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觊是从河东安邑赶过来的,他是祖上有点小钱后来又没落的人。(后来证明刘协还是想得太简单。)
刘协乍一听还以为是卫青的后人,当年在皇宫里闲着没事做就翻西汉的史书,竟然找不到许多功臣的后人的事迹!他们多半承袭了父辈或者祖辈的侯位,但是西汉的皇帝都比较刻薄寡恩,很少有传三代以上的爵位。动不动就犯了什么法,被革去侯爵,然后不知所踪。
汉朝的衰败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由于官位任期一满就无权无势,所以大家都憋着劲想要封侯(异姓不封王)好让家里人有固定收入和名望,然而大量的事实证明,皇帝为了自己的统治,这些看似靠谱的长期饭票使用期限很少超过七十年。使很多汉朝中层干部(即士族)心寒齿冷,也使他们开始憋着劲为自己着想。
最突出的就是,举孝廉。
现代人听到汉朝的举孝廉都会觉得,很多名不副实的渣渣混迹官场,导致了官僚系统的腐败。
事实上,刚刚开始举孝廉的西汉,皇帝是可以直接面试被推荐上来的人的,而如果一旦这个人不咋地,推荐人也得有相应的惩罚。如果很优秀,也有相应的赏赐。这是早期的选拔制度,是比较适应西汉的国情。
然而,到了东汉,举孝廉才慢慢变质。被推荐人和推荐人开始变成“约定门生”的利益整体。也就是中层干部内部打成铁板一块,士族们为了对付日益凶悍的外戚和宦官(其实就是皇权的一种衍伸,他们都是皇帝的亲戚或者仆人),开始形成了一种潜规则:被推荐人要懂得感恩。
那要感谁的恩呢?要对推荐人感恩,而不再是对皇帝感恩。
这就坑大发了,老刘家好不容易开个公司,底下的员工觉得没有长期福利,开始自己在自己部门安插亲信,才会导致后来袁氏门生故吏满天下的情景。
所以东汉末年,汉灵帝开始卖官,虽然荒唐,却是无奈之举。而掌握舆论的士族早就开始明码标价,推荐你当上哪些官位之后,就算是自己的门人了,这样出来的人,善于溜须拍马,附庸风雅,成为坐谈客的族群(比较典型的就是袁绍刘表)。他们这类人多半名过其实,有点本事,却被名气所累。
卫觊祖上被这样刻薄的皇恩和任人唯亲的推荐制度坑得一塌糊涂,没落之后却没有放松对孩子的教育,所以也是早早有才名,但是没得过推荐的他想晋身仕途,难如登天。
这次看到政令算是快马加鞭就来到了野王。
得知这些政令是出自刘协【假名刘合,字伯和】之手的时候,心中暗暗感激。
而此时,司马朗刚到,也被请入庭中议事。
汉朝还没有普及凳子【三国的时候传入,那时候叫“胡床”】,所以三个人都是跪坐的论事。
司马朗第一印象就是震惊,从来没想到颁布政令的竟是一个黄口小儿,早年他就被人夸为优秀一辈,心下更是留意此人举止。
不留意还好,一留意就发现刘协的举止规范,就是宫中礼仪。而且早年董卓掌权的时候,司马朗就与刘协有几面之缘,现在刘协虽然黑壮了些,却还是很容易认出。
司马朗听说了刘协在长安城的举动,却没想到他逃到了这里。正在震惊中,卫觊已经开口道:“刘公子是董公仁门人,思虑定是不凡,只是公子可知,我汉朝自定都东都以来,虽嘴上抑商,实际上却是‘宽商’。”
“哦?”刘协来了兴致,“愿闻其详。”
“我朝光武皇帝英明神武,当年亦是商人出身,而开国功臣中,多半也是富贾出身。即使原本家无资财,光武皇帝论功行赏,却不让他们触碰权力,于是他们一个个都潜心经营家族,行商坐贾,不在话下。”卫觊很兴奋地向刘协普及真实的汉朝商业发展史。
原来还有这一茬,刘协原以为所有的封建王朝都是禁商、重农抑商,历史教科书都这么写的呀!
后面卫觊还说了很多,大概的意思是:由于那些大功臣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贩,皇帝朝纲不振,因为对方既有名声又有钱,很难收抚。最可怕的事情是这些人开始伸手干盐铁生意,原本盐铁就是国家专营,桑弘羊死后,《盐铁论》问世,后来官办的国企干不下去了,在汉和帝时期开始让民间资本经营盐铁,此时,酒已经是国营私营共同开发共同竞争的局面。
其实刘协玩这招是听了田畴的介绍才想到的,田畴说,刘虞在幽州开放市场和少数民族做生意,又开放了山林禁制,三年就把幽州经济搞活了搞火了。
看来这个东西,没有刘协想得那么简单。
卫觊打击了刘协,却没有立马给出解决方案,反而是一旁的司马朗看出了究竟,看到刘协被吓到而沉思的样子,司马朗仿佛像是大哥哥一样,对着眼前的少年。
刘协终于开口说了句刘邦最经典的名言:“如之奈何?”(该怎么办?)
司马朗道:“公子要兴旺河内民生,此三法甚好,但实施之时需有懂此三法的人方能拿捏火候。”
卫觊被这一语中的的年轻人稍稍震撼,没错,任何的政令都可能是好政令,但所用非人,只会好心办坏事。
接着话茬,卫觊说道:“此番政令,不可让大族过分参与,应该让小民们多分利,这样才不至于重蹈我朝早年覆辙。”常年不太得志,说话自然尖刻些,反倒是司马朗年纪轻轻,在人事方面游刃有余,温和许多。
刘协突然不知道哪来的疯劲,想学古人来个礼贤下士,便长揖,道:“还望伯儒先生留下来助吾师一臂之力。”
卫觊被这招弄得有些失措,但好歹也有阅历了,赶忙说不用这么大礼不用这么大礼。接着跟刘协说,其实这个事情会是一个好事,但是就怕到时候刹不住而已,有两点难办,一是税很难收,饶是你再低的赋税也很难收上来,因为逐利是商人的秉性;二是难保手下的人和这些商人沆瀣一气,这样就对想存钱招兵买马的人毫无益处了。
刘协和司马朗都还没想到这一层,毕竟卫觊是经历过社会黑暗面比较多的过来人,想事情更悲观,却更周密一些。
卫觊胸有成竹地说:“其实解决的方法最好是,不收关税。”
“什么?!”
“不收税不代表不能挣钱,往来商贾皆是富家出身,我们要想方法挣他们的钱。”倒是想挣,但该怎么挣呢?刘协仅有的历史知识,是黄、赌、毒,但这种事太害人了,而且很不上品。
“愿伯儒先生明告之。”
“其实税还是要收,但不需要太过打击偷税漏税,请公仁先生和张将军差心腹之人立一些酒楼茶坊,再开一些商品交易行。”
司马朗一听眼睛就亮了。河内大族,非司马氏莫属,此等生意最好与司马氏联合,其中之利只要张杨和司马氏愿意分成,这桩生意可以说是稳赚不赔。有军事集团保驾护航,再加上长期的士族实力,舆论优势、军事优势、再加上财力和权力,可以说在各个方面都能够互补。
然而刘协作为一个21世纪的人类却不这么看,至少他能看到的是没有竞争,这样的垄断只会造就低效高价的国企,而且仗着自己的特权,又碍于自己的权限,只会做成一家尾大不掉还要拿钱填补亏空的公司。他突然想起来,卫觊会不会是卫青的后人???
于是他马上问道:“伯儒先生贵姓卫,可是我朝卫大将军后人?”
“公子说笑了,卫某祖上都是儒生,非大将军一族。孝武帝时,我祖讳名绾【即汉武帝时卫绾】曾任太子太傅,后明帝时我祖讳名暠【即汉明帝时卫暠】因才德名望受朝廷征召,不料身染疾病,殁于半途。【在东汉明帝(58—78),由于卫暠的儒学声名,便被朝廷征召,由于路途和身体状况,在赴洛阳就任途中卒于今山西夏县,朝廷便在本地赐所葬之。于是,家人便在当地定居下来。】实非卫大将军之后。”
原来如此,看卫觊数着祖上有名的儒生的时候,就像数着家里的珍宝一样。这便是汉代看门望的时代,一个人要想为子孙后代留多点财富,就一定要自己生平做出些成绩,最好是德才兼备,才算是光宗耀祖,泽润后人。“若此,看来卫氏经营河东也有百余年了。”
“正是如此。”
“伯儒先生,伯达先生,仆有一策可解今燃眉之急。如今河东望族,非司马氏与卫氏莫属,不如各领一族之力,政令之便同等平分。野王盐铁之利,二十税一。天下商贾必蜂拥而至,两望族此中经营,必定有法子挣商贾们的钱。朝廷与先生们平分其利。”
也就是说,将河东的生意一分为二,司马家和卫家各分一部分,拥有独立经销权,生意的纯利,要五五平分。这要在现代来看,简直敲诈,但是在刘协开出的条件来看,实在是丰厚。
首先,山林之禁一开,尤其是以这么低的税收开。这种牺牲本身对原来一心想从生产资料挣普罗大众钱的朝廷而言,不可谓放归民众自主开发,利润可以忽略。
第二,野王政令引来的商贾大多财富丰厚,有人流量就有生意,尤其是这么多富人会结伴而来,可以想见未来的收益。
第三,野王的安全要仰仗刘协张杨这些军阀的保护。
这三点,有弃利,有开源,有保障。利润五五平分,在动荡的此时不算过分,要知道后来曹操的屯兵制度得来的粮食也是四六分。
卫觊和司马郎都是聪明人,这一番计较已定,便欣然应允。又隔半月,野王在他们的各种宣传下,野王迎来了各类商旅,多半是为了这里的煤炭铁矿还有粘土而来。煤炭这东西,在古代非常金贵,取暖生火的便利材料,打造铁器的火种;铁就不用说了,兵器农具都要用到;而这里的粘土是刘协未曾想到的,这的耐火粘土是极佳的烧制陶瓷的材料,埋藏浅,易开采,整个河内郡的储量惊人。
司马朗做事非常温和,而卫觊常常有恢复祖上荣耀的想法,做法相对而言大刀阔斧了些。
正是:利引五湖商与贾,名招四海士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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