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里老师的职称有很多种，如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院士等等，有如水果市场里的水果分个三六九等。其中讲师和副教授喜欢被人误叫为教授，以便满足一下自己的虚荣心；而教授和院士则喜欢自称为老师，以为如此方显其平易近人。这让我想起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喜欢给上级拜年，而上级的政府官员则时兴给工人农民送温暖。我开始怀疑很多事情的必要性，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原本是有意义的，但做得多了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如果哪一天没人做了，它又会显现出它的意义来。
从大学老师的授课风格我就可大致区分出谁是讲师而谁又是教授。上课时，讲师爱说：“这些内容考试不考，我们这里就不讲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回去自己看看。”其实那些内容是讲师自己也弄不太明白，所以不考。教授则喜欢说：“这些内容书本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们自己回去仔细看看。”于是教授翻书好比秋风扫落叶，毫不留情。往往学生看完开头，教授已经讲到结尾了。虽说他们授课风格各异，却又殊途同归，他们只是承担了一份师傅的职责——领学生入门，至于学生后来修行如何，只有学生自己知道，老师无暇过问。
讲师的授课风格逐渐会向教授转变的，因为教授是以前的讲师，而大多数讲师他们也有成为教授的一天。就如多年媳妇熬成婆，成了婆的媳妇不太可能像从前自己希望的那样对待自己的媳妇，她们更有可能变本加厉。所以越是厉害的教授讲课越快，仿佛憋急了赶着上厕所似的。
历史在不断地模仿中得以连绵不绝。
扩招的后果是学校里的老师明显不够用，于是学校决定改一改；改革的后果是很多的必修课如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改旗易帜，变成了选修课；变成选修课的后果是这些课立马精兵简政，缩水得严重，原本六十四个课时的改为四十八个课时，原本四十八个课时的减为三十二个课时。于是老师又够用起来，说明改革是成功的。
新学期的第一节课是《智能控制》，据知情人士透露：老师是一年轻有为的博导，曾留学德国获某知名大学博士学位，精通多种语言，四十岁没到就当上了自动控制系主任，最重要的是他此前专门给研究生和博士生上课，教我们是他第一次给本科生上课。听了这话给我的感觉是送温暖的来了。想想温暖这东西过年过节时经常在电视上看到送给别人，它只能让我感觉心寒。但具体送到我们头上，我们还是会感到温暖的。这说明无论什么事情到了自己一方，它的意义都会改变，人终究是自私的。于是我们感到很荣幸，就连郭磊也决定牺牲他两个小时的睡眠去上课。郭磊很多个早晨在我们起床时开始睡觉，然后在下午五点左右由我们喊起来吃饭。他的饮食时间也比较有规律，只是把午餐的时间移到了下午五点，把晚餐的时间移到了晚上十一点。
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老师，用一个词来形容是“高深莫测”。从他如瓶底厚的眼镜可看出其高深；从他无一丝风吹草动的脸上可知其莫测。他的莫测很可能是因为不习惯，他习惯了给研究生上课，但显然没适应给本科生上课。他头一次见教室里黑鸦鸦坐满了人，觉得有必要确认一下是否都是自己所教班里的学生，于是他作出了一个他后来很后悔的决定——点名。
老师拿着花名册一个一个地点下去，点到“兆涛”的时候没人回答，他又重复了一遍：“兆涛来了没有？”一班的姚涛站了起来说：“老师，我叫姚涛，不叫兆涛。”下面哄堂大笑，老师重重地咳嗽了两声，教室里才逐渐安静了下来。老师推了推眼镜，又开始了。他点到“刘颜超”的时候，刘彦超举起手来：“老师，我叫刘彦超。”刘彦超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让人听成了他叫刘彦昌。这仿佛一个人看到另一个人在用大炮打蚊子，他去纠正说大炮不是用来打蚊子的，而是用来杀鸡的。教室里的笑声爆炸开来，刘彦超此时还没反应过来，他或许还在犹豫自己是否也该像别人那样笑一笑。而老师的表情风云突变，乌云迅速爬满了他原本莫测的脸。很多人都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临了，一个同学很知趣地嘘了一声，笑声戛然而止，有如布匹撕裂的声音。而后教室里鸦雀无声，空气中充溢着大敌当前的沉闷。老师在最后关头来了个急刹车，只是由于惯性他的脸色还不好看，点名又在持续。当老师点到“杨景”的时候，三班的杨颢很大声地答“到！”
点完名后，老师依然很沮丧。这短短的几分钟，老师仿佛过了一年，而这也败坏了他一世英明。这是我第一次课惟一听到老师讲的汉语，后面的课老师是用英语上的。老师在汉语上摔了一跤，却没有选择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他选择了就地打个滚，从跌倒的地方滚了过去。
正式开始上课，英语单词有如肥皂泡一串一串从老师口中流出。下面的同学开始胡乱翻书，并窃窃私语起来，多半是找不到老师讲哪里了。大多数同学的英语水平跟我一样，仅在于认识几个单词，而要听懂由这些单词组成的句子就出现了问题。好象城市里有些吃着牛肉，穿着牛皮的孩子指着一头牛问：“这就是驴子吗？”孩子尚且爱问，说明孩子是爱学习的，而我此时在胡思乱想，是不爱学习的表现，这让我觉得很悲哀，自己已经不是孩子而是大人了。我得像大人一样找事干，于是我拿本英语词汇准备记起单词来。郭磊就坐在我旁边，此时他完全从沉闷中解脱了出来，他坦然地睡了过去，口水在他书本上蜿蜒地流淌着，仿佛铺满大地的河流。刘彦超此时眼睛盯在一个地方，神情茫然。他在发呆，或许他在想如果自己当初没有纠正老师错误的读音，老师是否会用中文授课，那样听起课来比较容易。当然，这是不可能的。课程表上写得很明白《智能控制》是双语教学，老师可以自由选择授课的语言，老师又不傻，他当然会选择一种他更为熟练的语言。
中间休息的时候，一大堆人围上来问刘彦超三圣母呢？沉香呢？此时的刘彦超展示了他幽默的一面，他说：“大圣母，二圣母都飞走了，三圣母说不定还没下凡呢，沉香现在连个细胞都不是。”如果你硬要说没有大圣母而二圣母是二郎神的话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们寝室里的都知道大圣母、二圣母是有的，大圣母飞去了北方，在北方的一所大学里过她的人间生活。
第二节课，老师依然用英语讲，讲得醒着的人一头雾水，睡着的人一桌子口水。下课时郭磊很准时地醒来，他顺手擦掉嘴角的口水，迅速地合上书本，很陶醉地对我说：“这觉睡得真爽，平时你们上课去了，我一个人在寝室里老睡不安稳，今天老师一讲课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贼死了，这课下周我还来上。”
第二周上《智能控制》的时候，郭磊学得乖巧了，他连书本都没带，上课不久，他便进入了梦乡。老师没有点名，显然他是受了第一次点名的打击，心中还隐隐作痛，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老师依然用英语授课，不久教室里很多人就像被施了**烟一样趴到了课桌上，眼皮子一直往下掉，拉也拉不起来，仿佛扶不起的阿斗。还有一些人饶有兴致地在聊天，那时教室里的声音是这样的：老师的声音小些，下面的声音大些；老师的声音大些，下面的声音小些；老师不说话了，教室里就只有轻微的鼾声。如果用五线谱把这声音记录下来，那么它一定是一首美妙的音乐。
那时我在有着美妙音乐的教室里看小说，正在兴头上时耳边听到一声响亮的汉语从音乐中脱颖而出。老师忍不住发话了：“你们不想上课的以后就不用来了，我保证以后不会点名。这课本来就是讲给精英听的，听不懂的可以回去。”下面的声音这次没有被压制住，反而越来越大。显然老师的话让很多人听了不舒服，我也不舒服。因为我不是精英，觉得有愧于精英这两个字。坐在我前面的杜永康就很气愤地对另一个同学说：“既然是讲给精英们听的，那么学校为什么要开这门课呢？收了我们的学费却告诉我们这课不是讲给我们听的，这课不上也罢。”
第一节课下课，我收拾好东西跟杜永康说：“走吧，下节课不上了。”杜永康看了看教室里大多数人都在收拾东西，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先别走吧，这走的人也太多了，我怕老师出尔反尔又点名。”我觉得没必要把吐出来的东西再吃回去。况且我书都收拾好了，就回寝室了，只是走的时候忘了叫醒郭磊。
后来郭磊回来说他一觉醒来，发现原本坐得满满的教室里只剩下了一二十个人，他以为早已下课了，正准备起身回寝室的时候才发觉讲台上还有上课的老师。那时老师很是伤感地说：“精英毕竟是少数，南大快堕落成三流大学了。”说这话是老师脸上满是忧伤。其实老师没想到现在不止南大在堕落，所有的大学都在堕落，所以南大怎么堕落都是二流大学。郭磊还说他睡了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是精英了，而且不是在做梦。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在做梦，郭磊还在自己大腿上掐了一把，结果很痛。
从郭磊的话中，我听出了老师的无奈，特别是老师脸上那忧国忧民的忧伤让我产生下周去上课充当精英的冲动，如果不是那天下午的课让我的冲动烟消云散，那么下周我肯定会去上《智能控制》的。
那是可编程序控制器（简称plc）技术课，课上老师打了个比喻说：“什么智能控制、现代控制理论、模糊控制都是屠龙术，等你学好出来工作就会发现天下无龙，你英雄无用武之地。最后你连猪都杀不死，还被狗欺负。我们的plc技术是杀猪术，是打狗棒法，大学毕业出去就能派上用场，所以你们得学好了。”老师的话引起了轰动，可见下面坐的同学里有很多现在或者曾经是武侠迷。老师的此番比喻让上午在《智能控制》课上走的人更加理直气壮。那节课下面的同学听得聚精会神，生怕漏掉老师嘴里说出的每一个字。老师也讲得特兴奋，只是他的兴奋是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之上的，智能控制老师听了说不定得跟他翻脸。可见王婆卖瓜的时候不光说自己的瓜如何如何好，那样没有说服力，她一定还说了跟她的瓜相比，其他的瓜那都不叫瓜。当然智能控制老师可能也会说plc那是不用学的，是个工科学生他看几天就懂。只是他说的时候用的是英语，可能当时我们没听出来，可谁听出来了呢？
那次plc课老师说课很成功，希望我们持之以恒，再接再厉，把上课的这种认真精神坚持下去。科学家说他是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成功的，那么套用一下这格式，军事家可以说是踩在别人的尸体上取得成功的，得出一个结论：成功的人是踩别人的人，而失败的人是被别人踩的人。这让我感觉很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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