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与《四库全书》
乾隆自认为自己有辉煌战功，称自己为“十全武功”，就想在“文治”上更上一层楼，他决定编修一部《四库全书》。
于是，乾隆设立了四库馆，从公元1772年开馆修书，任命负责的官员有360人，校对和抄写人员有3800人之多。其中出力最多的是总纂官纪昀，他把《四库全书》中每一部书的渊源、版本、内容都作了详细的考证，编写了200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乾隆对编书非常重视，每进一篇都亲自阅览、审查。但结合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又实行了大规模的书籍查禁，先后被销毁的书籍达7万卷以上。经过10年的努力，《四库全书》正式修成，收书3503种，共79337卷。全书共抄7部，分别贮藏在大江南北七处藏书阁。
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固然是为了夸耀文治盛世，但最重要的是他要借此机会对历代的书籍作一次全面审查，清除反抗清朝的民族思想。用编写的办法掩盖和达到他禁毁图书的目的，历史上叫这种办法为“寓禁于修”，这一招可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损多了。
四库馆从全国采集到的图书大约有13000种，其中3000种遭到收缴禁毁，将近总数的四分之一，连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也被禁毁。其余的书籍都经过了严格的审查，凡书中有对清朝不利字句的文字，严重的整段删除，轻微的则随意篡改原文，就连宋代人指责辽国金国、明朝人批评元朝的话，都属于触犯禁忌。甚至曾经过康熙皇帝“御批”的《通鉴纲目续编》，也因为记述历史时出现“胡人”两个字，下令将其挖改。这样一来，很多古书都被改得面目全非，失去了原意。编修《四库全书》，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绝后的最大文化浩劫。
●吴敬梓讽刺清政
吴敬梓，公元1701年出生，字敏轩，晚年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清代著名文学家。吴敬梓18岁就考取了秀才，是个少年得志的贵家公子。后来，他父亲因得罪上司而丢官回家，不久就病死了。在父亲丢官的前前后后，吴敬梓见到了官场中互相倾轧的丑恶。父亲死后，近亲侵夺他家家产的争纷又使他看到这种书香门第表面上讲仁义道德，骨子里却是尔虞我诈。吴家败落之后，族人乡邻都歧视他，嘲笑他，把他视为吴家的不肖子孙。受过他慷慨接济的人也疏远了他。他在家乡住不下去了，就迁居到了南京城。这一切，使他对当时善于钻营的读书人非常厌恶，他再也不想参加科举考试，下决心要写一本书，把清廷官僚丑态及清代黑暗的政治记录下来。于是，吴敬梓用辛辣的笔锋，尖锐地写出了中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在吴敬梓笔下，大致有这样三类士人：第一类是以科举仕进为人生唯一目标的科举迷；第二类是一群已经考取功名的士人，搜刮民财，残害百姓；第三类是科场败北、功名失意却又不甘寂寞、以风流名士自居的人物。作品通过描写他们附庸风雅、招摇撞骗的行径，侧面反映了科举对文人精神状态的毒害和带来的不良社会后果。作品自如地安排各色人等，组织情节，从而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儒林外史》以其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对晚清谴责小说及现代讽刺文学都有深远影响。
●蒲松龄茶换故事
《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短篇之冠，集有故事491篇。《聊斋志异》为清初蒲松龄所作。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其书屋名“聊斋”，故世亦称其为聊斋先生，蒙族人，为淄川（在今山东）人。今淄川东有庄名“满井”，因庄东有井，井水常满而溢，故得是名。井水溢流而成小溪，垂柳夹岸，故又有“柳泉”之称。蒲松龄所著除《聊斋志异》这一名扬四海的巨著外，还有诗1000余首，词100多首，散文400多篇，俚曲14篇，杂剧3本，以及多种杂书。
蒲松龄为著《聊斋志异》一书，曾于满井设茶摊，过路人口渴，免费供给茶水，不要他酬，只要饮者讲一故事，或轶闻异事。久而久之，四方异闻怪事盛集于他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继”。然而，各地素材良莠不一、杂芜不齐，一经蒲松龄神笔，则文采四溢，妙趣横生。《聊斋志异》虽以文言写成，却不枯涩难读。其语言风格，既典雅工丽，又清新活泼，堪称古代文言之典范。
●曹雪芹与《红楼梦》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曾经得到康熙的宠信，被派到南方当江宁织造。曹玺死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父亲曹頫接替了这个差使，一家三代前后做了六七十年织造官，家里越来越富，成了一个豪门。雍正帝即位后，雍正帝认为曹家反对过他，不但革了曹頫的职，还下令查抄了他家。那时候，曹雪芹是个10岁的孩子。曹頫丢了官，在江宁呆不下去，只好回到北京老家，生活越来越穷，家庭的灾难又接二连二发生。到后来，曹頫也死了，曹雪芹的生活更加困难，只好搬到北京西郊，在几间简陋的屋子里读书。有时候连粮食也不够吃，只好喝点薄粥充饥。曹雪芹家道衰落，接触了一些穷苦百姓，再想起小时候家里的豪华生活，免不了产生许多感触。后来，他决心根据他的亲身体验写出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小说，这就是《红楼梦》。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贾家从兴盛到衰落的故事。写《红楼梦》时，辛劳和疾病把他折磨得十分衰弱。当他写完80回的时候，他的一个心爱的孩子得病夭折。曹雪芹受此打击，终于放下了他没有完成的著作，离开了人世。曹雪芹死后，他的小说稿本经过朋友们传抄，渐渐流传开来。许多人读了这本小说，非常感动。但对这样杰出的著作没有全部完成，总觉得是一件太可惜的事。后来，又有一个文学家高鹗，续写了后40回，使《红楼梦》成了一部结构完整的小说。小说《红楼梦》经过再传抄、翻印，越传越广。一直到现代，大家公认它是我国古代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
●写意大师吴昌硕
吴昌硕，名俊卿（一名俊），字昌硕（一作仓石），号击庐、吾铁，晚号大聋，浙江安吉人。他自幼受到家庭熏陶，成年后刻意求学，30岁方从任颐学画。在任颐的指点下，他博采众家之长，终于在绘画史上独树一帜，成为近代最杰出的花卉写意大师。
吴昌硕爱画梅、菊、兰、竹、牡丹、水仙等，寓意清高超逸，章法结构突兀，左右互相穿插交叉，紧密而得对角之势。吴昌硕作画参悟篆法、草书的笔意，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促成大气磅礴、颇具金石味的独特画风。比如画梅即脱胎于篆隶之法，所谓“蝌蚪老苔隶枝干”；写葡萄、紫藤则有狂草的奔放笔致，所谓“草书作葡萄，动笔走蛟龙”。敷色方面，吴昌硕打破了明清以来文人写意画的陈旧格调，喜用西洋红，有时画花就大胆地把这种红色（或大红）堆上去；画叶子又用很浓的绿、黄及焦墨，这是吸取了民间画用色的特点。画面上的色彩浑厚复杂，对比强烈，而又显得凝重含蓄，冲突中有和谐。
公元1904年，吴昌硕与吴隐等在杭州西湖孤山创立西泠印社，由他担任社长。其书画篆刻对近现代画家颇具影响，尤受日本画界推崇。有《缶庐集》《缶庐印存》等作品集传世。
吴昌硕的存世作品很多，例如《葡萄葫芦图》《紫藤轴》《水仙天竹轴》《秋菊延年图轴》《桃实图轴》《墨荷图轴》，等等。
●甲骨文重见天日
1899年的秋天，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得了疟疾，用了许多药也不见效。有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叫“龙骨”，其实就是古代脊椎动物骨头的化石，可以治疗虚弱和破伤，一般出产在河南安阳。王懿荣看了看药方，也没有太留意。
王懿荣是北京城里有名的金石学家，加之他人品好，不少名流学土都愿意与他打交道。谁得了什么宝物，都想请他给鉴定。过了几天，有个同乡的文物商人从河南搜求了几样宝物，请王懿荣来鉴定，其中就有一些“龙骨”，不同的是上面有一些刻痕。王懿荣把这些“龙骨”拼拼凑凑，觉得有些像乌龟的壳。忽然，他头脑中灵光一闪，意识到那些刻痕并不是随意刻上去的，而很可能是古代的文字！他激动得坐不住了，意识到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龟甲兽骨是珍贵的文物。为了收集到更多的“龙骨”，他决定出高价收购。
王懿荣开出按字论价收购的办法，每字付2两银子。古董商人一看发财机会来了，把能找到的“龙骨”都送到王懿荣家中。王懿荣经过仔细研究，进一步断定，这是商代专门用作占卜用的甲骨，上面的文字是商代的文字——甲骨文。
在商代，经常要举行占卜活动。人们把龟甲或兽骨加工、磨光、钻孔，占卜的时候，再把这种加工过的龟甲或兽骨用火灼烧，这样就会在正面相应部位出现裂缝，这个裂缝很像“卜”字的形状。商王或掌管占卜的官员就根据裂纹的长或短、倾斜的形状来判断是凶是吉，并且在这个裂纹的边上刻上所要卜问的事情的文字。这些文字就是甲骨文。甲骨文在湮没了几千年后重见天日了。
●三大小说谴清政
三大小说谴清政指的是《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三部谴责小说谴责腐败的清朝政治。
《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是李伯元。李伯元，清末谴责小说代表作家，名宝嘉，江苏武进人，曾办过多种报刊杂志。《官场现形记》是他的长篇小说，共60回，描写了晚清官场贪污勒索、迫害人民和投靠帝国主义的种种现象，思想上表现出改良主义的倾向。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作者是吴沃尧。吴沃尧，清末谴责小说代表作家，亦名趼人，广东海南人。所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108回长篇小说，以描写官场为主线，涉及商场和洋场，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晚清政治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表现出改良主义的倾向。
《孽海花》的作者是曾朴。曾朴，谴责小说作家，笔名东亚病夫，江苏常熟人。1904年，曾朴创办小说林书店，并着手写作《孽海花》。该书以金雯青、傅彩云的故事为线索，描写当时一些官僚和文士的活动，暴露了清末政治的腐败，对维新派抱有幻想。
●《阅微草堂笔记》
《聊斋志异》观察社会，基于底层的观点，写人写鬼，刺贪刺虐，入木三分，然有时思想却不脱乡间秀才气，带着较多偏激色彩。比如抨击科举制度不公。其实科举制度应该被诟病的是选拔的内容与标准，而不是考试的程序。有清一代，对科场舞弊的惩罚尤为严厉，蒲松龄落榜并非考试不公正的结果。事实上，比照《聊斋志异》干净利落的叙事，再读读被他敝帚自珍的骄四骊六，就明白了。以落榜者的怨愤来观察科举制度，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一种文本“抒愤感”的意识太强，往往会影响它反映社会现象的客观。
相反地，纪昀是一个“绝对正确”的人。乾隆虽然循例推崇理学，但暗里是打击理学家的。因为一旦一种思想获得了近于宗教的地位，哪怕它本身是维护皇权的，它的狂热崇拜者却有可能把“亘古不变之理”凌驾于皇权之上，造成与日益膨胀的皇帝个人权力的冲突。纪昀无疑对“最高精神”心领神会，所以在《阅微草堂笔记》里有大量对理学家“不近人情”的嘲弄（鲁迅先生曾论之）。既然他反对理学家的“不近人情”，自然要极力标榜他在天理人心之间的平衡技巧。读者可以发现，《阅微草堂笔记》无处不努力体现自己的持平与公允，也就是说，纪昀的道德评判，并非最严厉，也不会最前卫，而是“最正确”。他表述的观点，是比较接近当时社会舆论的普遍标准的。
《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不同，走的不是唐宋传奇，而是魏晋志怪的道路。《聊斋志异》是上天入地、曲尽其态的描摹想象，（阅微草堂笔记》则是近于“原生态”的短小故事。纪昀推崇孔子的“述而不作”，致力于考据，著述甚丰，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卷，而文学创作，就只剩这本小说（诗文集系后人辑录），偏偏在这本小说里，他极力淡化创作的痕迹。《阅微草堂笔记》多数篇目，都要注明故事的来源。每个讲述者都有名有姓，若非自己亲闻，则必注明流通环节，辗转相因，言之凿凿，推卸“加工”的责任。他有时提供一个故事两个不同版本，甚至会质疑故事的真伪，伪装得像对待史料般认真考据过一番。同时他也狡黠地提醒读者：你相信道理就好，至于故事，就不必太认真了吧。《阅微草堂笔记》的分卷标题之一就是“姑妄听之”。对一本谈狐说鬼、神道设教的小说，其作者极力撇清与创作的关系，是十分可笑的。但是这无疑标明了纪昀是借神鬼小说还原人情世态的意图。
《阅微草堂笔记》的文字特别的好。鲁迅先生曾经赞誉：“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聊斋志异》以情节和描写引人入胜，纪昀则擅长不动声色地讲故事，寥寥数语，就包含丰富的信息，并把白己的价值判断，不知不觉传输给读者。他还非常喜欢作道德评价，往往在故事末尾，发一两句精警告白，或是作一幽默比喻。这使得《阅微草堂笔记》的说教既含蓄，又醒目。在说教的时候，他还格外注意“理和理打架时怎么办”的尴尬状况，有时甚至来一场真实或者虚构（借神鬼之口）的辩论，让读者看到多方的立场与判断。这一特色，使得它反映的社会伦理观更加完整。
纪昀和所有道德家兼小说家一样，都有虚伪的一面。兰陵笑笑生写的明明是“宣淫”的大“毒草”，却偏偏总要记起扮演“惩淫”的审判官。纪昀的出身和教养注定了他无论宣淫或者惩淫，都不会像笑笑生那样直截了当，但是有时他“干干净净，开开心心”地讲一个个黄色小故事，转眼又要担负起审判官的职责。这角色转换得太快，脸上的笑容都来不及收敛，读者其实不难察觉其间的言不由衷。但是，我们考察文本，不单要看一个人说了什么，还要注意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纪昀既是一个“最正确”的人，他那些道德评判，可能不代表他真实的见解，但是他会有这样的见解，恰是社会“需要”这样的见解。所以纪昀道德判断的真诚与否，往往并不影响分析的结果。
从《阅微草堂笔记》的大量“原生态”故事里，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社会从底层到高层的众多趣事，人们对神仙的信仰，对鬼神的态度，对同性恋的观感，婆媳关系，主仆矛盾，京师风尚，边地民俗，窥见素来祟尚“人情练达即文章”的国人的为官之道，做人技巧，处世哲学……它无愧于一本清代乃至旧时中国的人情世故绝佳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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