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于十月十一日登陆费城。我发现城里发生了很多变化，凯思已经不再是州长了，接替他的是戈登上校。当我见到凯思时，他正像一个普通市民一样走在大街上。见到我时，他面露惭愧之色，我们就这么擦肩而过没说一句话。里德小姐在收到我的信后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她的朋友都坚信我不会再回来了，于是劝她和另一个人结婚，那人叫罗杰斯，是个陶工。婚礼是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当我再见到她时，同样会面露惭色。同罗杰斯结婚后，里德小姐生活得并不幸福，很快就同他离婚了。她拒绝和他住在一起，也不用他的姓氏，听说那人已经另有妻室了。罗杰斯是个不错的工人，但生性卑鄙，里德小姐的亲友正是看中了他的手艺才促成了这桩婚事。他欠了债，大约于一七二七年至一七二八年逃到西印度群岛，并死在了那里。凯默尔的印刷店在经过扩建之后，又新开了一家文具店，里面的货物丰富齐全。他还添了许多新的铅字，又多请了一些帮手，虽然技术全都不怎么样，不过生意看上去挺红火。
邓汉先生在水街开了一家店铺，我们便将带回的货物陈列出来，我开始学着照料生意和记账，不久我便成了销售行家。我们同吃同住，他像父亲般对我谆谆教导。他真诚待我，我也十分敬重他，我们本来可以相处得十分愉快，然而，在一七二七年二月初，我刚过二十一岁的时候，我们两人都病了。我得了胸膜炎，几乎丧了命，在经历如此大的痛苦之后，我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后来，当身体一天天康复的时候，我反倒更丧气了，因为想到以后还要再次经受这种濒临死亡的痛苦，就感叹万分。我不记得邓汉得的是什么病了，他病了很久，最后还是过世了，他口头给我留了一份小小的遗产，作为对我的关怀。然后，他再次将我孤身一人留在了这广漠的人世，由于他的店铺由遗嘱执行人接管，所以我便失了业。
我的姐夫霍尔姆斯现在住在费城，他建议我继续干我的老本行。凯默尔也表示愿意收留我，并给我不薄的薪水，让我去管理他的印刷店，而他则继续经营他的文具店。我在伦敦从他妻子和朋友口中听说了他的不良品性，因此不愿再与他有什么瓜葛。之后，我还试图当一名商店店员，但是找不到人雇用我，最后我还是答应帮凯默尔做事。他的印刷店里有这些伙计：休·梅莱迪斯，一个威尔士籍的苏格兰人，三十岁，从小就干农活，诚实而聪明，有很强的观察力，喜欢读书，不过有酗酒的恶习；斯蒂芬·波兹，一个刚成年的农村人，干农活出身，天资聪颖，机智幽默，只是有些懒散。凯默尔每星期只给他们低廉的工资，答应等他们技艺提高后，再涨工资，以此来留住他们。梅莱迪斯做的是印刷工作，波兹做的是图书装订工作，凯默尔本身对这两样活一窍不通，但按照协议，他需要教他们做好。约翰是个粗野的爱尔兰人，什么活都没干过，凯默尔从一个船主手中买断了他四年的工作期限，想把他培养成一名印刷工。乔治·韦伯是一名牛津大学的学生，凯默尔买断了他四年的工作期限，打算把他培养成一名排字工。还有大卫·海利，他是一个乡下孩子，凯默尔收他当学徒。
很快我就发现了凯默尔给我高工资的意图，他让这些廉价的帮手从我这里学习，等他们都学会了，就得因为合同约束而继续帮他工作，而我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不得不卷铺盖回家。但我还是很乐意去工作，并将印刷店管理得井井有条，之前这里是一团混乱。我的存在多少让这些雇工们更专心致力于本职工作，并干得越来越好。
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牛津大学的学生被买来当佣工，这实在是罕见的奇闻。韦伯那时还不到十八岁，以下是他告诉我的一些情况：他出生于格洛切斯特，在当地的一个文法学校受教。在学校组织的戏剧表演中，他总能显出高人一等的才华，因此他在学生中很有名气。他还是一个叫作“维蒂俱乐部”的成员，写过一些诗和散文，并在当地的格洛切斯特报上发表过，因此被送到牛津大学学习。学习了一年之后，他觉得十分不满，因为他的心愿是到伦敦游览并成为一名戏剧演员。后来，他获得十五个金币的助学金，但他并没有拿它来还债，而是逃出了城。他把牛津校服扔在路边的荆棘丛中，步行到了伦敦。在伦敦，由于没有熟识的朋友而误入歧途，很快他就将身上的金币花了个精光，但还是没能找到进入戏剧圈的门路。没钱花时他就变卖衣服，但这并不是长久之计。当他忍饥挨饿在街上闲逛，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时，有人把一张人贩子散发的传单塞到了他手里，上面说凡是愿意签订合同前往美洲服役的人，就能马上得到款待和奖励。他立即找到了人贩子，签了合同，于是被带上船，来了美洲，而他的亲友对此一无所知。韦伯朝气蓬勃，办事聪明伶俐，受过良好的教育，实在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但他懒散、轻率和鲁莽，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爱尔兰人约翰很快就逃跑了，我跟剩下的人相处得十分不错。他们对我尊敬有加，特别是当他们发现凯默尔其实什么也教不了他们，而只能从我身上学点儿东西时，就对我更加尊敬了。我们星期六从不工作，因为这是凯默尔订立的安息日，这样我便有两天时间来读书。我在城里认识的有学识的人越来越多，凯默尔对我也客气有加，除了维龙的那笔债务，实在没有什么让我不爽的事情。目前我仍无力偿还这笔债款，因为我不懂节约，而维龙却很讲情义，从来不提这笔钱。
我们的印刷店常缺活字，当时美洲还无法制造这种活字。我在伦敦詹姆士印刷店时见过他们如何浇铸活字，不过没留心具体操作方法。但我自己发明了一种模具，利用我们现有的铅字作为冲模，铸造了新的铅字，这样便解决了眼下铅字不足的问题。偶尔，我还刻写东西，制作油墨。我管理着一个仓库，什么事情都干，总之，我俨然是一个管家。
但我发现，不管我多么有用，我已经渐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其他雇工们在业务上已经有所提高。当凯默尔付给我第二季度的工资时，他告诉我他给我的工资太高了，应该适当降低一些。他对我也不再那么客气了，经常摆出老板的派头，吹毛求疵，无事生非，随时准备跟我翻脸。但我仍旧耐心地为他工作，认为他只是因为经济状况不好才变得这样。最后，我们的关系还是因为一件小事而破裂。
一次，我听到法院附近吵吵嚷嚷非常热闹，便将头伸出窗外，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凯默尔正在街上，抬头看到了我，便开始对我破口大骂，斥责我没有专心工作，这让我勃然大怒，因为所有的邻居都看到了他对我的态度。接着，他又跑上楼来继续指责我，于是我们两人对吵了起来。他让我按照约定三个月内走人，还说这个期限太长了。我对他说，根本没有必要嫌期限太长，因为我现在就离开他的印刷店，说完拿起帽子就走。在楼下，我碰到梅莱迪斯，便请他帮我照看我的东西，把它们带到我的住处。
晚上，梅莱迪斯照我说的来到了我家。我们谈起了我的事，他对我十分尊重，不希望我离开而他却留下。我产生了回家的念头，但他却劝我打消这个念头，他说凯默尔的债务已经到了极限，这让债权人们十分不安。凯默尔将印刷店搞得一团糟，为了得到现金而不顾长远利益，做不赚钱的买卖；他经常赊账却又不记账，肯定是要栽跟头的，而这对我来说是个可乘之机。我表示自己手头没那么多钱，他说他的父亲对我印象很好，会出钱支持我们开业。他还说：“我跟凯默尔的合同春天就到期了，那时我们就从伦敦采购自己的印刷机和活字。我自知技术不精，但你若是愿意的话，你提供技术，我提供资金，将来利润对半分成。”
这个建议听起来不错，而且梅莱迪斯的父亲就在城里，也对此表示赞同，当他知道我对他儿子的影响竟如此之大时，就更赞同我们的合作了。我已经劝梅莱迪斯戒酒有一段时间了，当我和梅莱迪斯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时，他嘱托我帮他儿子彻底戒掉这一恶习。我给他列出一张清单，他便将这张清单委托给一个商人订货去了，在货运到之前，我们要严守秘密。这期间，我开始重新找工作，有可能的话，我还是希望另找一家印刷店工作。但一时半会儿又找不到，便赋闲了几天。这时，凯默尔因为承揽了新泽西州的纸币印刷业务而需要一些雕刻图版和各种活字，这些只有我会做。同时，他又怕布拉福德将我雇去而抢了他的生意，于是给我写了一封十分客气的信，信中说，老朋友不应该因一时气愤而翻脸，希望我能回去。梅莱迪斯也劝我回去，这样他就能在我的指导下提高技艺了。因此，我再次回了到凯默尔那里，我们的关系也比之前融洽多了。
我们拿下了新泽西的业务，为此，我发明了一种铜版印刷机，这种机器在美洲还是第一台。我还为纸币雕刻了一些花纹和字码。我跟凯默尔一道去了柏林顿一趟，从而圆满地完成了工作，使他得到一大笔订金，靠着这笔订金，凯默尔可以继续苟延残喘一阵子了。
在柏林顿，我结识了不少当地的显耀人物，其中一些人由州议会任命监督我们的印刷工作，以确保印刷的钞票符合法律规定的数量。他们必须轮流来监督我们，通常监督时总要带上一两个朋友来作陪，由于我读的书比凯默尔多，见地也比他高，使得大家都喜欢跟我谈话。他们还邀请我到家中，介绍他们的朋友给我认识，并且对我客气有加。反倒是凯默尔，虽然是个老板，但却没有人理会他。说实话，这个家伙有点儿古怪，不懂得生活，只喜欢狂躁地驳斥大家都公认的观点，穿戴方面也不修边幅，甚至有些肮脏不堪。他执着于宗教中的某些观点，而骨子里则透露着无赖的气息。
我们在新泽西工作了将近三个月，那时已经认识的朋友，包括法官艾伦、州议会秘书撒缪尔·巴斯蒂尔、州议会议员伊萨克·皮尔逊、约瑟夫·库柏，还有几个姓史密斯的人，以及测量部主任伊萨克·迪考。迪考是个机智敏锐、富有远见的老人，他说自己年纪轻轻就自立了，一开始做搬运工，成年后才开始学习写字，为测量员背测量链，而他们则教会了他测量的技术。现在，通过自己的勤奋努力，他已经有了一份不错的家业。他还说：“我认为你有一天一定会把那个家伙挤出印刷业，你在费城绝对可以靠这个行业发家。”那时，他还不知道我要在费城或其他地方开业。这些朋友后来对我都有所帮助，偶尔我也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他们都十分尊敬我。
在我正式开业之前，我想有必要让你了解一下当时我心中对人生原则和道德的看法，这样你就会知道它们对我未来的人生将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我父母很早就教育我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徒，整个童年时代，我都受着新教的熏陶。不到十五岁时，我读了几本书，发现书上对一些教义颇有争论，这让我对教义产生了怀疑，进而开始怀疑《启示录》本身了。我又弄到几本反对自然神论的书，据说这些书就是波尔布道时演讲词的梗概。它们的确对我产生了影响，只不过是相反的影响。为了驳斥自然神论，他引用了一些自然神论的观点，我所看到的是，这些被他引用的观点反而更有道理。总之，在他的影响下，我很快就成为一名彻头彻尾的自然神论者。我的观点还影响了一些人，尤其对柯林斯和拉尔夫的影响巨大，但这两个人在让我吃了大亏之后，都毫无愧疚感地离我而去了。回想起凯思对我的所作所为（他是另一教派的自由思想者），以及我对维龙和里德小姐的所作所为，我有时会陷入困惑，甚至怀疑自然神论的教义了，尽管它是正确的，却没什么用处。我在伦敦写的小册子曾以德莱顿的诗作为扉页的题词：
存在即是合理，虽然半瞎的人，只看见链条最近的一环，他的双眼看不到公平的秤杆，即使它高悬于青天白日之中。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还从上帝的属性，他的至公、至义、至全能得出结论，即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错的，恶与善本就是一种虚妄之想，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现在看起来，这些观点并不像我认为的那么出色，我怀疑有些错误可能会不知不觉地混入我的论断，以至于影响到后来的理论，这在哲学思辨中是十分常见的。
渐渐地，我确信，人与人的交往中，只有真实、诚挚和正直才是能获得幸福最重要的东西。我写下了自己的决心，打算将这些道德原则（航海日志中可以看到）作为毕生努力的方向。与它们相比，《圣经》中的《启示录》根本不足挂齿。我认为，有些东西并不能因为《圣经》中禁止就认为它是坏的，也不能因为《圣经》让我们这样去做，就说它是好的。我们当考虑事物所处的环境和它们的自然属性，以此来确定哪些行为应当被禁止，哪些行为应当去实行，这要看它们对我们是否有利。
这些信念是借着上帝的祝福，或守护天使的帮助，或仅仅是情势使然，也可能是三者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从而帮助我度过了危险的青年期，使我在没有父亲的监督和劝告下，安然渡过了险境，没有因任性而做出不道德或不正义的行为。要知道，由于我缺乏信仰，这些错误原本是很有可能发生的。至于我提到任性，是由于我那时年轻，缺乏经验，再加上别人的欺骗，所以上面所提到的一些事情是有其必然存在性的。正因为我的人生在一开始就有了这些良好的品质，我将更加重视和珍惜它，并保持下去。
回到费城后不久，梅莱迪斯订的铅字就从伦敦运来了，于是我们同凯默尔结了账，在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协商离开了他。然后我们在靠近市场的地方找到一间出租的房子，每年只有二十镑的租金（后来听说涨到七十镑了）。为了节省租金，我们让玻璃匠托马斯·戈德福利一家跟我们同住，共同承担租金，然后还把伙食供应承包给了他。在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开活字箱，将印刷机拼装好时，我的一个熟人乔治·赫斯就带了一个乡下人到我这里来。赫斯是在大街上遇到他的，当时这个乡下人正打听哪里有印刷店。我们把现金都用在了必须置办的东西上，所以身无分文，而这个乡下人带来的五先令成了我们第一笔收益，就像一场及时雨一样珍贵，这让我们兴奋极了，超过之后挣来的任何一笔钱。
而我对赫斯的感激之情更是无以言喻，只能以乐于帮助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作为报答了，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么热心的。
任何国家都有预报灾难的预言家，当时费城就有这么一个人，是个很有名气的长者。他外表睿智，说话时神情肃穆，他叫撒缪尔·米克尔。我与他素未谋面，然而有那么一天，他突然站在了我家门口，问我是不是新开张的印刷店青年。我回答他是，他说为我感到惋惜，因为我开业所花费的钱将来都要亏蚀掉。费城是个正走向没落的城市，许多人都已经濒临破产，可是表面现象却正好相反，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房租水涨船高，但这些据他判断都只是一个幻象，而这些幻象很快就会把我们带向毁灭。他又向我详细讲述了当时发生的灾难和将要来临的灾难。等他离开后，我陷入了抑郁中，假如我在开业前认识他的话，可能永远不会开业了。事实上，这位先生一直住在这座他预言将要衰落的城市中，并不断地向人们重复着同样的言论。许多年来，他都没买一所房子，因为一切都将毁灭。不过，最终我还是很欣喜地看到，他以比第一次预言时高出五倍的价格买了一栋房子。
创办君托社和报纸
我早该提到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前一年的秋天。当时，我招揽了很多有才能的朋友，组成了一个相互切磋讨论的社团，我们叫它“君托社”，定于每周五晚上开会。我起草了一个章程，规定每一位社员必须提出一两篇研讨论文，可以是关于道德、政治或自然哲学方面的任何问题。我们在会上进行讨论，然后每隔三个月提交一篇论文，由大家宣讲，题目不限。辩论会由会长主持，目的是探求真理，而不是好胜争辩。由了防止在辩论中出现情绪过激现象，无论赞成的一方还是反对的一方，都应该限制争辩时间，违者罚款。
首批会员包括：
约瑟夫·布赖斯特纳尔，公证事务的誊写员，中年，为人善良，待人友好，说话通情达理；喜欢诗歌，见到诗非朗读不可，自己也写一些倒还可以的诗；平时擅长制作一些小玩意儿。
托马斯·戈弗莱，一个自学成才的数学家，有很深的专业造诣。后来，他发明了一种仪器，现在被人们叫作“哈德里象限仪”。不过，除了数学以外，他对其他领域知之甚少，而且不太擅长和人交往。
像大多数数学家一样，他要求人们对每个问题都做到绝对精确，对于琐碎的事情，他只会采取两种态度，要么永远否定，要么永远区分，这常常干扰了大家的讨论。不久，他就离开了俱乐部。
尼古拉斯·斯卡尔，测量员，后来成为测量局局长。他热爱读书，有时也写几首诗。
威廉·派尔逊，是个鞋匠，却十分爱读书，掌握丰富的数学知识。他从占星学的角度研究数学，后来以此当作笑谈。在这之后，他当上了测量局局长。
威廉·毛格里治，工艺极其高超的工匠，做事脚踏实地，为人通情达理。
还有几个人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们是休·梅雷迪斯、斯蒂芬·波茨和乔治·韦布。
罗伯特·格雷斯，一位年轻的绅士，十分富有，乐善好施，性格活泼，说话机智俏皮，爱交朋友。
还有威廉·科尔曼，是某个商店的职员，年龄与我相仿。在我熟悉的人中，他的头脑最冷静、性格最热情、人品最端正、心地最善良。后来成为备受瞩目的成功商人和这个州的法官。在他有生之年，我们的友谊从未断过，长达四十年之久。
我们的俱乐部持续了将近四十年，无论在哲学、道德还是政治研究方面，都是这个州中最好的学术团体。我们打算讨论的问题，大概在一个星期前就宣读过，这样有利于大家从多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发言时也能做到有的放矢，不放过任何细节，同时也有利于培养我们良好的讨论习惯。章程规定，任何问题的讨论都是为了学习，以此避免彼此之间因意见不同而心生嫌隙。正因为如此，俱乐部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关于这个团体，我以后还会经常提到。
在这里提到俱乐部的情况，是为了让你知道我从中获益匪浅。俱乐部的成员无一不尽心尽力为我招揽生意，尤其是布赖斯特纳尔，他从教友会给我们拉来一单生意，即印刷该会的会史，篇幅有四十个印张，凯默尔则承印了其余部分。这单生意要价很低，因此工作十分艰苦。成书要对开本，用四号字，标题要用大号长体字。我每天得排一大张，然后梅莱迪斯负责印刷。等印刷完毕后，还要拆版，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因此我常常忙到晚上十一点，有时还要更晚，因为中间不时会有朋友介绍来的一些零散活儿。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每天完成对开一大张的排字工作。
一天夜里，当我装版结束，认为当天的工作已经完成时，发现不小心弄乱了一个版面，有两页的铅字被打乱了。我当即拆散，重新排版，一直干完了才睡觉。邻居们看到我如此敬业和勤劳，都对我大加称赞，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信誉。我还听到有人这样说：在商人的夜间俱乐部里提到新开业的印刷店时，大家都认为会垮台，因为城里已经有了凯默尔和布拉福德两家印刷店了。只有贝尔德博士（多年后，我跟你曾经在他的故乡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教堂见过他）不这么认为，他说：“像富兰克林那样勤奋的人，在他的同行中我还没见过。晚上我从俱乐部回家时，他还在工作；而当第二天街坊邻居还在睡觉时，他已经在工作了。”这番话让不少人深受触动，不久之后就有一位商人找到我们，要我们为他代销文具，但那时我还没有开文具店的想法。
我这样毫无顾忌地谈论我的勤劳，似乎有点儿自吹自擂，但我的目的是激励子孙后代——当他们读到这本册子时，我要让他们知道正是勤劳推动了我的整个事业，那么他们就会珍惜这种美好的品德了。
乔治·韦伯交了个女朋友，这个女人替他交了赎金，于是他便从凯默尔那里离开了。现在他找到我，想到我这里来工作。当时，我还不能雇用他，但我却傻傻地告诉他一个秘密计划，即不久之后，我打算办一份报纸，等到那时我再雇用他。我还告诉他，我把成功的希望全押在那份报纸上了。当时，费城只有布拉福德办的一家报纸，是一份经营无方、毫无价值又枯燥乏味的报纸，但他居然也从中赚到了钱。因此，我想办一份更好的报纸，肯定会受欢迎。我对韦伯千叮万嘱，让他千万不要将这个秘密泄露出去，不过他还是告诉了凯默尔。于是，凯默尔立即在我之前宣布了办报纸的计划，而韦伯就被他录用了。我对此十分生气，但那时还不具备办报纸的能力，便在布拉福德的报纸上写了几篇消遣性的文章来反击他们，标题为《爱管闲事的家伙》。后来，布兰特内尔又将这一专题续办了好几个月。总之，这让群众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这家报纸上了，而凯默尔的计划则在我们的讽刺挖苦下无人问津。他还是办起了报纸，但最多时也只有九十个订户，勉强坚持一个季度之后，他就把那份毫无价值的报纸卖给了我。我那时已有所准备，立即接手了。事实证明，在以后的短短几年内，我因这份报纸赚了不少钱。
我习惯用单数第一人称说话，尽管此时我已经同梅莱迪斯成为合伙人，大概是因为整个业务其实全仰仗我一个人。他既不会排字，印刷水平又不高，而且很少有不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朋友们都在为我和他合伙感到惋惜，但我只希望能把事情做好。
我们的第一份报纸出炉了，与此地其他报纸相比，显然大有不同，我们的报纸字体清晰、印刷精美。当伯内特州长同马萨诸塞州议会之间发生争执时，我写了几篇言辞激烈的评论，触动了一些重要人物，使得报纸和它的发行人成为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不到几个星期，他们全成了我们的订户。这些人带动了更多的人，我们报纸的订户因而稳步上升，这全赖于我能写文章。会写文章的另一个好处是，那些大人物在得知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创办的报纸后，就会对他施加恩惠，予以鼓励。
布拉福德仍然承印选票、法律文书和其他一些公家业务。不过，他在给州长印刷州议会的呈文时，质量粗劣不堪、错误百出，我们便将它重新印了出来，印得精美漂亮、准确无误。我们把自己的作品给每个州议员寄了一份，相信他们不难比较出两者的差别，这让我们在州议会的朋友扬眉吐气，于是投票赢得了第二年公家业务的承揽权。
在州议会的朋友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汉密尔顿先生。先前我提到过他，而此时他已经从英国回来，并成了州议会的议员。他在这件事上对我鼎力相助，以后的日子里，他同样对我关照有加。维龙先生正是在这个时候才跟我提起了那笔欠款，但他并没有催我还。我还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恳请他再宽延一段日子，他答应了。后来，我一有足够的钱就连本带利全都还给了他，同时向他致谢。可以说，我以自己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自己的过错。
不过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梅莱迪斯的父亲曾承诺要为我们的印刷店提供费用，他果然做到了，不过只提供了一百镑，但他欠另外一个商人的钱甚至超出了一百镑。那个商人等得不耐烦了，就把我们告到了法院。我们虽交了保证金，但如果到期仍不能偿还债务的话，法院很快就会判决并没收印刷机和铅字而后拍卖，而且是半价拍卖。到了那时，别说是我们宏伟的事业蓝图了，连同我们自身都会毁于一旦。
就在这紧急关头，两个真正的朋友出现在我的生命中，虽然他们彼此互不相识，却给予了我同样的善良和友谊，这让我终生难忘，哪怕我只能记住一件事，也不会忘记他们。我从来没有请求过他们，但他们却主动为我提供资助，这些钱能让我完全独立经营了。他们劝我不要再跟梅莱迪斯继续合作下去，因为他整天就知道醉醺醺地走在大街上，或在啤酒馆里玩低级游戏，这有损我的声誉。这两位朋友分别是威廉·科尔曼和罗伯特·格雷斯。我对他们说只要梅莱迪斯父子能够履行协议，我就不能提出散伙。因为他们的确帮过我不少的忙，只要他们尽力，我就有义务跟他们继续合作下去。但如果他们最终无法履行合伙协议的话，我就只能散伙了，到那时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接受朋友们的帮助了。
这事姑且拖了一段时日。有一天，我对合伙人说：“你父亲大概不希望我们两个共同经营业务，所以才不愿为我们垫付款项，假如你一人经营的话，他肯定会为你垫付的。如果这是真的，就告诉我，我立刻退出，东西全归你，咱们从此分道扬镳。”他说：
“不是这样的，我父亲倒是真的为此感到失望，他的确无力垫付款项，我也不想再让他伤心，我看我不适合干这行。我从小务农，三十岁进城才做学徒干起这个行当，这可能完全是错的。很多威尔士人准备到北卡罗来纳去，听说那里的地价很便宜，我也准备随他们去那里，重操旧业。你可以找其他朋友帮助你了。假如你肯将债务归于你的名下，愿意为我父亲偿还一百镑，再为我个人偿还一些债务，再给我三十镑和一副新马鞍的话，我就退出合伙，这儿的一切全都归你。”我立马同意了这个建议，书写成文，签字盖章，然后给了他想要的。他很快就去了北卡罗来纳。第二年，他从那里给我寄来了两封信，信中描绘了他在那片新天地所享受到的一切美好，比如气候宜人，土壤肥沃，还有他的耕作，他本来在这方面就是内行。我将这两封信登在报纸上，吸引了不少读者。
他一走，我就找到那两位朋友，向他们寻求帮助。为了不偏袒任何一方，我从他们为我提供的援助中各拿了一半，偿还了所有债务，并以我的名义开始独立经营这家印刷店，然后登报公布我们的合伙已经解散。这大概是一七二九年前后的事。大约在这个时候，公众发出了要求增加纸币的呼吁，因为本州只印了一万五千镑的纸币用于流通，而且纸币的数量正在不断地减少。富人们则反对增加纸币流通，担心会像新英格兰那样造成货币贬值，损害他们作为债权人的利益。我们在君托社将这问题拿出来进行讨论，我赞同多发行纸币，因为一七二三年那次少量增加货币的政策确实给社会带来了良好的效果——增加了贸易、就业和移民的数量。而现在，我们满眼所见的是，所有的老房子都住满了人，许多新房子正在建设中；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年我啃着面包，第一次在费城的大街上闲逛时，胡桃街、第二、第三街的房子等，许多地方都张贴着“待租”的条子，板栗街也是这样，这让我觉得费城的居民好像都在向外搬迁。
我们的争论让我对这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我写了一篇匿名的文章，并将它印成了小册子，题目是《纸币的性质及其必要性》，受到大众的欢迎，却遭到富人们的排斥，因为它让加印纸币的呼声更高，而他们当中却无人能写出一篇文章来予以反驳。就这样，增加纸币的议案在议会中通过了。我在议会的朋友们认为我对这一议案的通过有一定的贡献，于是将增印纸币的业务给了我作为回报。这可是笔不小的利润，对我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我会写文章所得到的另一大好处。
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证明增加纸币的决议是正确的，于是人们再也不为这个话题争论不休了。很快，纸币的发行追增到了五万五千镑，到了一七二九年达到八万镑，因为战争又激增至三十五万镑。贸易、建筑和移民同时也在增加，不过我倒是认为纸币增加的数量应该有个限度，否则过犹不及。
通过朋友汉密尔顿的介绍，我很快便获得了承印纽卡斯尔纸币的生意，这单生意又将带给我很大的收益，至少在我眼里是。
生活在下层的人就是这样，一点点成就看起来也会很了不起，这些生意对我来说确实很有益，让我颇受鼓舞。他还为我介绍了纽卡斯尔市的法律文本和选票的印刷业务，后来这项业务始终归我承印。
我又开了一家小文具店，出售各种空白单据，这是市面上印刷得最精确无误的一种单据，这完全得益于朋友布兰特内尔的帮助。除此之外，我的店还出售纸张、羊皮纸和小贩们用的账簿等。我在伦敦认识的一个叫怀特玛什的排字工，现在到我这里工作了，手艺堪称一流，对工作既有恒心又勤奋。我还收了一个学徒，是阿奎那·罗斯的儿子。
我开始慢慢偿还创业时所欠的债务。为了赢得作为一个商人应有的信誉和声望，我恪守本分，勤俭节约，努力克制自己以免误入歧途。因此，我衣着朴素，从不在娱乐场所消遣，从不出去钓鱼打猎，唯有读书才能占用我的工作时间，而且尽少占用，以免让人说三道四。为了显示我的脚踏实地和兢兢业业，有时我会把购买来的纸张放在小推车上，沿着大街一路推回家。这让我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认为我是个勤俭刻苦的好青年。
我进货从来都是货款两清，从不赊账拖欠，那些进口文具商都愿意做我的生意，还有一些商人要我做他们的书籍代销商。渐渐地，我的事业蒸蒸日上。与此同时，凯默尔的信用和业务则每况愈下，最后被迫卖掉了印刷店来偿还债务。之后，他去了巴巴多斯，在那里生活了多年，穷困潦倒。凯默尔的徒弟戴维·哈里买下了他的器材，继续在费城营业。我在凯默尔那里工作时曾指导过他，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会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因为他手下有不少能干和有势力的朋友。我提出跟他合伙的方案，而他对此不屑一顾，后来当我看到他的所作所为时反倒十分庆幸。因为他骄傲自大，整天穿得像个富豪绅士，生活奢侈浪费，经常外出寻欢作乐，以至于债务缠身，也从不关心业务上的事。慢慢地，所有的客户都不再跟他来往，当他没有生意可做时，便学师傅也去了巴巴多斯，走时将印刷器材也带了过去。在那里，师徒两个换了换位置，原来的徒弟做起了师傅，师傅则沦为了工人，两个人经常吵闹不停。哈里后来欠下了更多的债务，所以不得不卖掉铅字，回宾夕法尼亚务农去了。买下哈里器材的人继续雇用凯默尔来操作这些器材，但几年后凯默尔便过世了。
现在在费城，我的竞争对手除了老布拉福德外，再无一人。布拉福德生活富足而悠闲，时而雇几个临时工做些少量的印刷活，并不为没有生意而着急。他管理着邮局，因此，人们认为他比我能更多地获得新闻，在他的报纸上刊登广告的效果会更好，于是他有了许多广告客户，这对他十分有利，而对我却很不利。尽管我也通过邮局接收和发送报纸，但人们不相信我，因为我是通过贿赂邮差，委托他们偷偷发送报纸的。这样，我便被布拉福德抓住了把柄，他禁止我这么做，我对此恼怒不堪，因为他实在太卑鄙了。等我到了他那个位置时，也绝不会像他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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