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楼道狭窄而潮湿，一侧是手感微凉的不锈钢扶手，一侧是刷了石灰水的白墙壁，我走得急，窗外斑驳的光影滑过我的身体脸庞，走出门去，看见衣服上蹭了一片石灰。我瞧见李子瘦长的身影站在路边，身后是川流在夜色里的车辆。他的嘴前晃动着一个红点，不要走近都知道他在吸烟。
我走过去问他：“都快十点半了，有好事吗？”他说：“我刚下班，今天心情好，请你吃炒田螺。”一提起吃东西，我摸摸肚子：“说真的，还真有点饿了。”李子掐灭了烟头，指着附近的夜宵摊：“去。”
路边靠墙“营业”的夜宵摊是用铁皮制成的轮子车，车子上面有顶蓬，车子内部有煤气灶。炒小吃的大哥在灶火上娴熟地晃动着铁锅，锅铲像一只魔术师的指挥棒，以蜻蜓点水一般的速度经过几只调味罐，然后在炒锅刮碰几声。撩人食欲的气味扑面而来，时隐时现的火光映照出他的身影，投射在后面的墙上。我抬着向出租屋顶端看去，除了模糊的天空，就是街道的光影，从侧面看去好像大楼的另一端着起金黄的火苗。
李子自己点评，他来到这个城市做的第一件坏事是偷书，但书店老板却以近乎隆重的礼遇善待这位年轻小偷。那次说要介绍李子进厂也不是戏言。店主说到做到，让李子进了附近一家塑胶制品厂。李子绘声绘色地讲着，手反复指着出租屋群落相反的方向。听他的描述，那个工厂应该可以这样描述：座落在日渐繁华的城区，宿舍后面是丛丛繁盛的芒果树，一条幽静的大道通向郁郁葱葱的公园，大道旁边有一幢外墙布满绿色马赛克的工厂宿舍，白天，七彩的衣服在阳台上像彩旗了样飘动，夜间，有银铃般的笑声和呼唤穿透树枝和灯光，连同那些闪动的人影在李子年轻悸动的心里犹如小船般摇晃。李子说那是一些和这座城市一样年轻的女孩。
喝着啤酒，李子讲述令他骄傲的过往。他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和家人一起做小本生意，当年乡里的寺庙香火很旺，李家村是线香的生产基地，孩子们耳濡目染，学会了制作那种敬神拜佛用的线香。在集市上摆卖线香众多摊位里，他头脑灵活，吆喝声最大，又善于和顾客拉锯谈价，往往提前就把货担里的线香零售完毕。”我感受到他的坚韧和不服，他的想法无比坚定，我甚至可以想象到在那个叫上合的夜市有一个属于李子的摊位。
夜渐深，路上车辆越来越少，路边小吃摊的食客寥寥无几，倒是有三五成群的人们从同一个方向回来，手里提着大大小小的袋子。李子说：“这些人逛夜市回来了，在这个片区背后有个地方叫‘上合’，那里挺热闹，改天我俩也去玩玩！”
我们挑懒不刷牙了，走到洗手间拧开水龙头，侧了头含了自来水漱口，然后爬上天台。李子说话说累了，渐渐地和我一起在在水塔下睡着了，满天星斗和夜云像一片海洋，我仿佛小鱼游进它宽广的怀抱。只有睡了或者喝醉了，才会忘记好多忧虑和烦恼，然而这美妙的时段又不会很漫长。
过了两天，李子又跑来找我商量合伙摆地摊的事情，但我建议他在厂里先安分地呆着。夏天的阳光倾泻在工业区，把平时阴暗的角落都照得清楚明亮。听着厂子里无休止似的机器响声，我的目光深透邻近翠绿的树枝，心里有了很多想法和向往。一生的漂泊刚开始，我对未来正在期盼和畅想，只好自娱自乐地看淡苦闷平淡的现实。
（二）
车间来了一个年龄相仿的青年，他在对面的工作台做着和我相同的工作。他和我当初一样笨手笨脚，没过几天他掌握了要领，动作麻练了好多。我就和他暗自比赛，动作麻利了好多，一块块包了胶边的木板堆叠起来，时不时瞄一眼，心里有点臭美的成就感。
休息的片刻，仰头喝水，那是灰色的混凝土屋梁，好像有无数脚步倒悬在那儿，我好像看到了楼上那一层的布局和陈设，听见吊扇呼呼呼地转个不停。一排方格铁网把一楼分成两个车间，那边一直在播放着音乐，那是功放机车间在试喇叭，顺着那声音望去，我瞧见一扇门，有个人坐在里边不是很忙。我抽空去那门口往里瞅，门上贴了纸标识：“仓库重地，闲人免入“，里面有一些货架，一张桌子，还坐着一位脸蛋圆圆的女孩。
有一天，车间里有人用普通话说“这厂不行了，要垮了，大家准备走人吧。”我在他们的脸庞上捕捉表情，即没有发觉忧愁，倒是一副解脱和幸灾乐祸的模样。对于车间里的事我一直漠不关心，只是觉得蹊跷，并且最终认为是无聊至极的。一位刚来的小组主管因为热感冒，把一瓶透明的清洁剂当水喝，车间里一阵小规模的喧闹，随即是几个人手忙脚乱的把主管送往医院。一位中年大叔忿忿不平地抱怨厂里一直拖着不发工资：“今天都七号了，上个月的工资还没发！”他那几天里每天都重复这句话，煽动一些人消极怠工。父亲想到要交房租了，我觉得可以写个“借款单”去预支几百块钱来。这回我如愿以偿地去了二楼，和我在楼下喝水时想像的不一样，那里非常干净，地上是光亮的瓷砖，凉风习题，谁把故乡的春天弄到这里？正胡思乱想着，我在前台填好了一张印着蓝色格子的“借款单”，在“用途”一栏诚实诚恳地填上“交房租”。然后走过一排大白天还亮着彩色电灯的过道，来到一间“副总经理”办公室打领导签字。领导接过纸条，头也没有抬，好像心情有点沉重，他看了看纸条，觉得问题不大，提起笔也就签了。事情还没完，他轻声说：“再找厂长签个字吧。”然后我又找到厂长，这回他居然有意见了：“厂里有宿舍干嘛还要到外面租房子？”他拒绝签字，这可打击了我的热情和幻想，我和中年大叔一样想发点牢骚，这情绪是可以传染的。于是戴着金丝眼镜的胖厂长来到车间，召集大家开会，说公司最近效益不好，其实也不差大家这么点工资压着不发，请你们暂且体谅现时情况……结果两天后就发工资了，也许再拖下去就不合情理了，已经快到了月半十五号了。
我领到了工资——可怜的几张纸币，还有那张借款单。我看着那单子上的日期“七月八日”，想起这是一个熟悉的日子，想起高考时候县城那场清新的晨雨；我还想起厂长说的公司有宿舍，我想知道宿舍在什么位置。
我每个月发的几百元工资都交给父亲保管，事实上从那以后再也没想也不忍心拿回来，生活就在精打细算的忧虑里熬过去了。在城中村的出租屋，我在暮色里欣赏一个城市的边缘图景。我倚着简易的阳台，看到楼下有人被抢走钱包，一声惊叫之后行人视若无睹，连围观的人都没有。晚上，薄薄的木板墙壁根本没有隔音效，几个外乡人吵吵嚷嚷发酒疯说胡话，一惊一乍。好不容易睡着，我听见楼下有人经过，那谈话像极了拱桥镇的乡音，我兴奋不已，和父亲说：“听，是我们那里的人呢！”父亲也许有些疲惫，又似听到了我惊讶的语气，话题不搭嗡声嗡气地说：“今天礼拜天。”那乡下口音渐行渐远，飘忽不清，只有那拖沓的、节拍不一致的脚步声，友好而和善地印在我心坎。
（三）
我和父母一起生活在这城区一隅，因为亲情迁移到了这里，所以我怎么也感觉不到故乡有多么遥远。可是我几番在睡梦中乘坐那令人忧伤的散发汽油味道的卧铺车回到拱桥镇，在温暖的秋阳里踩着黄昏和树影。
远在故乡的森子好像被父母和我遗忘了，森子已经很久没有给我写信了。我想是他认为我居无定所，以致不知晓我的地址罢——就像我把杏花镇几十号同学一一淡忘，眼前只有自己狭窄的世界，生活的画面单调而乏味。
热烈的阳光，滚烫的路面，铁灰色的厂房墙上张贴着招租广告，那是一些飘浮天际的巨幅图画。每天都看到有机器和产品搬进工业区，也看到不少年轻人带了简单的行李融入这个依然陌生的体系。我们素不相识，在各自转身的一瞬，就没有什么印象了。
车间里流动着木胶的气味，它渗入衣服的褶皱，如影随行地到了出租屋，像是暂时无法逃避的生活。来不及顾影自怜，我就已经学会随遇而安。下班了，穿着浅蓝色厂衣的工人们，戴着印章模糊的厂牌，步行走过两三条街道去快餐店吃饭。那里有两元的廉价饭菜，白色的泡沫饭盒和木制的一次性筷子随地可见。在领略到旺盛人气的同时还有一种异样的荒凉和苦涩挥之不去。
那个夏天最酷热的时候，城区报摊出现了一份非常便宜的报纸，十几个版面仅售五毛钱，很受欢迎。在那份创刊不久的报纸上，我发现几行文字和配图，正是一群男女工人拿着盒饭在进餐，他们围着一个贴满牛皮癣的公交站台，或蹲或站，神色各异，地面是一些纸屑和空饭盒，明显是乱扔垃圾。记者对这个场景作出了中规中矩的批评，说这样的行为不文明。但我可以肯定自己的认识比他更要全面和深刻：那些年轻人更需要被关注和被关怀，这样吃饭的人很多很多，姑且搁下垃圾泛滥有失公德，我发现这群年轻人和我一样远离家乡，长期不闻乡土炊烟的味道，他们身体瘦弱、郁郁寡欢。我想他们要是看到这报纸，心情也会复杂和沉重的。
李子也喜欢这份报纸，他看到大版面的报道足球，很感兴趣。我却强烈要求他抽出一点点时间——哪怕两分钟去看看后面的文艺副刊，那里有写得很精妙的诗歌、专栏随笔和评论。总算有一回李子正视和直面副刊上的诗歌了。“来看来看，”李子哗啦啦地展开纸张，像拉扯一面描述众生的旗帜，“这个有意思！呵呵，这就是所谓的诗吗，啊？”那首诗的题目叫《在水果街碰见的一群苹果》，我当时把它剪了下来，一直收藏在记事本里。
当时李子故作夸张而笨拙地断句，断断续续地把它念给我听，我不解地看着他：“有这么好笑吗？”只见李子笑得前仰后合，笑出了眼泪：
“在水果街碰见的一群苹果
它们肯定不是一棵树上的
但它们都是苹果
这足够使它们团结
身子挨着身子
相互取暖相互芬芳
它们不像榴莲臭不可闻
还长出一身恶刺防着别人
我老远就看见它们在微笑
等我走近
它们的脸就红了
是乡下少女那种低头的红
不像水蜜桃红得轻佻
不像草莓红得有一股子腥气
它们是最干净最健康的水果
它们是善良的水果
它们当中最优秀的总是站在最显眼的地方
接受城市的挑选
它们是苹果中的幸运者骄傲者
有多少苹果
一生不曾进城
快过年了
我从它们中挑几个最想家的
带回老家让它们去看看
大雪纷飞中白发苍苍的爹娘”
慢慢地，一字一句，越到后面，李子越认真了。伊始对这首诗歌的嘲笑被共鸣和感染的情绪取代了。他沉吟着，默不作声地停顿了一下，连说话都极富诗意了：“听说上合有个作家群，其中有位同乡诗人也姓李，木子李。”
我知道上合是这附近知名度不低的夜市，就自以为是地望着一个方向，那里有茂盛丛生的荔枝树：“那是移动的森林。”李子把我扳转身来：“你方向不对！”
（四）
李子在塑胶制品厂里做了两个月的普工，他说那机器很古怪，往机器上方的大斗桶倒入米粒一样的塑胶料，随着机器一开一盒，各种结构复杂的零件就像瓜熟蒂落一样地掉进机器下的纸箱里，小组长用进口锯片磨成锋利的小刀，分发给员工并手把手教会他们削去零件边角的毛刺和披锋。他削伤了好几次手指，每次都是不声不响地跑回洗手间用碎布包扎一下，回来工位和身边搭档的女孩子愉快地聊几句，就忘记了疼痛。
在他最新一个伤口愈合的时候，由于他表现很好，主管奖励他一个成长的机遇。他被调去了“丝印部”，和一位师傅学习丝网印刷。李子说那感觉肯定和我去年学名片印刷差不多，师傅偏不直奔主题直接教他配色、调试油墨，而是叫他钉网框，晒菲林。“钉网框和做木工差不多了！”李子绘声绘色地讲着，我身临其境，“我拿着锯，把一些长木条据成小段，用钉子固定好边角，每天做十几个，做好以后就把胶片装上去，放在灯箱里晒……”我闻到了油墨的气味，又回忆起远在记忆深处的水云村小学，当年老师就把持着一套黑乎乎的油印机，在薄如蝉翼的白纸上印试卷。
李子做木工的时候喜欢哼着小曲，吹着口哨，有着“技术工”的优越感，吸引不少女员工的注意。他的工作间约有五平方米，墙上焊接了好几层铁架子，网框像书籍一样排列其上，侧面写着字母和数字组合的编号。架子旁边有一扇窗户，正好可以看见那一栋最先吸引他的女工宿舍。在工作间窗户的位置他发现女工宿舍的有个窗户生长着绿色植物，形状像故乡山上绕树攀援的青藤。一段时间里，有位女孩子在窗前看书。那阵子那女孩每天都这样，心无旁骛，微风吹动那绿色的藤叶，吹动晾晒在其它阳台上的彩色衣裳，那情景宁静而美好。李子远远凝望那个绿藤簇簇的窗，他说他开始喜欢她了，就像喜欢那碧绿的藤萝。我当时也按自己审美标准揣度着：看书的女孩没有穿戴鲜艳的衣饰，朴素的浅蓝色上衣，头发很自然地垂在肩膀，是那种清纯秀丽的类型。
有一天，李子终于在窗前大声向女孩打招呼：“嗨！你怎么不要上班啊？”
两栋楼相隔约有五六十米，女孩没有听到，李子悻悻而止。在他钉网板的日子里，他每天都要在窗口，凝望那位在青藤旁边看书的女孩。
端午之后又过了半个月，五月二十号是高中好友罗洛的生日，我有点想念他了，看着他的相片，我自说自话：“今年你二十二岁啦！今天你生日，也是易晓芳的生日。”突然想起他们，此刻他们在哪里？城北城南无数灯光，城东城西车水马龙，一阵又香又辣的微风吹来，打工人热捧的宵夜摊档沿着道路延伸，像是一个长长的集市。
我和李子去了上合夜市，那里有个影剧院，门口放着投影海报，还在搞商品促销活动，一个铁架扎成的舞台上音箱发现轰鸣的音乐，不少人在围观台上的表演。影剧院旁边的小道就是夜市令人印像深刻的地方，道路总长约有一公里长，除了路的两端，中间没有路灯，店铺的灯光把那里照得亮如白昼。路边有几个小吃店、书店和文具店，除此之外就是服装店，门口和店内挂着各式各样的廉价衣服，生意很好。那夜色里如同森林一样的衣影，拥挤的人们像是害怕孤单的群体，深夜都不曾散去，让我觉得格外新鲜，一度认为城西的夜比任何时候都要热闹和漫长。走完小道，有一个公园，众多小贩背对公园的众工湖摆起了小摊，摊子上有各种小家电、玩具、墙画、日历、打火机、故事书和花样繁多的生活用品，有的做工非常粗糙，却销路较广，正是这些东西武装起众多外地打工人的生活，无论我离开一个小摊还是靠近另一个小摊，我都觉得一点也不拘束，那像适合我们身分的购物天堂，除了买点东西，还可以在接踵摩肩的过程中排遣年少的迷茫和孤独感。
（五）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工作，我有些厌烦了。相比之下，父亲在木箱组那边做得很平淡，或许是他接触到木材，和他年青时候的手艺有关联，我经常看到他和年轻人们一起说笑。我默默地擦去额上的汗水，拉拉粘着脊背的衣服，我去到饮水机旁边思考着怎样改变这样失去乐趣的生活，看那舒张的茶叶在开水里翻滚，须臾就沉到杯底了。
母亲首先出厂了，她在二十七区的一个工业区食堂打扫卫生。她说工业区里到处招工，就是都只招女工，不要男孩子。那时上班时兴要三证：身份证、未婚证和毕业证。我说反正自己的身份证不是真的，先不急这一时。
我也其实想离开音箱厂了，只有保守持稳的父亲从未言弃——事实也是这样，后来他一直在那里坚守了三年之久，一直做到厂子解散为止，他离开的时候是木箱组的组长。
音箱的结构非常简单，往空空的木箱里安装几个喇叭，再配上面板，钉上铭牌贴上条形码，最后装进垫有泡沫条的纸箱，封箱入库就等着出货了。可是这玩意对外观要求不低，音箱外皮不可以脱胶和有划痕迹，一旦有相关缺陷，我经常要参与返工，打蜡，或用吹风机拉伸边角的胶皮，费尽心思涉嫌造假。有好几回厂子里的货积压了整整一个大仓库——货出不去，工资又压着不发。一群年轻同事在仓库里返工，五个人当中就有三个人睡着了，他们以迵异的睡姿舒畅地伸展着身体，那些已经装箱的货物如果不要返工的话，既然是出口的，那时应该是装进货柜里面飘洋过海了。
总算盼来一个下午的假期，我去了李子上班的工厂，那儿一点也不不拥挤和狭窄，宽阔的厂区里有一个操场，还有一个被高高铁栏圈起来的小型足球场。李子提着一只圆塑料瓶装了自来水，带我去到厂房的天台上。走完了五层大楼的楼梯，来到一扇生锈的铁门后面，“禁入天台”四个字我们就当没看见。李子故作神秘地把圆水瓶扔到地上，双手叉腰，脚底的瓶子像足球一样来回滚动着。我们笑声高亢，把隔热砖当成绿茵场，练习带球过人和突破，踏碎了不少隔热板，破坏的野性一旦激发就难以收拾，我俩的喊叫在夏风里很快就飘散了，显得异常微弱，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听见。我伸开双臂拥抱城区风景，大喊一声：“好大的风！”呯的一声，圆水瓶钻进隔热层，看样子是“进球”了，取不出来了。刚刚完成“射门”的李子说：“这是海上吹来的风。”李子突然警觉起来，赶紧跑去楼梯口，很快回来说：“皮鞋敲打地面的声音，保安队长上来了，快撤！”
我们动静不小，惊动了厂区巡逻的保安，就从那里下楼去肯定撞上保安队长被逮个正着。天台上的隔热板砖年久失修原本已经老坏不少，加上我们的足球运动，堪称重灾区。
李子领着我从大楼另一条通道逃跑。迎面而来是奇特的场景，空荡荡的房间，废弃的桌子和文件，狼籍不堪的工业材料，或黑乎乎的墙壁……李子说：“这里曾经起过一场大火，因为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烧死了两个人。”我扫视着事故地段，好像亲历浓烟滚滚的场景，墙上挂着几只红色热水瓶（后来我知道那叫灭火器），还有一个边角卷曲的本子，上面潦草地写着保安巡查的记录。
李子每天中午都跑上楼顶休息，他特意在楼顶放了一卷草席，随手铺开，躺下去就能美美地睡午觉。当有打卡机咔咔的响声此起彼伏，他知道要上班了。因为大楼回声重，只要有其他动静就足以唤醒他的警觉，于是他强调：天台禁入，所以是安静的。
在丝印房工作间的窗口，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李子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那位倚窗看书的女孩了。
（六）
我不否认李子来到sZ是我的大幸，他让我有了同行的伙伴，渐渐忘记大学梦碎的创作和自卑，有自信和勇气经营青春、生活，迎接扑面而来的生活，告别流离失所的梦想。
在那家音箱厂里，我纯粹是以“谋生”的心态过日子，车间里人员流动很大，只有对面和我较劲的男孩一直忠实地坚守着平凡的岗位，我们觉得彼此都有趣。附近高大的楼房越来越多，而我熟悉的身影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类似的身影和脸庞统统消失不见，万籁俱寂的世界里，我仅找着一如既往的自己，听到记忆深处鲜活的回声——在拭探参观工厂宿舍的那个夜晚，我伫足长约几十米的宿舍走廊，洒着一层衣服上滴下来的水，倒映着路灯光，印着重重叠叠的脚印。或雪白，或昏黄的灯光里，我站在栏杆仔细倾听，多想分身到对面的楼上，自己为自己唱歌，自己和自己说话。
这两三个月我都和父母住在狭小的隔板房里。尽管隔壁大声说话的人已搬走，我还是决定把生活重心暂时向夜市附近转移。在我决定搬离出租屋的前一晚上，父亲也吃惊地听到了楼底有同乡路过，他们讲的正是拱桥镇一模一样的口音。父亲同样惊喜地对我说：“这帮人是承包道路维修的。”我可不是半睡半醒，积极地回应道：“难怪他们上夜班，这么晚了才回去。”
接下来我与李子合租在上合村一幢“森林公寓”的321房间，我们买齐菜刀和炊具，花了不少时间把房间装饰得像学生时代的宿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看到‘上合作家群’的字眼。我兴奋地四处张望着，好像在高低错落的楼宇里发现了作家们栖居的小楼。他们眼里的众生是不是我观察到的模样呢？至少在我的眼里，当时的森林公寓显得既忧郁又颓废，租住在那里的年轻人进进出出互相不打招呼，都好像憋屈着、有种压抑令人难过。经常顾影自怜的我真想向着晨曦呐喊一番。
住进“森林公寓”安顿了下来，我有自己的收信地址了，于是给森子写信：“公寓的含义，就是打工青年临时居住的廉价出租屋；当谈到夜市，我提到了投影厅，那里意味着自由消费，意味着随心所欲的生活品质，也有精神层面的自由——漫漫长夜，打工青年怎样度过？去看投影，一张盖有印章的电影票，几瓶饮料或几包瓜子和花生，特地加了一件厚外套，坐在漆黑的房间里打发时光，一直在犹豫着要不要看一整个通宵？这种对时间的绝对主宰像是一个命运的寓言。这个年轻城市变化迅速，从熙攘川流的壮观图景到冷清寂寞的工业园区，我发现无数化作尘埃的小小梦想，我发觉好多青年悄然离开这里，留下亲切而相似的背景。许多年以后，一些城区进行了升级改造，凹陷的地板砖不知更换了几个批次，路边的木棉树越来越高壮，橙红的花朵像一群红色的小鸟安静地栖在枝头。坚实的花托，纷纷掉下来，温柔地掉在我的头上。和强弩之末不同，和夕近黄昏不同，这花虽然凋谢，却是艳丽到了极致，水灵水灵的，拈量在手心，能感受到它沉甸甸的分量。我抬头看那高树，是sZ城西依旧陌生的天空。”其实我对这个城区不甚了解，对一些公园和商场的位置仅停留在平面地图的模式，坐车还偶尔弄错方向。我走进城区陌生区域，看看那里有啥不一样。
父亲固守一隅，母亲却又换了工作，她总是在尝试做新的事情。她在一家电话机厂的流水线上擦机。她使用的工具是一瓶溶剂，一把碎布，拣起传送皮带上慢慢靠近的电话机，迅速清洁机体外壳。这样紧张地重复劳动，还要被黄毛丫头称作“老太婆”，那情形想来很是心酸。
虽然在“森林公寓”里观察和了解活色生香的夜市，我其实我对这个城区不甚了解，对一些公园和商场的位置仅停留在平面地图的模式，坐车还偶尔弄错方向。我走进城区陌生区域，看看那里有啥不一样。我穿着人字拖鞋去城区散步，在一平价商场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挑选了一台德生牌收音机做为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她可以收听广播打消愁绪，看淡世俗和扮扰。她的心情也许苦涩抑或淡然。
终于有一天，因为被一句诗一般的语言所感动，李子向我道歉，说他“再也不嘲笑诗和诗人”，还花了将近半个小时向我促膝谈心倾诉衷肠：那个神秘的看书女孩，整个车间，整个工业区，整个城西都有她的影子。他难以挣脱。他说他梦见这位姑娘了，但记不起她长得什么模样，这个来自外乡的女孩有着无忧远虑的悠闲气质，在她清秀的外表里看不出乡愁，却因连续加班略有倦容，令他心疼不已。李子居然关心起她的工作来，并为她设计美好的前景：她看书那么专注，估计想坐办公室呐！那句感动李子的话是：“爱情是强烈得足以影响一生的情感。”
上合夜市众生云集充满故乡小镇的气象，也有作家群的诗意栖居，却也是治安重点。一个长脚蚊肆虐的夜，很快凌晨零点了，李子还没有回到“森林公寓”，我焚点蚊香后趴在床上写日记。在熙攘鼎沸的夜市背景音里，突然响起大力的敲门声，声音粗暴而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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