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春耕，一个亲戚来家里向爷爷借牛。酒菜摆上了桌，亲戚说要给我和森子变戏法。他从森子手里拿过一支刚从树枝上折下来的桃花，浸到一瓶温热的米酒里，但见那支鲜艳的桃花在酒瓶子里不停地旋转，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做到的，更不晓得他如何可以把那头倔强的大黄牛拉过两个山岭以外去耕田。桃花纷纷坠地的时候，燕子矫健地掠过竹子林梢，蜜蜂和蝴蝶低飞在雪白的或金黄的油菜花田。
熄灯后仍然勤奋夜战的学生被命名“烛光派”。初一下学期那一场大雪过后，以贺中夏为代表的“烛光派”异军突起，最新年级成绩排行榜有了新变化，贺中夏居然杀入前十，令人刮目相看。阳波也精神抖擞地荣登第一的位置，数学成绩又是令人敬畏和遐想的100分。我路过关山岭，发现贺中夏家也有变化，屋里的墙壁粉刷一新，明亮了许多，可以看得到的桌椅板凳也换新，最显眼的是墙壁上贴着许多奖状，宣告着这户人家充满希望的未来。
初二阶段，同学们明显感觉到英语和数学越来越难学了，选择题总是做不对。我大量收集三十二开本的期刊《语数外学习》，那小书里有很多解题思路，当成秘诀来应付考试还真有一定的帮助。同学们在彩色的英语课本上记满绳头小字，或是用软抄本写下密密麻麻的语法笔记，许多英语爱好者都以此为乐趣，互相交换和分享。我的其它学科不是很冒尖，但语文和英语成绩很突出，被001等人戏称为“无冕之王”。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读给同学们听，次数多了，就成了苦恼，每次下笔的时候我总得冥思苦想一番，各种念头转来转去都是别人的眼光，好像许多眼睛看着自己、许多耳朵倾听着我要怎么出声，结果把自己弄迷失，作文不再被老师当成范文来念。有一回，学校组织一车学生去县城参加知识竞赛，其中有作文参赛组，贺中夏和我代表本班出战。
车子穿过拱桥镇和几个邻乡，我一直在张望窗外迷人的景色。阳光下，车外的风景煞是好看，路边的树木招摇着青翠或鹅黄的叶子，层层叠叠的山脉迎着宽大的车窗扑面而来，又像微风一样吹向身后，特别是那些长势喜人的稻田好像在车窗上转着圈子打着转儿，渐渐远去。小时候跟父亲一起坐车，总是希望旅程永远不要结束，车子不要停下来，到达目的地，在下车的瞬间就对车子产生难以言喻的留恋。
我们一行有三十位师生，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方到达县城。活动要举行两天，需在县城住上一宿，在一家酒店旅馆下榻。房间一个挨着一个，每个房间安排了两到四人。第一天竞赛结束以后，夜已很深了，我躺在硬板床上，恍惚间听到对门的房间里传来合唱：“你是谁？你是谁？你是我当初的傻妹妹。你说你一切都如意，为什么你脸上挂满泪水？”乍一听突兀蹊跷，一帮少男少女齐唱这么抒情的歌曲，既不是仲夏的催眠曲，又不是迎接黎明的到来，莫非这些伙伴精力过剩、余勇可贾？没错，他们接着唱《水手》、《星星点灯》和《爱的代价》。迷迷糊糊的状态里我听了合唱，会心地一笑，那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友情，是一群百灵鸟在讴歌欢快的生活旋律。
作文是半命题的：“我的**”。我不假思索就填好空：“我的祖国”，定下抒情的基调，落笔千言，但内容空洞，语无伦次，写到一半自我感觉不对劲，时间很紧，手心冒汗，只好权当完成任务。那一排排格子就像通往外婆家的东山岭，令我直喘粗气。结果可想而知，我对入围和评奖没抱期待，辜负了老师和学友们的期望。我们班另有斩获，阳波参加数学竞赛在县里拿到了一个名次，贺中夏的作文居然拿了一个二等奖，让我为他高兴。某天黄昏，我看到张贴在板报墙上的获奖参赛作品，凑过去看看，那些作文写得很是朴实，温情流露，真挚感人。贺中夏作品《我的哥哥》描写了一个鲜活的打工青年，不到两千字的篇幅里展现的是一个辽阔多彩的世界。很多年以后，贺大春无私为弟妹奉献青春的形象都在我脑海里打转，他自拖着瘸腿在南方城市辛勤工作，给家里寄回一张又一张汇款单，让弟弟妹妹得已延续他不曾熄灭的读书梦想。
（2）
我在十三岁这年隆冬收到一封信，获悉寄给外地的一篇散文发表了。这无疑让我欣喜异常，一放学就去宿舍楼梯底下拖出单车，要多快有多快地往家里冲。我到家才发觉那种熟悉的安静，爷爷奶奶和森子都住在山洼，父母还在广东，叔叔和堂弟们也不在家。我把信扔到那个装满杂物、散发着陈年气味的抽屉里，再回到学校去。
那个夜晚落下一场初雪，第二天早晨起，远近墨绿色的山峦里点缀着零星的白色，村前村后像撒了不均匀的薄盐，成群的小麻雀一会儿落在屋顶，一会儿叽叽喳喳停在门口。我走出门去踩雪，顺便跑跑步。父母回家了，那间小厨房又温暖起来，冰冷的灶台冒着热气，餐具柜里的碗筷又焕然一新。母亲说，过年后暂时不去外地，就在家照料我和森子。母亲给我和弟弟买的几件新衣服，来不及洗晾我俩就固执地穿在身上。
天空混沌迷茫，马路边的池塘结了冰。一个上午的车碾人踩，马路上的薄薄的冰雪渗透着泥土，渐渐消融成一条黄褐色的飘带。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男子坐在结冰的池畔，脚边放着一小桶，身前支着一个木架子，正朝着我家老屋在画画。我和村里的几个孩子好奇地凑过去，桶里是一些颜料和画笔，木架上展开一张宽大的白纸，他手中的铅笔灵巧地移动着，先是一些横七竖八的细细的线条，不一会功夫轮廓越来越清晰，老屋的模样跃然纸上。我很喜欢那张画，用平时很少说的普通话向这位远道而来的画家讨要：“叔叔，这个画送给我好吗？你画的是我家呢。”他微笑着摇着头。许多年以后，面对一本老相册，遗憾的是连一张老屋的照片都没有，那只是记忆里的一阵涟漪，像那金水河面倒映的青峦，风一吹就散了，风一停又渐渐清晰起来。我突发奇想，这一生能否在某个地方再见到这张画？
又一个清晨，因掉了被子我突然醒来，被泛黄报纸糊封的木格窗格外明亮。由于不用去操场集合做早操，寝食里一片寂静，大家都在恋床，不想离开暖窝。001床又发出响声，我侧过头瞅着胡文俊，他果断地起身穿戴好他的装备，穿上一件红色的连帽风衣，在腿上缠了沙包，套上跑鞋。为了不吵醒室友，他小心翼翼地拉开木门，从张开的间隙里钻了出去，但听他一声惊叹：“好大雪！”
前夜大雪铺满宿舍大院，胡文俊踩出的一串脚印伸过大门，越过水井旁边的公路。屋顶像盖了一层厚厚的棉被，树枝上也有厚厚的积雪，像一些沉默的穿着白棉袄的巨人。屋檐上悬着晶莹剔透的冰锥子，像蜡烛的眼泪。看着冰锥子，我想起水云村的老屋，那里一定也挂着这童话般的精灵。父亲和叔叔们正商量着拆掉它，合伙准备盖新房。我对老屋和童年时光有着回望与眷念，也掺和着对新房子的向往，生活的某些秩序正在发生改变。
（3）
早春二月，破土动工，正式盖新屋。我们把所有家什都搬到屋后邻居家里，一住就是大半年。
老屋后面那户宅子曾经空置了一年多时间，主人在几年前已经举家迁往广东珠海。我偶尔去那窗口朝屋里张望，门墙后面好像传来儿时的欢笑声，年轻的小邻居、几位姑姑和叔叔在八仙桌上一边打扑克一边逗我玩耍。地上长着浅绿的青苔，在暗淡的光线里像是浮着飘萍的水小池；野草从隔壁的菜地里蔓延到门槛下，像是一个废弃的菜园。直到不久前，屋子主人的胞弟从金水河岸的某个院子搬来，仿佛几年前的老主人又回来了。大门上倒贴着红红的“福”字，门前的空地上散着鞭炮的碎屑，新年春节浓厚的瑞气环绕着那座屋子，
我家老屋拆得很快，夷为平地以后又挖了很深的槽，里面灌满水泥沙石，有一大帮从乡里请来的泥水工匠来砌墙。不到三个月房子就盖好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因是爷爷的几个儿子联手打造，新屋的体积在当时的水云村算得上庞大，再加上原来老屋位于地势较高的土台之上，从拱桥镇沿着金水河对岸一路上都能看到。
自从开始盖房子以来，我就经常看到父母吵架闹矛盾。房子盖好以后，不少上门来催收工钱的陌生乡亲，站在我家门口诉说着自己的难处，甚至看着我们吃饭，很是不自在。原来父亲借了一部分钱参与盖房，有些工匠的工资还欠着。母亲一直认为应该把钱省下来送我和森子读书，但她的坚持没有结果。拆老屋以前，奶奶多次对母亲说：“你儿子都十多岁了，一年比一年大，总得有个宽点的地方，不得一家四口挤在一张床上吧！”三叔不愿意和几个兄弟盖在一起，在老屋对面的菜地里打地基，自已盖起一个三层的平房。由于多种原因，往后十年以内三叔都没有给房子外墙贴瓷片，那个庞大的屋壳积压着一种陈年的怀旧，褐色的外墙一直忧郁地裸露在水云村马路边。
新屋盖好以后，庆祝封顶在即，恰逢爷爷的七十大寿摆了村宴，家里着实热闹了一番，屋畔的晒谷坪又上演了一次露天电影。往后两年里，两位小叔叔都先后结婚了，他们的婚事都办得很简朴，既没有锣鼓也没办宴席，当时岁月无声，往后似水流年。
初中一年级的暑假，父亲带我去过一次s市城区。他在一幢名叫“双清饭店”的建筑物里上班，饭店门口却挂着“s市东区科技经济服务中心（三楼）”的向导牌，三楼一个不到二十平米的小房间就是他的办公室，是他们单位的一个办事处，走过楼梯时有人称呼父亲“魏主任”，该职位是大伯帮他谋的，每月工资只有四百元，几乎没有什么外快，还要经常到外地出差，他的提包里放着很多早就该扔得远远的小车票。幸好出差是公费，不要自己掏钱。在二十多岁时看不到相关机遇而过早放弃木匠手艺的父亲仅凭这点微薄的收入在生活面前还是捉襟见肘。
初中二年级的暑假，母亲向邻居借了几十块钱路费，打发我和森子去s市城找父亲要学费。我上回去过市城，凭着印象在县城汽车站转车。不知是什么情况，去县城的车并没有规规矩矩地进站，我带着弟弟在县城里漫无目的地行走，一路上闻着淡淡的汽油味，像嗅觉灵敏的小狗。由于运气不赖，居然在没有问路的情况下误打误撞顺利地找到了城西车站，坐上了去s市的班车。车子靠近s市时在一个城镇抛锚了，那里刚好是一个集市，下午四点多钟的样子还没有散场，也是行人众多，一片攒动的人海。一耽搁就是有个把钟头。我摸着口袋里母亲放的平安符暗暗祈祷车子要赶快修好，不要在天黑时才到市城。车子终于启动，迅速进入房屋密集的城区，穿过了资江桥，到了s市城区，我突然看见一个醒目的彩色广告牌，我熟悉，于是在那里我叫森子一起下了车，到一家小商店门口用公用电话拨打父亲的寻呼机，守望他来接应。
太阳西沉，城市华灯初放，高高的路灯像无数从九天而落的星星，很亲近，比家乡的月光敞亮多了。七月的城区像一个大火炉，在散发着西瓜气味的街道里，父亲来了，接我们去了双清饭店，在餐厅吃了东西后上去三楼。大楼里温度很高，父亲房间里的桌椅都是发热的，桌子上一台外罩生锈的电风扇无休止地转动着吹出流动的热风。森子去了办公室，坐到软软的沙发上说要在那上面睡，我就陪他睡在办公室。看着房顶滑动不止的灯影，我听到无数车辆在道路上川流的声响，像几年前金水河畔水流的鼾声。由于换了床铺就认生，整个上半夜我都是半睡半醒的状态，正要进入深度睡眠，电话铃声奇怪地响了起来，我赶紧去接，刚摸到话筒它又不响了。半夜里森子惊醒，赤着小脚在房间里走一两圈，又躺回沙发上睡了，不停地磨牙。森子成年以后曾对我重提此事：“那窗外的屋子好大一个，比大树还高，像要伸入云朵，更像一些怪物张开大嘴把人一个个吃进去了。”我说：“你第一次见到城市，有些震撼，吓得梦游了。”我补充一句：“还磨牙呢，咯咯地响。”那时刻我鼻子有点酸，眼睛湿润，不只是震撼，应该还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恐惧和忧愁，这和家里遭遇的经济困境有关，我们永远铭记为什么会有那趟旅行。
（4）
s市的房屋，从双清饭店的楼上望去，高低错落无边无际，像一群庞大的城堡。既然到了市城，父亲就带我们拜访了伯父。穿过好几条街道到了伯父家，堂妹媛媛正在客厅里聚精会神地玩游戏，那款小霸王学习机在拱桥镇上我早有耳闻，我有机会接触“五笔字型”，把汉字拆成一个个符号，在一排按键上敲打就能让喜欢的诗歌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另外有一款叫“超级马里奥”的游戏让我对学习机有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父亲可以给我弟弟买一部带回去玩。游戏里的马里奥小人儿头戴鸭舌帽、穿着肩带裤，随着控制手柄的指令跳跃着摘金币、采摘菇和踢走乌龟，他时而跳上高在云端的浮梯，时而跃下藤萝丛生的谷底，有时候也会一不留神掉下深渊，游戏又要重新开始，从头闯关。我很想拥有一部学习机，家里已经有一部小屏幕的黑白电视，插上连接线就可以玩了。但那怎么可能呢，价格两百五十元一台的学习机可以啃掉父亲一个月的七成工资了，那对我来说简直是奢侈品。
两天过去，我和森子要回家了，父亲把学费很小心地放到我内裤上带拉链的小口袋里，还在一家书店里给我买了一套书。他送我们到车站上车，那时的父亲三十岁出头，和我现在差不多大，看他举起手掌告别的样子，我想起朱自清《背影》里的父亲，心情和那套书一样沉重。那套书内容涉及名诗名文、名画名曲，还有世界各地享有盛名的城市历史和风土人情；看完以后我把它借给了一位名叫杨梅的女同学，不知什么原因她一直没有归还，直接导致我时隔十几年仍然对她念念不忘。
那套书可以平复悸动的求知**，让我在暑假结束的时候就看淡了小霸王学习机，忘记了马里奥。新学期又要开始了，我又可以回到座位行列。学生时代，座位是我的小乐园，我在那儿精心设置文具的摆放，把抽屉里的书分类叠放整齐，像是经营着一个小杂货店的仓库、一个心灵的港湾。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我开始喜欢杨梅，她来自大水田乡，我很自然地把她和孙小开的廖慧联系起来。即使班上每个星期调换一次座位，我的座位总能鬼使神差地离她特别近。上课的时候，前面的杨梅总把一头漂亮光泽的头发不经意地一甩，不能不引起我对她的注意。
文静的杨梅成绩平平，是一个很爱打扮的女生。她座位在前排，很显眼，她的衣服和发型是一道有趣的风景。同学们一致发现整个夏天杨梅和班主任老师都在频频换装，她们一天要换三套衣服，上午一套，中午一套，晚自习又是另外一套，如果不仅仅是天气太过炎热，就是班主任老师和这位靓丽女生在衣服问题上较真，两人争芳斗艳，几乎是在联手举行服装展览。
寒假之前她向我借过一根棕绳去捆被子，期末考试最后一天，我正准备离校，她在考室大楼找到我，把绳子还我。她紧抿着嘴，微笑着递过一个袋子，原来她已经细致地把棕绳卷好，打了个活结放在袋了里。回家后，我在棕绳上发现了几根长头发，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摘下来，用一张崭新的信纸包起来再收藏在上衣口袋，随身携带着，睡觉都舒坦多了，那真是神奇的魔力，比母亲给的平安符更管用，平安符让我担心坏事情的发生。冬夜寒冷漫长，我做了一些支离破碎色彩斑斓的梦，却有隐隐约约的向往和依恋，醒来后觉得似是而非，荒诞不经。
整个冬天我都陷入这种强烈的情窦，田野，长河，竹岭，灯火和寒冷的夜雨……杨梅的影子无所不在。冬天里我曾到一位远房亲戚家里做客，他家也是往大水田方向，我去他家的过程中，好几次看到了杨梅的身影出现在乡间小路上，等人家走近了，才看清是穿着同种衣服的陌生女孩。在那里我见到杨梅本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却看到亲戚家的屋前有四五棵壮大的杨梅树，看来明天夏天有得吃了。
晚上，我坐在温暖的灶火前听父亲和亲戚们聊天。灶里的柴火烧得很旺，他家的电线被冰冻坏了，暂时没有电灯，一支火光闪闪的木条插在土墙上的小洞里，冒着松油香味和浓烟，从大人们的谈话内容里，我大概了解到那个村子有这些东西：古老的厨房，耳聪目明的百岁老人，张牙舞爪高耸参天的樟树，生意很好的锯木场……
原来父亲是去谈锯木材的。第二天父亲叫了一辆拖拉机，先后运了两车剥了皮的圆木去锯木场。亲戚嘴里叨着烟，身上系着挂脖的围裙，慢条斯理地抱着一根大圆木对准高速运转的电锯，碎木屑从钢齿间迸发出来，像下雪一样落在地上。别看他动作缓慢，一根接一根地锯，一天下来卓有成效。锯木之前，圆木已经用鲁班墨斗划好了线条和记号，经过切锯加工，圆木成了一条条方形木料或片板。锯木场附近有一条很宽的长溪，一些锯好的木板就在清亮的溪水里漂浮着，到了水位稍低的地方就老老实实地往下游飘去。那是一种匠心独运的办法，亲戚以这种特别的方式给住在附近的下游的村民运输木材。
守着木料已有一整天了，我有些疲倦地按揉着手臂、肩膀和左右胸肌，这些位置酷像体育课以后酸疼的情形。夜色笼罩着大地，拖拉机车灯只能照出十几米远，鸣响着发动机在盘山马路上缓慢行驶。我不停地向车后看，不是担心木料在颠簸中掉落车斗，而是想捕捉附近人家的灯光。毕竟这是一条廖慧和杨梅多次路过的马路，我自私地想着：多看几眼，回去可以拿着长头发做个童话般的梦，哪怕那长头发不一定是杨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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