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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头说过，“理想主义者永远是可悲的。理想主义时代同样如此。”
在核武器出现之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的最终命运只可能有两种：统治全世界；或者灭亡。
幸好在近代以前，华夏民族从来都不是这样的种族。古代的华夏历史上，从来没有“整体性的”出过“宁死不屈”的声音——强调，是整体性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表现并不能改变结论。否则，数次的外族入侵中，游牧民族可能早已彻底毁掉这个农耕文明存在的基础。
没有什么所谓的正义必然性。大航海时代美洲被征服的历史已经足够说明了，阿兹特克或是玛雅印加人如果机灵一点也不至于如此……
能够存活下来的民族都是学会妥协的。
哪怕偏激如日本，当初‘一亿玉碎’的口号也只是嘴上喊喊而已。如果日本誓死不降，坚决‘战至最后一人’，那倒皆大欢喜了……
张老头认为，在19世纪以前，华夏民族从整体上一直是个比较软弱的种族，说好听点就是比较聪明的种族。因此才能够延续下来等待机会。
而在此期间，慢慢被历史蹂躏得畸形的传统文化，挥着自身巨大的同化能力和包容能力的同时，也一丝丝抽去了民族精神中那股子野蛮与血性。
华夏民族整体血性的重建已经是2o世纪的事情了。完整的国家与民族观念深入人心之后，才谈得上整个民族的血性。在这一重建的过程中，日本人的侵略在客观上起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而同一时期由西方舶来的理想主义纲领，以及这种纲领所凝聚起的磅礴的向心力，则为血性的重建提供了信心和动力——虽然这一过程因为处于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而变得稍嫌纠枉过正，以至于不得不在2o年后通过一场由上而下的封闭式狂热将这股压力释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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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得不说到日本。
日本是一个公认的异常偏激的民族。一个如此偏激的民族能够从历史长河的刷洗中侥幸存活下来，不得不说实在是一个异数。
这与其岛国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最直观的历史，如果不是所谓‘神风’的影响，当年黄金家族的子孙难道征服不了一个区区的扶桑？虽然成吉思汗的后代并未完整地融入中华……
当然除了地理因素之外，日本的民族性中有许多东西也是很重要的，客观讲，对于一个民族自身来说，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有利的。
譬如由地理局限而造成的强烈的扩张**和上进心。炎黄子孙永远也无法想象日本人那种与生俱来刻到骨子里的危机感和自卑。无穷无尽的地震与海啸是伴随着这个民族一生的永恒噩梦，哦还有火山。
这种整体性的自卑心理，在科技展到足以让日本人了解‘板块’、‘地壳’这些概念的时候，更加累积到一个不爆就会把自己鳖死的地步——不扩张就得等死，因此除了拼死一搏他们没有其他选择。
日本不同于高丽，韩狗子虽然也开始自大起来，但他们不会有日本人那么急迫的危机感，再加上历史上受到的华夏中原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自大暂且还仅仅是满足自己的民族虚荣心（或者说民族自尊心也是一个意思），而尚未表现出太强烈的侵略性。
但日本人的头顶上始终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剑，日本人的心中永远都隐藏着一个‘末日倒计时’……他们的命运被紧紧绑缚在那个摇晃的岛弧链上，岛在人在，岛亡人亡。
这种狗急跳墙的心理，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成了日本这个民族特有的‘刚烈’与‘悲壮’……
设身处地的说，如果把华夏民族放到那个小岛上去繁衍，最后的选择也只能跟现在的日本一样……
因此，华夏与日本的关系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天敌。
同情或者姑息他们，最终导致的必然是我们自己的毁灭。
所以，完全没必要遮遮掩掩的说，因为他们侵略过我们，我们才要报仇。
后金打明朝，日本侵华，两者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外族入侵。并不因为满族后来成了56个兄弟之一就能将满清入关定义为“兄弟阋墙”。“兄弟阋墙”这话无论崇祯还是皇太极都不会相信……甚至从残忍程度和人口减少的比例来看……
咳。其实总结来说就是——
中华和日本，这两个种族的命运，生来就注定了，两个只能活一个！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哪怕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仇恨也已经是如此，再加上那段历史就更是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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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统一之后，根据邦联政府“在世不称神”的宗教法，‘天皇’这种奇特的生物也很识相地正式消失——否则就会被视为“邪教”而镇压。
（‘在世不称神’广义上也就是说，活着的人不应享有他人的信仰，你拜祖先拜佛祖都没关系，但是拜李大师就不对了。）
邦联政府的统治方式基本上是按照从前的美国模式，各原有地区和国家称‘州’，各州可以自己立法，但不得与邦联宪法冲突。
更关键的是，邦联政府掌握了这个行星上所有的军队。而日本以前的一切空中楼阁都是基于军事的基础之上……
于是，除了极少数‘极右翼分子’彻底沦为恐怖主义之外，日本的年轻一代出现了整体性的思想迷失。因为他们从出生就一砖一瓦构建起的整个价值观，一下子轰塌了。
什么大和民族的振兴，什么效忠天皇，什么武士道精神，全都烟消云散……于是，失去信仰的人们纷纷走向不同的极端，美国史上赫赫有名的‘迷失的一代’的现象，在这个太平洋对岸的岛弧上以更大的规模重演。
直接后果就是日本4岛上的人口数量在1o年中减少了2/3，当然其中因绝望而自杀的只是少数，大多都是移民——无论如何，住在大陆上总比住在那个不知道哪天就突然沉下去的小岛上有安全感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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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因为地球统一、邦联政府成立的影响，类似的迷失感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存在，只是很少像日本表现得那么极端罢了。
因为曾经的每个国家政权，都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美化自己的民族。
这是无可厚非的事情。美化可以带来民族自信心和民族优越感，这是一个民族存在的基础，如果少了这些东西，一个极度自卑而没有任何自信的民族早就分崩离析了。
越是潜意识里自卑的民族就越要变本加厉的拼命鼓动国民的自信，这是生存需要。
当政权消失，国民得知真相时，必然需要对自己依附于原有认知的人生观价值观，作出心理上的重新定位或是修正。
在修正也就是寻找新方向的过程中，迷失在所难免。
在这一被称为‘全球迷失大潮’的历史性过程中，华夏民族的整体表现居然还算得上程度较轻的——相对于各国前政权对自身形象的扭曲程度来说……
这一结果令全世界的社会学家们瞠目结舌之余又大为费解。
张老头当时正值壮年，表过一篇名为《经典的东方默契——智与愚》的文章，引起广泛的关注。
其大意就是，华夏文化使得华夏老百姓们有一种群体性的本能，或者说是默契。他们对于能够稳固统治地位的任何政权往往表现出一种特有的机灵。这种机灵在统治者的眼中会被看作是驯服与乖巧，因为他们看起来十分容易满足。
但这其实并不代表老百姓就真的一无所知。上千年愚民政策的泥潭中摸爬滚打过来，华夏历史中的这种群体默契其实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而最后一个政权，由于其纲领本身的特殊性而带来的特有的号召力或者说煽动力……那场史无前例的群体性狂热，就像一把大火炼去了这种默契中的杂质，使其突破了瓶颈，而成为一种饱涵着狡黠与智慧的文化，牢牢的植入了东方文化的根基之中。
用一个汉语中特有的词汇来形容这种默契最为贴切——“心照不宣”。
也就是说，华夏老百姓们在接受政权的宣传时，虽然嘴上附和得响亮无比，但心里其实都抱着‘姑且听听’的怀疑念头。既然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坚定的相信过那些宣传，那么当有一天知道真相时也就不会表现得太冲动了。甚至会因为‘果然不出我所料’的想法而沾沾自喜的得意起来……
当然张老头还说了这种文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所谓‘劣根性’啦，不过大家更重视的还是前面这些内容。
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令西方的人者们不得不再次感叹了一声“奇特的东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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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民族在这次迷失大潮中的‘出色表现’比埃及好上许多，当然还远远不及印度——
印度人的平静在地球上一片哀嚎声中显得无比的诡异，他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转变，依然该干嘛的干嘛。不得不说，毕竟人家在这种事情上是有传统的，以至于甚至诞生过“非暴力不合作”这种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葩……想必释迦牟尼在西天之上也可以含笑了……
其实在张老头那篇文章问世之前，西方学者也正是牵强附会的将印度模式硬往华夏身上套，把华夏的表现归因于佛教影响力的遗留。却不知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古巴比伦不用提了，除了印度和埃及之外，华夏的次一级的类比对象有五个：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巴西、俄罗斯、美国。（类比对象的选择标准主要是人口、面积、历史影响力。）
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剽悍的突厥后裔们的表现令所有人掉了一地的眼珠。大概是此前一直没受到过什么关注，谁也没料到欧洲国家中居然还有这样‘怀旧’的另类。土耳其人似乎还集体沉浸在奥斯曼帝国的辉煌中，就像我们的历史书总是不厌其烦的重复四大明一样，他们的历史书中近半的篇幅被用来描述那个他们自认为的“曾经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因此土耳其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眼中的土耳其，基本上是同样的印象。都自认为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民族嘛，确实很相似，重点在于“自认为”和“曾经”……有人会跳出来反对说中国曾是最强大的国家这一点是国际学者公认的，并且能搬出一堆国外学者的资料来证明。但我保证土耳其人也能做到这点。国际上还有过非常权威的学者证明过黄种人的血统劣势呢。哦那当然是荒谬的，我们绝不会去争论这种荒谬的观点，哪怕他的证明过程再严谨再科学也不行。
土耳其如此，其他国家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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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同世界的构建过程，既是无数个理想主义纷纷破灭的过程，也预示着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新理想主义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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