。刚开始私搭防震棚时，大竿儿就在胡同拐角处用砖头码了个圈儿，然后就叫上几个朋友到工地偷帆布去了。可回来时却发现他那个地方已经被人占了，二子正带着几个人搭棚子呢。当时我就在附近玩儿，所以大竿儿打人的事看了个满眼。
大竿走到二子身后，轻轻拍了他一下：“兄弟，怎么个茬儿，自个儿动手啦？别累着。”
二子转身见是他，马上掏出盒友谊烟来：“竿儿哥，先抽一根，这可是我托东城的大刚子从友谊商场里买出来的，那是我兄弟，尝尝，这烟倍儿香。”据说二子嘴里的大刚子是当时东城区有名的痞子，后来81年严打时给枪毙了。“听说家里的房子倒啦，什么时候翻盖叫兄弟一声。”二子笑着说道。
大竿儿没接他的烟，反而拍着他的棚子道：“够结实的，比我们家房还结实，再震一回都没事。”
“谁盼着老震呢，老地震还活不活了！”这时二子已经看见了大竿儿拉来的材料。“你也要盖？选好地方了吗？”
“不震了，一样有人不想叫我活呢，”大竿儿目光及其狠毒：“地儿早选好了，可让不懂事的玩意儿给占了，多大胆子？他敢骑我脖子上拉屎！你说他是哪国的种儿啊？”
这时二子已经明白了**分，皮笑肉不笑地哈哈着：“谁敢不给竿儿哥面儿？简直青皮到家了。您支应一声，我带几个兄弟兜他一顿，实在不成一板儿砖叫他找不着北。不过您也真是，有个地方就先盖起来再说，瞧我占了地儿就盖，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大竿儿“砰”地踹了防震棚一脚，棚子呼扇几下，差点倒了。“我他妈一把火给你丫烧喽，儿媳妇怀孕，装什么孙子你跟我？”
“嘿、嘿、嘿！说什么哪？”二子仰头看着大竿儿，一脸的不忿。“嘴上挂夜壶了是怎么着？谁招你啦？”他回头看看自己的兄弟：“我们胡同尽出这号儿的，整个一车子。”
大竿儿指着二子的鼻子骂道：“我是谁？我眼里不揉沙子，前几年武斗我在两拨人中间拣枪子儿。少揣着明白装糊涂，老实把地儿腾出来，咱什么话都没有，要不……”大竿儿挑着下巴，嘴唇微微颤抖着。
“要不？要不怎么着哇？就你有嘴是怎么着？都是道儿上的，谁也别拿谁不当人。尊你一声叫个竿儿哥，那是给你脸，咱别给脸不接着。”这时二子身后几个帮忙盖棚子的朋友已经围过来了。
大竿儿哈哈一笑，他指着二子身后的几个家伙：“告诉你们几个小逼崽儿，别找不自在。今儿是我跟他的事，我们俩单挑。就算你们是数钢种盆的，找敲，咱也得挨着个儿地来。”说着，他突然轮圆了胳膊，“啪”的一声，二子被他一个大嘴巴抽了个趔趄。二子捂着腮帮子，眼睛立时就红了，他双臂挥舞，像疯狗一样疵牙咧嘴地“嗷嗷”叫着冲了过去。
这时我正站在不远处看热闹，那还是我头一次见到这样荒唐的场面。两个大男人扑在一起，立时像陀螺一样高速旋转起来，没转几圈儿，大竿儿就被二子一个拨脚别了出去。他仰面摔倒，后脑勺“咚”的磕在地上。二子纵身正要扑上来，只见大竿儿从地上抄起个东西奔他脑袋就迎了上来。我还没看清那东西是怎么砸上的，二子满脸是血地趴在地上蹬腿了。原来大竿儿拣了块半头砖，足足实实地拍在二子的脑门上。帮二子盖棚子的人一看势头不对，扭脸就跑。
大竿儿把砖头扔了，又狠狠在二子的屁股上跺了一脚：“我叫你连屎都拉不出来。”他转身想走，可不知怎么火气又上来了，于是指着二子的后脑勺发狠道：“你不是牛吗？起来呀你？我今天得非弄死你不可，我弄死这丫的。”说着他面目狰狞地满街寻觅自己刚扔掉的那块砖头。“今儿得弄死他，弄死丫的！”后面帮他拉材料的几个朋友赶紧过来，死劝活劝地把他劝走了，临走时大竿儿还狠狠啐了二子一口，此时的二子已经口吐白沫了。
大竿儿当天就跑了，半年后公安在河北邢台把他抓了回来。听说他是和当地一个暗门子鬼混时折的，公审大会时我也去看了。一辆大解放上足足站了十几个插着个牌子的犯人，那牌子的形状我很熟悉，电影里地主老财都喜欢背。大竿儿个儿太高，派出所特地找了个将近一米九的警察押着他。公审员念到他的名字时，警察拽了下他的脖领子，我看见大竿儿居然仰起头冲大家笑了笑。
当天二头在家哭了个死去活来。据说有恋父情结、恋姐情结，二头应该是恋叔情结了。
大竿儿被判了十年，就这样大伙都说他便宜了，要是赶上81年严打，大竿儿可是非死不可的。
二子福大命大，他从医院出来后省心多了，再没听说他欺负别人的事迹。其实大竿儿那一砖头不过把他打成了哑巴，现在还活得挺好，而且见人就笑，光吃不干活，据说体重已经快三百斤了。
二
排子房
北京市区也称四九城，以前管理京城治安的叫九门提督，早年间有个说法“富西城、贵东城，穷崇文、烂宣武”。西城富商多，东城王府多，那一带的胡同多半都带些贵气，院子也大多是前檐后脊、饿狮把门的，解放后迁到那一片的人也是有些身份的。至于宣武、崇文则是明朝后期建的外城，基本上是旧时贫民窟，除了八大胡同的红灯区是达官显贵经常光顾的场所外，没什么好去处。而居民大多是拉洋车的苦力、卖艺的把势匠、以及小商小贩，要是住在城墙外又不是当地的菜农的话基本上就属于盲流了。而大杂院也是崇文、宣武的特产，北城出现大杂院则是知青返后的事了。解放后市民的居住格局虽然有所改观，但南北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一直存在，北城人一直把南城人看作半个乡巴佬。我们家就在南城，而且在护城河外，如此算来就属于四分之三个乡巴佬了。
南北城的差距是历史造成的，但我们小时候还有一群家伙同样耷拉着眼角看人，他们算不得正经北京人，却小母牛坐飞机，牛到天上去了。这些人是军队大院的子弟，动不动就挥着军帽吓唬人的家伙，一般都是成群结伙的，打起架来成编制的上。在我家附近就有这么个军队大院，大楼特气派，据说用料是修大会堂剩下的。那里住的孩子一般都穿四个兜的军便服，把我们住的排子房叫鸽子窝，很少和我们交往，打群架应该是我们唯一的交流方式了。
我家住的排子房规模相当大，方圆有几百米，人口密度更是高得出奇，少说也有几千户人家。住在排子房里的大多是附近小工厂的工人、建筑公司的壮工，职业最好的是第一排住的几家小学老师。老师家平时不太和我们走动，只有收水电费的时候才打招呼，其他老师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大家最瞧不起任人不理的张老师，他自己傲得像只猴，可儿子是傻子，大鼻涕总在腮帮子上挂着，忒儿搂起来跟抻面似的特别恶心，我们都管他叫豆子。
其实傻人也有傻人的妙处，豆子人虽傻，可做起事来却非常执着，有股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狠劲儿。有一次我上学时看见他蹲在家门口洗衣服，拽着衣裳领子玩命地搓。可放学回来人家还没洗完呢，最可笑的是那个衣领子已经搓出窟窿来了。小时候我们变着法地叫豆子为我们干活儿，什么洗袜子、跑腿儿、买东西、给二头家的狗望风（那阵子流行打狗队），这傻家伙兢兢业业，比劳模自觉多了。有一次玻璃球滚到臭水沟里去了，我们便找豆子来摸，他脱鞋就下去摸，结果一口气摸上来三个球，其实我们只丢了一个。
狼骚儿家就在前排，他爸爸是锅炉工，鼻子边总有一道黑印。每到冬天他爸爸就会用自行车往家里驮烟煤块儿，街坊们没煤了就会到他们家去搬。单位的烟煤没掺土，蓝火苗半尺高，烧的时间还特别长。为这事我的父辈们没少和煤厂工作的街坊们拌嘴，他们说掺土是国家规定，要不蜂窝煤做不出来。大人们可不管那一套，有几个聪明便放出风来，五分钱收购一大块烟煤，于是到煤场去偷煤成了胡同孩子们冬天的一项游戏。本来我和狼骚儿并不是很熟，但上学后我们在一个班，街里街坊的不久便混得很瓷了。狼骚儿除了尿炕外也没别的大毛病，这小子鬼点子挺多，放屁都带调儿。
二头家比较远，与我们那趟街足足隔了四五排房子。我爸爸说他们家根儿上可能跟水泊梁山有点儿关系，几乎每代人都会被判上一、两个。二头的父亲倒是个老实人，见了人不笑不说话，可他弟弟大竿儿却是我们这一带最出名的痞子。据说他的成名作是在沙子口和丰台铁路局宿舍的一伙子弟约架，大竿儿挨了三管儿叉还在浴血奋战，对头被他的声势吓晕，当时就认栽了。那回大竿儿身上缝了三十多针，人家根本不稀罕到医院去拆线，几天后自己拿着把剪子就把线头剪了。后来他夏天光着膀子在街上走，我们都以为这家伙养了条蜈蚣呢。二头是老二，家里还有一兄一妹，爹亲叔大，三个孩子的性格都随了大竿儿，没一个踏实的。他哥哥大头四岁时就拿煤球把同伴的脑袋打漏了，妹妹卫宁虽然长得文静，可说起话来像喝了镪水，二头本人就更别提了。.
二头家是这一带的刺头，警察想起他们家来头都疼，可他们和我家的关系不错，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亲戚呢。其实这事多少有些无奈，压缩定量那几年我奶奶接济给他家十斤白面，从此他们便认准了我家是好人，逢年过节肯定提着点心匣子来做客。到了我们这一辈儿，都成了发小儿，关系就更不一般了。有一段时间，二头的爸爸老出差，二头就跟粘在我们家似的，吃喝不算，一高兴就和我睡在一张床上。
还有个儿时的玩伴也得提一下——山林。山林从小就特英俊，星眉朗目，齿白唇红，爱人肉长得满脸都是。据说在托儿所里哪个阿姨都喜欢他，特别是怀了孕的阿姨天天把山林抱在自己怀里，就盼着生个跟他一样的漂亮儿子。但他有一个地方不好看，嘴角边有一个小**，又黑有深，笑起来时像个酒窝。但山林笑的时候很少，平常从远处看，这个小坑就跟脸上长了个痦子似的，特别是他生气的时候，那**就出奇的凶狠。
山林的家境是我们几家里最惨的，据说他们家祖上是地主，解放时被镇压了。那时候四类分子的子女找工作比母鸡打鸣都难，山林的爸爸在60年代就蹬起了三轮，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小腿肚子梆梆硬，像挂了两个棕色的铁球，喝起酒来就跟喝白开水似的。那时私人蹬三轮属于投机倒把，他父亲天不亮就出去找活儿干，小偷似的东溜西窜，惟恐碰上多管闲事的老太太。后来红卫兵横空出世，山林父亲再精也没这帮孩子精神头大，他们家常常揭不开锅，文革没两年山林他妈就死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饿死的，却没人敢说。我们一直没弄清楚山林这家伙为什么那样傲，他从不拿正眼看人，嘴里最常说的是：“全是傻逼！”
山林和我最谈得来，前几年他在和别人飙车时被撞死了，后事都是我打点的。如果狼骚儿还算是活人的话，他是我们哥儿几个里最短命的。
我上的那所小学离家不远，走着也不到十分钟。很多人年纪大了都掩饰不住对母校的感情，可我毕业后就再没回去过，其原因还是我们这些胡同里长大的孩子不招人带见，上五年级时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
我们这几个人里最爱惹事的是二头，他从小就有暴力倾向，而且大多数情况不是因为自己。
有一次我在家写作业，二头不声不吭地溜了进来。他是家里的常客，谁也没拿他当回事，二头坐在我后面的床上，屁股跟开水烫了似的，老欠着身子往外看。我家的住房条件在当时算是不错的，三口人住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还外加一个小厨房，那天我老爸正在厨房里做饭。“你看什么？屁股上长蛆啦？”我实在看不得他魂不守舍的劲头，作业根本写不下去了。
“你妈今天回来吗？”二头问。
“不知道。”那时我妈在通县上班，经常不回来。
“我想住你们家。”二头又向外看了一眼。
“你家来客人啦？”
“我把一个小子打开瓢了。”二头生怕别人听见，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
我也情不自禁地看了眼窗外：“谁呀？”当时我们在学校里也打过架，但那大多是同学间半玩闹的事，头天打完，第二天又凑在一起了。就连我和二头都对捶过几回，鼻青脸肿地回了家，发誓不再和对方来往，可没三天又一块儿下河游泳了。但把别人打开瓢的事还是头一次碰上，我当时也有些慌了。
“就是东边楼上住的，比咱大一届，在初中部。他老在咱们教室门口晃悠，你应该认识？脑袋上有两个旋的。”二头惶恐不安地掰扯着自己的手。
我琢磨了半天也没印象。
“咳。”二头嗔怪地摇摇头：“反正是把他开了。”
“为什么？”
“丫仗着自己个子大，欺负狼骚儿，我就给了他一砖头。”二头拼命搓自己的手，一条条黑泥都小虫子似的给搓了下来，二头执着地搓着，似乎手搓干净刚才的事便与他无关了。“我没使劲，他脑袋也太不结实了，就一下！”他双手比画个圈儿：“砖头就这么一小点儿，他脑袋就漏了。你说丫不会找派出所吧？”
“听说现在打架就送工读学校，远着呢，一个礼拜才回一次家。”我惊慌地把窗帘拉上了。“现在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二头倒在床上，眼睛望着房顶发呆。“没准我哈巴（爸爸）正找我呢？”
“那小子死没死？”我问。
二头鼻子里哼哼了几声：“死不了，丫一边跑还一边骂我呢。”
“要不你去少林寺吧？”当时电影《少林寺》特流行，社会上传说犯了罪出家当和尚就可以免灾。
“少林寺在哪儿？”二头一直喜欢打打杀杀的东西，总拿着根棍子在学校操场上耍咕。“可当和尚不能吃肉。”
“听说有带发修行的，还能娶媳妇呢。”
二头听到这儿，腾地坐了起来：“少林寺远不远？怎么走？”
我仰头想了想：“听说是嵩山，要不我去问问我爸。”正说着，门口突然传来纷乱的吵闹声，我和二头立刻竖直了耳朵。
“就这儿吗？你要敢说瞎话我就找你们老师去！”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气哼哼地问。
我们突然听见了狼骚儿的声音：“就这儿，他保证在。”
女人突然闷声吼起来：“李二头，你给我出来，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你们家我都去过了。打了人有种别跑哇，整个一个三青子……”
这时在厨房做饭的父亲推门走进来：“你们俩惹事了吧？”
二头赶紧说：“没东子的事，是我把人打了。”
父亲无奈地看了二头一眼：“你小子是不是吃枪药长大的？这趟街就数你能折腾，三天两头地给你爸惹事，真要走你叔那条路哇？”
二头盯着自己的脚不说话。
中年女人在街口骂得更厉害了：“李二头你个有人生没人养的东西！老老实实出来，还等我去揪你呀？今天你小子要是不出来，我骂你八辈儿祖宗……”
父亲拽住二头的脖领子：“走吧？真等人家来揪你呀？”
二头看看我：“别忘了给小欢子喂食。”小欢子是他养的一条板凳狗，好几次打狗队来都幸免于难，大人们都说这条狗上辈子肯定是大官。
父亲扑哧一声笑了：“走吧，你当不了烈士。”
二头像只被拔掉钳子的螃蟹，他躲在父亲后面，还时不时地看看我。不知怎么，我当时竟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到了手指上，指尖已经微微有些颤抖了。我不由自主地抓住裤腿儿，使劲捻，手指都捻热了，好象不这样就得找个东西打几下。
我们走出胡同口，就见狼骚儿正被一个肥胖的中年女人薅着脖领子，女人后面有个獐头鼠目的孩子，脑袋上包了块白布，似乎刚哭过，脸上是一道儿一道儿的黑印儿。狼骚儿灰头土脸的，眼睛不住地向上翻。他嘴里哼哼唧唧地说：“我真不认识他们家是哪个门，这不是二头的家。”那女人突然扯着嗓子又喊起来：“李二头，你个小噶畚儿的，有种打人，没种出来，是你妈养的你就给我出来！”
“行啦，大姐，歇会儿，歇会儿。”父亲笑呵呵地走过去：“哪儿那么大火气，也不怕伤了身子。”
女人立时不说话了，她瞪圆眼睛，眼珠车轱辘似的打量起父亲来，也许是父亲还算长得气派，女人竟嗽了一下嗓子。后来她看见了我和二头，奇怪的是她一眼就盯上了二头，她指着二头道：“这就是李二头吧，瞧你那三角眼就不像个好东西。”她转过脸问父亲：“他跟您什么关系？”
“他是我侄子。怎么啦？两个孩子掐起来啦？”父亲拉过被打的孩子，掰着脑袋看了一阵儿：“还疼不疼？多大口子？”父亲顺手拍了几下他的肩膀，回头瞪着二头道：“你这小兔崽子，手上就是没轻没重，你看看，还不向阿姨陪不是？”
二头跟木桩子似的站在那儿，他眼睛恶狠狠地瞪着地面。
“瞧他一脸横肉的，长大了也不是个好东西。”女人咬牙切齿地说：“我们家孩子多老实，你凭什么欺负他？把我们孩子打成这样，你还有点儿人心没有？”她越说越激动，身子竟向二头靠了过去。
父亲赶紧过去用身体挡住了女人的去路：“不过是小孩儿打架，大人上手不就成护犊子了吗？”说着，他凶巴巴地对二头发起了狠：“怎么回事？你怎么动手打人哪？人家怎么招你啦？”
二头楞瞌瞌地一手指着狼骚儿，一手指着挨打的小子：“他欺负他。”
父亲故作郑重地问狼骚儿：“是吗？二头是不是说瞎话？”
狼骚儿回头瞪了挨打者一眼：“我在厕所里撒尿，他说我跟他犯照（挑衅的对视）来着，要打我……”
“胡说！”中年妇女横着蹦了起来，腰上的肉呼呼直颤，她夸张地抡着胳膊，漫天都是肥大的膀臂。女人大叫道：“照你们这么说我们家孩子成流氓了，我们挨了打倒成活该啦……”
此时胡同口已经聚集了几个看热闹的邻居，大家说什么的都有，有两个起哄驾秧子竟说二头打得轻了。眼看中年女人就要躺下撒泼了，父亲赶紧上去劝住她：“大姐、大姐，别跟小孩子一般见识。”他回手给了二头后脑勺一巴掌：“狼骚儿没动手，你拔什么横？就你能葛儿。”然后他从口袋掏出十块钱，塞给中年女人。“行了，您别跟孩子一般见识，这是医药费。您放心，呆会儿我去找他爸爸，非好好揍这臭小子一顿不可！”
女人看见这张大团结，脸色立刻缓和下来。“您不知道，他爸爸是技术员，咱不能跟一般的家庭比，我们特重视孩子的教育。现在的学校里什么人都有……”
父亲赶紧笑着说：“是、是，您的孩子以后能当工程师。”
女人听了这话脸上居然露出了笑容，她挤眉弄眼地说：“今儿是冲您，要不我非给他弄派出所去不可，胡同里的孩子就没好样的！”
此言一出，还没等父亲说话，看热闹的邻居先骂了起来。“嘿，你说什么哪？找死啊？”“胡同里全是大流氓，你晚上回家有本事别从这儿走。”“就她爷们儿，我认识，一身咸带鱼味儿，还技术员呢！”“弄个橛子把她那崽子的屁眼儿堵上！”“你们家不就住四楼上吗？砖头能砍上去……”后来几个年轻人居然嚷嚷着要把女人的舌头剌下来。
女人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她下意识地往父亲身后躲。父亲铁青着面孔对女人说：“二头的叔叔在青海背盐呢，他要是听见您这句话，非把您的宝贝儿子骟了不可。您的儿子比二头大一届都挨打了，以后他要是天天挨打我可管不了，您还想不想让他上学了？”
女人被吓得直喘粗气，她几乎是惊恐地抱住自己的儿子，此时她儿子脑袋上那块白布已经向外殷血了。
三
我们的小学
小学生活没给我们留下任何好的印象，如果不是那帮小学老师太过势利眼的话，也许我成不了痞子。但时世难料，成不了痞子当了流氓也说不定。
我们的小学离家很近，那是一座普通的三层楼，50年代盖的，据说那时的水泥质量好，水泥地板总是黑亮黑亮的，光线好的时候能当镜子用。以当时的标准看，学校的设施、环境还是不错的。只是小学的生源比较复杂，家长社会地位的悬殊巨大。物以类聚，兽以群分，学生们爱扎堆儿，学校里俨然存在着几个小帮派。我们当时岁数都小，闹不出什么大事，顶多是课间休息时相互撞几下，几年中倒也相安无事。
生源主要分成三大块儿，胡同排子房的、附近楼群的，还有一群学生是军队大院的。楼群孩子的生活条件相对好些，但他们终归是地方杂牌军，不在组织，平时也比较分散，对我们没什么威胁。后来楼群面积扩大到整片菜地，方路家搬来了，但十几年后我们才认识，两伙祸害总算是没有会师。
军队大院可不一样了，他们人多势众，装备精良，这群孩子是我们的死对头。大院门口有哨兵站岗，一副戒备森严的样子，我二十岁之前就从没进去过。军队大院的孩子最牛，他们穿的军装都是四个兜的。老妈攒一个月钱为我买了个军挎包，他们硬说颜色不正是废品，我回家跟老妈吵了一架，老妈气得两天没吃下饭去。这群孩子是天生的群居动物，走起路来总怕掉队，而且保证是一臂间隔。他们觉着自己高人一等，我们平时更是懒得跟他们来往。
我们四五年级时的班主任是个女的，姓刘，个子矮得不像样子，四肢如缩在身体里，伸不出来，狼骚儿便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小个刘。听说小个刘是军队大院里某个营级干部的老婆，这女人平时的样儿可大了，眼睛只看房顶，脖子上一道道的青筋总是立着的。
小个刘模样差劲倒也罢了，这女人会变脸，技艺高超。上课提问时对军队大院的孩子总是百般呵护，一道题她能掰开揉碎了讲上好几遍。可要是换了我们，保证是横眉冷对，一言不发，此时教室里的宁静简直让人觉得恐怖。
有回放学时她把山林留下了：“你的作业是怎么回事？谁给你写的？”说着小个刘将作业本重重地摔在桌子上，颧骨上立刻红了。山林正要说话，此时一个男同学走过来：“刘老师我走啦。”小个刘整张脸都红了，她笑得面若桃花，呵呵直喘：“回家问许参谋好，路上慢着点。”
小个刘太招人恨，平时我们没少扎她的自行车胎。大家都盼着她能住几回院，可这女人的身体出奇的好，有一次下雪她摔了个半死，可第二天依然精神抖擞来上班了。不过那回开家长会，小个刘的人可丢大了，这事多亏了狼骚儿他爸。
那次的家长会是五年级是期中考试的总结，全班同学都站在后排罚站，家长坐在我们的位置上。其实也难怪小个刘生气，班里成绩表的后五位全是胡同里的孩子。小个刘越叨唠火气越大，最后她突然蹦出一句：“胡同里的孩子就是没好样的，升学率都让他们带下去了……”
这句话就像扔进茅坑的砖头，教室里嗡的一声就炸了。要知道屋里至少坐了一半胡同里来的家长，狼骚儿的父亲第一个跳了出来。他有三件看家本领——烧锅炉、喝酒、侃大山，不喝酒时是胡同里第一大贫蛋，邻居们都叫他哨爷。
“刘老师，您是姓刘吧？”他费劲地从学生桌里钻出来，一直走到讲台前。“您是姓刘吧？是不是刘邓陶的刘？”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小个刘，讲台上像是一对相声演员在进行表演。
小个刘点点头，她已经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
“您什么出身？”狼骚儿爸爸色咪咪地看着她，看得小个刘直扭屁股。
“我们家贫农。”小个刘说这话时底气很冲，那时成分论的遗毒还很重，动不动就会有人站出来说自己是贫农，应该如何如何。
“贫农出身怎么当老师了？”
“我考的师范。”
“那你们家以前住哪儿？”
小个刘张着嘴，她连眨了几下眼：“这位家长请您回到座位上去，我们在开家长会。”
“咱今天得把话说清楚，人民群众的优秀子弟怎么让学校教成这个样子了？咱得挖挖思想上的根源，看看错到底在哪儿？对不对？”
下面立刻有几位家长大声应和着：“对！得刨刨根儿。”有个人小声嘟囔着：“上梁不正下梁歪，坏老师能教出好学生？”
狼骚儿的爸爸一脸得意，他接着问。“贫农怎么住大院里去了？”
“我爱人是营级干部。“小个刘的脸色很难看。
“你爱人是军人，是人民的儿子，那我们是谁？”狼骚儿爸爸看着下面的家长：“我们是谁呀？”
“我们是人民。”胡同里的家长跟着起哄道，那时我们在后面的已经笑得不成样子了，二头更是挤眉弄眼、洋相百出。
狼骚儿爸爸手指着小个刘：“您看看，您看看，胡同里的人民是最基本的群众，是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我们的孩子怎么到了您的手里就成脓包了？我估计您父亲住的地儿还不如胡同呢？您说胡同里孩子没好样的，这么说您和你爹就更不是好人了，对不对？胡同里真没好样的？那东子怎么考了第三呢？他不是胡同里长大的？”他抬手指着我，那次我的确考了个第三。
小个刘一个劲咽唾沫，她的手指死命地抠住讲台。可事到如此她还是不甘心认错，眼珠拼命往窗外翻。
哨爷本来想说几句就算，可人家没给他台阶下，于是越说越恼：“您还不服气是不是？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堕。我们把孩子交给学校是希望他们能学好，可现在的老师素质太低，人民拿钱养活着你们，人民拿钱养活着军队，可你们说什么胡同里的没好样的。这是什么阶级观？党是怎么教育你们的？胡同里没好样的你们吃谁喝谁哪？天上能掉下粮食还是能掉下来钢铁呀？我看你们这些老师首先得好好端正一下自己的思想，干部掉过来念是不干，你们思想成问题了你们，校长呢？把你们校长叫来……”
那天小个刘是哭着跑出教室的，第二天，另一个老师来到教室，他成了我们新的班主任。新班主任的第一件事是率先走到狼骚儿的桌子前：“以后再开家长会，让你妈来就行了。”说着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家长会虽然罢了小个刘的官，却并不能改变胡同学生在老师们眼中的地位，大院同学依然优越，依然是老师们的宠儿，三好学生一直是他们的专利。可能是看他们屁颠儿屁颠儿的样子生气，二头、山林背地里拿抢他们的军帽当成了乐子，可他们的军帽似乎抢不完，越抢越多。我则较着劲地学习，一心想在成绩上压过他们。
期末考试，学校规定考试成绩平均分在95以上的，可以作为年级学习标兵参加夏令营。听说那个夏令营是一个同学家长联系的，到北海舰队参观军舰，还能跟着军舰出海呢。期中考试时我平均考了93分，为了参加夏令营我便玩命学习，结果期末考了个平均96分，在年级里排第二名。可后来夏令营的名单里没有我，几乎全是大院里的孩子。我找到班主任讲理，他根本没用正眼看我：“你主要是副科分数高，语文、数学的平均分才94.5分。”
“可学校并没说主副科。”我当然不服气。
班主任本来想发火，可看到我愤怒的表情不得不把脸色缓和下来：“你是有进步，可还不到学习标兵的标准。成绩好只是一方面，上回教室的玻璃是不是你砸的？没事你们就在外面踢球，张老师的眼镜还是你们踢碎的呢，对不对？你呀就是没把心思用到正道上，参加夏令营不是目的，考试就是为了去夏令营？所以我说你的思想有问题。”
“不是评选学习标兵吗？又不是三好学生。”我知道自己不配当三好生，也从来没动过那个心思。
班主任把嗓门提了起来。“标兵是什么？那需要表率作用，你平时总捣蛋，同学们也不答应啊……”
后来年级里安慰性地让我当了班学习标兵，但夏令营还是没我的份儿。听到这个消息时，指尖又有了充血的感觉，我气得在操场上转了半天，嗓子眼跟塞了块木头似的，难受极了。那天我狠命地抠书桌上的木皮，整整抠了一上午，最后书桌面儿竟被我抠空了一块。前些年在广州我才第一次见到军舰，但小时候想起军舰就心潮澎湃的感觉早就没了。那时我只是木然地看着它缓缓离港，舰尾螺旋桨卷起的阵阵白浪居然让我一点儿想法都没有。
转过年来，我们该考中学了，当时流行考重点，孩子要是上了重点中学就跟中了状元差不多，我们那片排子房还没有一个孩子上重点中学呢。父母都没什么文化，快报名时，他们叫我多问问老师。
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找到班主任商量报名的事。那阵子找班主任当参谋的家长特别多，我排在一个当兵的后面，班主任和他谈了半个小时，轮到我时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你家长怎么没来？”他问。
“他们都上班了。”我挺老实。
“是不是报名的事？”
我点点头。
“你的成绩还可以，但考重点够戗。这样吧，你报个市重点，万一考上了更好，区重点就算了，没那个必要。”班主任突然看到一个胖子来到门口，他赶紧笑着迎过去：“许处长，您也来啦？”
我按老师的意思报了名，分数下来可傻了眼，我的分数离市重点只差0.5分，却比区重点高出了一大块。但我根本没报区重点，只得就近分配了。那天我到学校找老师告别，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见班主任正说话：“我早就说过，胡同里的孩子没戏。张东怎么样？还是不行吧。”另一个老师嘻嘻哈哈地说道。“就他们家住的那片排子房，出的全是痞子，成绩好也是蒙的。”班主任说：“校长说张东是排子房的小秀才，我看不见得。这孩子看什么都不顺眼，没事就跟老师顶嘴，以后能好得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晕旋，眼前竟成了一片血红色，腿都软了。我迷迷糊糊地跑回家，趴在床上痛哭起来。
二头和山林来了，他们不用担心升学的事，反正是就近分配。漫长的暑假这哥俩都没兴趣再玩儿下去，老盼着开学。他们看到我的样子大为奇怪，我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们，边说边诅咒，恨不得把班主任他们家人全剁碎了喂狗。
“全是傻逼！”山林恶狠狠地说。“咱们去把他们家玻璃砸喽。”二头摸摸脑袋：“听说他们家住北城呢。豆子他爸也是老师，要不咱打豆子一顿，出出火得了。”我腾地从床上跳下来：“走。”
我们跑到街上，找了半天才看见狼骚儿正拉着豆子，在胡同旮旯里敲三家呢。山林跑过去骂道：“跟他玩牌，你吃多了撑的？”
狼骚儿冲他摆摆手，然后煞有介事地把扑克往地上一摔：“你输了，喝！”我们互望一眼，狼骚儿扔在地上的扑克牌毫无章法，三四六就敢往出甩，那明明就是骗人嘛。豆子瞪着黄豆似的小眼睛，满脸迷茫地看着他：“我，我又输啦？”他的发音器官也不太正常，瓮声瓮气，跟往暖瓶里吹气似的。狼骚儿嚷嚷道：“可不是又输了，别耍赖啊，赶紧喝。”他指着地上的一个装满凉水的大水碗，那个碗比豆子的头都大。我们这才看出豆子坐得笔直，肚子比平时已经大了不少。豆子正色道：“谁耍赖？谁耍赖谁是孙子。”说着他郑重地端起水碗，脖子上那个小硬壳上下晃了几下，便抿着嘴喝起来。
二头过去拉他：“豆子，我们找你有事。”豆子一把甩开二头，恼火地说：“别，别闹，我还没喝完呢。”说着他捧起大碗咕咚咕咚喝起来。
狼骚儿冲我们使个鬼脸，此时豆子的肚子咕噜咕噜长起来，不一会儿一大碗凉水又灌下去了。豆子放下碗时竟撑得翻了个白眼，他张了下嘴，一大口凉水顺着嘴角流下来。此时山林再也憋不住了，他蹲在地上哈哈大笑，豆子看到我们笑也跟着傻笑。
突然二头抓住他的脖领子，抬手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豆子一时被打呆了，他捂着脸，嘴唇哆嗦着，眉毛拧成了一条儿。
“说。”二头声色俱厉道：“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我爸爸？我爸爸？”豆子茫然地看着我们，浑然忘却了刚才的恼怒。
山林使劲捅了我一把，我当时又感到十指充血，浑身哆嗦，那块堵在嗓子里的木块像子弹一样要往外喷，我低吼一声，接着飞起一脚踢在豆子肥肥壮壮的屁股上。豆子被踹了个趔趄，他前冲几步，一张嘴，凉水如瀑布般喷了出来，二头几乎被他喷了一身。等他喷完水，我拽住他的后背抡圆胳膊就是几巴掌，豆子被打得“嗷嗷”直叫。
山林在一边恶狠狠地说：“你说，老师是孙子，你爸爸也是孙子。说，不说打死你！”
豆子已经被我打倒在自己喷出的那滩子水洼里，他翻了翻眼睛，然后高声叫起来：“老师是孙子，你爸爸也是孙子。”
狼骚儿笑得原地转了个圈儿，山林过去照他肚子就是几脚：“说，豆子的爸爸是孙子！”
豆子又喷出一口水，他声嘶力竭地喊：“豆子的爸爸是孙子，豆子的爸爸是孙子。”
我看着自己已经打红了的手，一股由衷的快感叫我浑身舒畅起来，一时连考学的事都忘了。
那个暑假豆子成了我们的出气筒，没事我们就会揍他一顿开开心。山林为此发明了个词，把这种例行公事般的游戏叫“抓汉奸”，几乎每周胡同里都会响起几次抓汉奸的吆喝声。弄不清豆子是真傻假傻，他开始时避难是往家跑，后来我们便事先堵死他回家的路。不久这家伙又开始往学校跑，有几次竟站在补课的教室外，当着老师的面儿气我们。不过豆子的确是个人物，他特要面子，挨了打从来不说。即使张老师问他，豆子侠士也坦言是自己摔的，我们也从没为豆子的事挨过家长的揍。
前两年听说豆子死了，当时我竟感到一阵难过，似乎我们童年生活的唯一纪念品也就此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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