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军走了，他说南方的天气热，没带多少行李。走的时候我和囡囡把他送出家门，他亲亲囡囡，对我挥挥手，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路灯下他的背影，心里空落落的。不是我不想去车站送他，我只是不想看到他和小姜站在一起的样子。隔壁的阿姨出来，看到我一笑：“送小徐啊？”又说，“你们感情真好。”
我也笑笑：“他出差。”
阿姨走了，徐军也不见了，我拉着囡囡回身进屋。屋里一片死寂，客厅里正对着大门的那一堵墙格外远，一眼看到，整个家里冷冷清清的，我心一酸，眼泪掉下。
囡囡该睡觉了，我给囡囡讲着故事哄她睡着。我走出卧室，客厅里只有钟摆滴嗒的声音，书房里，那一盏灯今天是黑的。我站在客厅里，不知该向哪儿走。以前徐军书房的门并不关，他坐在书桌前，桌子上盏台灯把他的细瘦的影子映在背后的墙上，晕黄的灯光下，他沉思的脸上闪着光彩，我每每穿过客厅到厨房间的时候喜欢在他的书房门口停一下，静静地看他，他也会抬起头对我微笑。
我走到书房门口，倚在门框上。卧室里的灯光隐隐地映进来，幽暗的房间里，那一盏我和他共同挑选的台灯落寞地立着。它如果有感觉，应该和我一处心情吧？
我走进厨房，洗碗槽内碗乱七八糟地堆着。我掠过去，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捧着水杯，我坐在餐桌边的椅子上，发呆。
电话铃蓦地响起，应该是徐军打来的，我连忙起来，仓促间打翻了水杯。我顾不得许多，几步冲到电话机面前抓起电话。我刚喂了一声，妈妈的声音从电话里响起：“准备睡觉了吗？”
我泄下一口气，说：“没呢。”
妈妈问：“军军出差了？”
妈妈的消息挺灵通的，我问：“他才走你就知道了，你能掐会算啊？”
妈妈在电话里笑了：“是你婆婆说的，她说本来想过来，军军没让。你一个人带个孩子，行不行？要不要我过去？”
我拖着声音说：“算了吧？你们一个个年纪都大了，过来还不是老弱妇孺，我还要分心照顾你们，不要累死？再说，徐军也给我请了个钟点工，接着孩子，做做家务，没什么大问题。”
妈妈怀疑地问：“你自己真的行吗？”
我对妈妈撒娇：“妈，你省省心吧，现在只要有钱，什么事办不了？”
妈妈似乎还有些不放心，唠唠叼叼地又说了许多，一会嘱咐我把门窗都关好，不要随便让人进屋里，一会又让我防着钟点工，最后竟然还告诫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免得上当受骗。我快被她说晕了，诅咒发誓说一有事就和家里联系，绝不一个人死扛着，妈妈这才罢休，在一连串的叮嘱声中结束通话。
屋里重又回归死寂。我把窗户和门都检查了一遍，定好给囡囡换尿布的时间，这才躺到床上闭上眼睛。
半夜起来给囡囡换尿不湿，换好后睡不着觉，就坐起来。我有早睡的习惯，夜里一旦醒来，很难再睡着。徐军知道我的习惯，他本来就睡得晚，晚上给囡囡换尿布的事儿都是他做的。偶尔我也换过几次，在回娘家的时候。奇怪的是，在家里，即使我半夜起来过，只要头一碰枕头，我马上就会睡着。
才十二点，我索性拿出床头没看守的小说继续翻看。一本不说看完，床头闹钟指向一点四十，我躺下继续睡。
早晨我是被敲门的声音吵醒的，醒来和瞬间，我忘记徐军已经走了，高声叫：“徐军！”叫完后，才醒悟徐军并不在家。我看看闹钟，已经七点了，忙起来。
敲门的是徐军请的钟点工，她来接囡囡上幼儿园。我叫醒囡囡，自己去把牛奶和蛋糕加热。囡囡不认生，我做好早点的时候，阿姨已经给她整理清爽。七点半，我们一起出门，阿姨去送囡囡，我打车去上班。这一天，我迟到了。
徐军请的钟点工姓龚，是他们所里一名退休的清洁工，人非常利索。晚上我下班回到家，龚阿姨已将晚饭烧好，还给囡囡洗了一个澡。见我回来，龚阿姨连夸囡囡乖巧，囡囡也真就乖乖地坐到饭桌前叫着吃饭。
龚阿姨走了，我喂囡囡吃饭，之后自己也吃。龚阿姨手艺不错，但没有徐军的味道，我没有吃进去多少。饭后，我带囡囡出去散散步，回来讲故事给她听，囡囡刚睡下，徐军电话来了。他说他已经到了，一切都还顺利。沉默了一会儿，他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我说，还好，龚阿姨帮了很大忙。
又沉默了一会儿，徐军说，你早点睡吧。
挂上电话后，我慢慢以徐军的椅子上坐下，打开桌上的台灯。椅子有些凉，样式古朴的台灯发散发着柔和和黄光，徐军伏案读书的身影依稀映照我脑子里，印象中，徐军一直就这么让人安心地坐在那儿，他案头的灯光也温暖地驱赶着我的寂寞。我伸手拿出书架上的一本书，坐在书桌前读起来。
徐军每隔三天就会打一个电话过来，他不说工作，我也是，我们只是淡淡地通报彼此的情况，几乎每次都是用“很好”两个字眼。后来就形成的习惯，每次电话不用他问，我会主动说起囡囡，说龚阿姨。无话可说时，他问：“囡囡在旁边吗？”我就叫囡囡和他讲话。
其实我想他，但一想到小姜和他在一起，我就缺乏表达的激情。我不去问他的工作，不问小姜，甚至不想问他业余时间都在干什么，而我自己每天平板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内容可以多说。我们的电话只是一种例行公事般的相互心理安慰，只有囡囡从徐军的电话中获得了快乐。
徐军走了两个月，已快到暑假了，妈妈打电话给我，我问我去不去南京，我含糊带过。徐军也应该知道我即将放假，他没提起，也许是不希望我过去吧？我心里抽得紧紧地。
徐军再来电话，我不是很积极去接，许是感觉到我的冷淡，他的电话少了。
放假了，我没有回家。徐军打电话来，说：“要不要来玩玩？”
我反问：“你不方便吧？”
徐军不作声，我叽叽地笑。
徐军再打电话来，我放下正在看的书，接起，他却不说话，我能感觉到难言、犹豫的样子，我问：“想说什么？离婚的事？”
他沉默了许久，说：“既然你提到了……我们……离婚吧。”
心刹时碎成一片一片，我强忍着泪水，努力保持声调的平稳，问：“是因为小姜吧？”
徐军停顿了好一会，我以为他不会说了，他说：“跟小姜没关系。”
我冷哼一声：“有了就承认，我最鄙视口是心非、敢做不敢当的胆小鬼！”
徐军不说话，我听到几不可闻的叹气声。
我放下电话，手拼命压住胸口，那里面有一种巨大的忧伤呐喊着要冲出来，撞击得我胸口阵阵绞痛，我心底漫过一阵又一阵的痉挛，从心脏到胃部，再蔓延到四肢，最后，我浑身颤抖着俯在书桌上。“执子之手，与子揩老”，他说的这句话余音尚在，他却又提到离婚！这个男人，我曾以为会相揩到老的男人，曾经那么温柔体贴，那么深情如海，连他都会改变，这个世界真的还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有什么是可以让我信任的吗？
我想笑，可一滴滴的泪珠洒落到书桌上，溅湿了我的书。
一夜无眠，第二天我带着囡囡买了去南京的车票。上车前，我给妈妈和婆婆各自打了电话，说自己到南京看看徐军，妈妈和婆婆都非常高兴。我抚着刺痛的额头，心想如果她们知道我这是进行一场婚姻死亡之旅的话，她们会是什么表情？
囡囡不太适应这种长途旅行，她在路上有些拉肚子，睡得也不好。一路上我不停地给她换尿布，幸好囡囡吃得比较正常，也没什么其它不适，只是更粘人了些。
二十来个小时的火车坐得我尽力憔悴，而在南京站要下车的时候我又突然害怕了。我来干什么？是看徐军和小姜的样子还是来和他商谈离婚的事？我真能潇洒地面对他们俩人吗？我还带着囡囡，我难道要让囡囡抱着我们的腿谈论离婚的话题吗？
我手里攥着卧铺牌子，脑子里一片空白，我竟然想不出自己到南京来的初衷！我恐慌得心里发颤，额头沁出汗水，有一个声音疯狂地对我喊：“回去！回去！”
我猛地站起来，头重重地撞在上面的铺沿上，咚的一声，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嘈杂的人声一下子静下。有人问：“疼吗？”
我机械地摇头。那人又说：“要到了，该收拾东西了。”我的眼睛这才聚焦，看清问我话的是对铺的一个中年女人。
我对她笑笑。囡囡还在睡觉，我把她拍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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