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那年秋天我读小学六年级，夕阳余晖洒在宽阔的丘陵。放学了，我歪斜着身子踩着载重自行车冲出了学生群集的校门，滑行在坚硬的沙土马路上，黑瓦红墙的村户人家掠影而来，耳边响着呼啸的风声，鼻子闻到熟悉的菜香。我感到有点饿了，在一个斜度很大的山坡停车。坡边有一户人家，袅袅炊烟氤氲在那房子的灰色瓦片上，丝丝缕缕没入茂盛林梢和墨绿山峦。屋子后面有口山泉井，可以先喝满肚子，哄骗一下饥肠辘辘的身体。
喝完水，我推动单车走上山坡。这时身后响起手扶拖拉机轰隆声，那车空着厢斗，司机大叔像是刚去镇上运完沙石回来。三个背着小书包的小孩子刚好赶上了我，他们红扑扑的脸蛋上喜笑颜开，向我做着鬼脸，假装乖巧地走路。正如我瞬间意会到的那样：拖拉机喘着粗气吐出黑黑的柴油烟雾，刚刚爬上山坡，速度像蜗牛一样慢，虎头虎脑的小孩子动作敏捷地抓紧厢斗的尾板，一蹬腿使劲，连蹦带蹭就上了车。他们朝着我笑得更灿烂了，只是不敢大声。司机大叔当然知道身后发生了什么，于是故意开得更慢了，即使是下了坡，也开得很慢，还优哉游哉地吸着烟。我也这样爬过拖拉机，但那是碰到早上去上学，眼看快要迟到了，想搭顺风车，当时那司机也用故意开慢这一招逼得我主动悄悄下了车继续走路，让我啼笑皆非。很快，单车居然将他们四个甩在了后面，我稳稳地握住手柄，听到轮子辗过马路上细沙的声音，路边的稻田像一块块黄手帕一样飘过，尽管个子不够跨越单车的横轴，屁股不能坐上座板，还是觉得自己简直在飞翔。
根据学校通知，为了充分准备中考，六年级上学期的第二个月要开始“寄宿”，凡是家离学校超过三公里的学生星期一到星期六都要到学校学习和生活。因此在暑假开始之前我还得每天踩单车上学回家，刮风下雨概不例外。我刚回到家，奶奶就做好饭菜了，我和弟弟，还有两个堂弟很快就将饭桌一扫而空，刚出锅不久还热得烫嘴的青辣椒炒五花肉把我们辣得一个劲地嘘气，浑身直冒汗水。太阳落山后，桔红的晚霞映着紫色的砖墙，门前有几群肥胖的鸭子和白鹅嘎嘎喧哗着路过，它们的主人是要在夜色降临之前看管回去。天际的霞光还没有完全消隐，镰刀一样的月亮已经浮现在遥远的夜云里了。我和三个弟弟走出大门，看到一些玩伴早已聚集在不远处的晒谷坪，呼喊着我们的小名，邀请我们快快参加傍晚的游戏。
我们家的宅子是典型的客家风格，也算是湖南民居中的一种：一共有两层，第一层专门用来居住，第二层用来收藏家具和稻谷。红砖墙加粗木梁支架起来的青色瓦片的屋顶，冬天虽然不能保暖，夏天却倒还清凉。有十二个房间，墙体既有砖也有木板，地上是干硬的泥土地。这屋子位于马路边的地势稍微高一些的土台之上，门前有八棵桔子树、两棵枣树和两棵桃树，屋侧还有一条粗壮的已经攀升到梨树上的葡萄藤。屋子是爷爷解放后从村里分到的，他和奶奶在这里生育带大了五个儿子，其中有一个是我的伯伯，有三个是我的叔叔。从我能够记事的时候算起，我也是在五岁的时候才回到这里的，此前父母携带我频繁地乘坐一种叫做“客车”的大巴士，去了许多陌生的至今都记不清楚是哪里的地方。爷爷少小就是孤儿，解放前他有幸在县城跟随过一个国民党部队里的一位营长，在营长身边当过两年警卫员，后来打仗打散了，爷爷跟随了解放军，至于那位营长好多年都杳无音讯。解放后爷爷回了湖南老家务农，特殊时期开始的第一年，爷爷就被造反派抓起来了，理由是他曾当过国民党的兵、做过俘虏。但他居然运气很好，爷爷的一位战友托人辗转波折，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找到了那位营长，原来营长投靠解放军以后还在朝鲜战场上立过功，有点威望和小关系，他为爷爷写了一张简短的证明书，其中有这么一句子：“此人在抗战期间的确曾担任过本人的警卫员。”后来乡政府给爷爷分了这套有十二个房间的屋子，还给他在城里的一家机械厂安排了工作，所以他会修理小到收音机、大到抽水机和拖拉机，他曾经向两个小叔叔传授这些技术的情景影响了我孩提时的一些印象和记忆的形成。爷爷退休后，大伯在市城里接了他的班。此后每年大伯都会带着妻女回乡下过年，和几位叔叔不同，他往往是以城里人的形象和身份出现在我的视线和记忆里。
（2）
我五岁以前，父母带着我住在一个叫绥宁的山区，父亲学了木匠的手艺，在那边和他的几个木匠朋友一起给人家做做家具，盖盖木房子养家糊口，母亲在那里和一位阿姨学裁缝。我们居住的木房子背靠着一座陡峭的山，窗子朝向一条宽大的清水河。在路边堆着一些直径粗大的圆木，在阴雨连绵的时节里上边不仅生出青苔，还长出小伞一样的蘑菇来。母亲给我一个方形小竹筐，方便我在路边学着捡一些可以用来生火做饭的碎柴。父亲和几个木匠叔叔正在一座小桥边的一间小木屋里干活，那种砍木头、刨木板的声音此起彼伏。小木屋是用几根粗大的木柱子架起来的，远远看去像是飘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小阁楼。我好奇地朝那里走去。他们手里拿着一些奇怪的工具，满屋子都是木材散发出来的特有气味，薄薄的卷曲的刨木片落了满地。我于是只顾检那些东西，没有想到小木屋的地板也是木板做的，有一小木板空缺了，他们一直没有补上。我一脚踩空，重重地摔了下去，头撞到了一块光滑的大石头上，把几个快乐而年轻的木匠吓慌了手脚，好在没有出事，母亲听讯急忙赶来，把我带回河边的木屋压压惊。后来我长期偏科，数学成绩很差，母亲就拿这来说事：“那一年你四岁，那一摔把你摔傻了！”所以我一直把这种错觉当真，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摔低了智商，永远只会孩子式地思考问题、仅带着好奇心观察身边的事物。纯真的少年时期都好像是在一种懵懂的状态中度过，夸张一点地讲，好像自从那次摔了之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梦游。
那年九月，弟弟出生了。我最初看到他的时候，久久地看着他清澈的小眼睛。那时候我也小，没有丰富的表情，很平静，就像看到镜子中的自己。那年晚秋，天气凉了，父亲决定把我送回家乡交给爷爷奶奶，因为再过一年就是学龄了，该上学了。我直到小学三年级才再次看到他。这几年里，父母都偶尔会回家来看看我。三年以后，又是秋天的傍晚，老屋子门前的桃树叶子都落掉一大半了。我正在屋门口眺看晚霞，注意到路口有个熟悉的身影：母亲回来了！她慢慢地走近，经过池塘，走上桃树下的十几级碎石台阶，来到红砖墙下。她用扁担挑着两个箩筐，一头是一些衣服和裁缝用品，另一头就坐着弟弟，他张着小嘴，两只小手抓在一起，流着口水高兴地望着我。那一年，他三岁，我七岁，他学会越来越多的话语，我学会了在星期三的作文课上温习经历不久的童年生活；那一年，他从那盛产木柴的山区回到了家乡这片丘陵，我从古老的村小转学到了镇上的小学，都经历了首次意义特别的迁徙。
随后的几年时光里，母亲一直在家里带我们。弟弟渐渐长大，当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也要上幼儿园了。为了上学时我和弟弟可以同路，母亲为弟弟选择了镇小学的学前班。那是一个座落在河边小学，开设了从学前班到六年级的完全小学班级，学前班和和五、六年级的教学楼在位置稍高的一片土山之上，离河畔近一些；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教学楼则在地势稍低一些的平地，靠近通往镇上集市和县城的公路。母亲用做衣裳攒下的碎花布给他缝了一个小书包，弟弟就是背着小书包，兜着几个薄薄的课本上学和放学。他很喜欢刚学的第一首诗，即使是在灶边拿着铁钳生火嘴里也不忘背诵几遍：“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十枝花。”母亲乐得合不拢嘴。由于学校离家至少有八里地，为了不让我们饿着，母亲用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杯子装了饭菜，让我带上，中午的时候和弟弟一起吃一点。有一回中午休息的时候该听吃饭了，尽管只有四十分钟，我们俩还是抓紧时间在离教室很远的草坪上吃一点，只是饭菜早已经冷了，那时我俩都还没学会挑剔。有一次，我吃了冷饭后肚子疼，母亲就买了个蓝色外壳的保温盒。当中午打开饭盒，果然还冒着热气，我们感到很欣喜，只是觉得温馨的同时，我的心里有些难以言说的酸涩。
从弟弟背起书包上学那一天起，我就很欣喜，密切关注他的学习活动。他要上《算术》课那阵子，有一回放学了我跑上土山，到了教室窗口去等他，发现他和另外几个学生被留下来了，原来是在老师要考查他们的数数能力，要在规定时间里从一顺利数到一百，弟弟数了好几遍都没有数过去。我发现那些早下了课的学生手里拿着一些野草杆子，于是那个星期天我从厨房里找了柴刀去到屋后山上，割回来一些类似芦苇的草杆，用剪刀裁成同样长度的短段，整整一百条，再用五分钱去马路对面的“代销店”买了几个橡皮筋把草杆扎成一小捆，给到弟弟手中，他当晚就用用那个认真地训练了好几遍。第二天，我再去等他放学的时候，他背对着教室的门，站在讲台旁边，稍微有些紧张地正在数着：“……三十三十三十七……三十五十……四四十一……”手上没有拿草杆，他最终还是数完了。数字和他最新掌握到的的语言文字一样，既是一种有规则的符号，也是一种影响思维和心灵的神奇的东西，尽管从一数到一百是那么简单。
（3）
秋夜月光皎洁而明亮，附近的田地和房屋清晰可辨。许多小孩子在晒谷坪上玩耍，老鹰抓小鸡、丢沙包、抢皮球，大呼小叫汗水淋漓，非常尽兴好不热闹。晒谷坪就是我们的游乐场，除了傍晚这些嬉戏打闹，乡村里还经常有放映露天电影的盛大活动。在那里放映电影有几类主要原因：第一，哪户人家有喜事请大家共飨；第二，乡里或村里有什么事情要广而告之；第三，没有理由，纯属默契地集体娱乐。至于那两次学校组织学生观看教育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和《焦裕禄》，那都是在电影院里去看。
坪地正对着一户人家的大门，每回放映电影的时候就会把屏幕挂在他家门上。电影往往从夜幕降临一直放到夜深人静，足足有五六个小时。从河对岸的乡政府赶来的放映员每回都会选取三四个片子，还在他安装发电机和放映台的时候，附近村民就把他包围了，对那几个装着电影胶片的铁盒子一睹为快：在铁盒子的一侧，会有红色油漆笔书写的片名，字迹苍劲有力，激发人们的好奇心。电影一开始，方圆几里的人们自带凳子陆续赶来，小小的晒谷坪汇聚成了一片人海，一直蔓延到马路上去，甚至马路对面的土堆、还有我家门前的桃树上和碎石台阶上也坐满了人。放映员对片子的选取也是很细致，往往会将现代生活故事片、古装片和战争历史片一起搭配，为了吸引观众留住人群，他在影片放映的顺序上也是煞费苦心，越精彩的戏会放在最前面和最后面，而中间往往是有些乏味的，孩子们在那两个小时里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而有的大人趁他们睡了，干脆提前提了凳子回去了。我和伙伴们从小就爱看那布上鲜活的画面，那里有我未曾见过的繁华城市，有飞檐走壁刀光剑影的江湖，也有幽默搞笑真实可信的故事……电影是一种另类的启蒙，孩子们凭借这个东西熟知了一些精彩纷呈的大世界。每个夜晚电影散场后，那一片场地都会留下许多垃圾：甘蔗渣，花生瓜子壳、桔子香蕉皮……五花八门，遍地都是，证明昨天夜里好多人来到这里捧场。如果是碰上挂果或秋收时节，桃树和桔子树上的果子就需要严加看管了，不然秋天就是一树枝叶没有果子，小叔叔们对这个事情关注得很周到。当然，不仅只有我家附近这个场地会放映露天电影，相邻的乡村也有。我们曾和小叔叔扛着原本用来搭配八仙桌的一根木长凳步行一两公里去看电影，不知怎么回事回来的时候那凳子落下丢了。据说两个月以后，爷爷去那片地区帮人家打理白喜事时喝酒，碰巧认出了那条凳子，他提回来时甩着手臂说酸疼，那是一条沉甸甸的梨木长凳，很容易认出的，凳子底下还写着“水云魏家”四个毛笔字。
一九九零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村里接通了高压电，装上了电灯泡。房间里的花纹电线上那些四十瓦的白炽灯发金黄的光线，像是菜园里那丝瓜藤上挂着一个夜明珠，像一个个小太阳，令我倍感温暖。记忆里燃着豆粒般灯火的煤油灯，还有那流着眼泪火光随几闪动的蜡烛暂时被遗忘。自从那个叫做“代销店”的小卖铺里放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和小伙伴们的娱乐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们除了继续在晒谷坪上做游戏，还迷上了看电视。那时候黑白电视还是稀罕的，我家没有，就去那代销店的窗口趴着看，越看越着迷，越看越上瘾，那个像小柜子一样的东西比电影还有趣，一条长长线管顺着一根长竹竿伸向天空，在竿头还有一个像小收音机一样的盒子，爷爷告诉我和弟弟们：“那个东西叫天线，可以收到卫星信号。”我当时没有问爷爷“卫星”是什么东西，当时我想，这个卫星肯定和天上的星星差不多，反正离我们很遥远。然而，那些卫星电视节目却离我们如此接近，导致我每天下午放了学都要去小卖部窗口趴着看电视，动画片固然喜欢，连广告新闻也看得津津有味。小卖铺在没有买来电视机之前是经常用录音机播放磁带唱片的，一些老掉牙的曲子和一些当时很流行的《水手》《星星点灯》一遍又一遍地没完没了，总是在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直到有一天，爷爷也买回了一台黑白电视机，他摆弄了好久才解决屏幕上密密麻麻的雪花点，那天早夜的七点钟，我第一次在自己家里听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我和弟弟们对动画片投入了狂热的关注，听饭时都要捧着碗，一边动着嘴吃东西，一边向电视机行注目礼。《华斯比历险记》、《魔神坛斗士》和《机器猫》实在魅力无敌难以抗拒。这些光影是那段岁月里的精神盛宴，是值得回味的经典。与此同时，屋外的露天电影虽会偶尔放映，只是观看的人寥寥无几了，后来也就没有再现声势浩大的场面。从那一年起，家乡大部分人家的房子上都会放置室外天线，高低长短和样式或不相同的天线像盛开在屋顶的小伞，就像当时偷走我们年少时光的电视机那样，不知偷走多少人们多少宝贵的时光。
……夜色渐渐深了，我擦去额头和脸上的汗渍，玩累了，也暂时停止了回忆，站在晒谷坪上，目送伙伴们都各自回家去。我当时想：我已经十二岁了，快上初中了，这样的玩耍也该成为历史了罢。自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再参加他们的游戏了。眺过皎洁的月光，在直线距离约一公里的一个山头上亮着一盏明灯，那是乡镇的电视信号发射塔。经常应群众点播一些跟香港有关的故事片，“四大天王”等明星偶像从此耳熟能详，《射雕英雄传》等电视连剧继续偷走我的青春年少。该死的电视就这样成了我金色年华里抹不掉的一部分，好像是一种牵挂，滋生于那种孤单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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