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大家欢天喜地，谈笑风生。虽然因二狗的死而伤心难过，但毕竟是打了一次胜仗，见了一次大世面。当晚就到了义和团“蓝灯照”的营地。弘姑带领大丫、二丫等几位女将先去各处巡察一番，然后回来与众人共进晚餐。饭后，弘姑问洪川与桃姑是否参加义和团一事，洪川说：“当年不是常听师父说，要‘灭满兴汉’，‘反清复明’吗？怎么现在你们的口号倒变成‘扶清’了呢？”弘姑说：“此一时，彼一时，日下洋寇四起，各据一方，虎视眈眈，大有瓜分我中华之势。清军无力抵抗，我们若打出‘反清灭洋’的口号，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如何得以发展。为了保全自己，又能抵抗外侮，这是权宜之计了。”弘川思索片刻说：“听你所言，似乎也有些道理，然行小变而失其大常，倘有一日清军反咬一口，将如何是好？”弘姑默然。
正在这时二丫来报，说：“虎神营那边传话请师娘过去议事。”弘姑跨上马命大伙押着带来的钱粮一起去虎神大营去了。
弘姑走后，周小莺来到洪川跟前说：“师父，我想跟师娘说一声回去看看我的父母。他二老年事已高，我又没有三兄二弟的，不知可否？”洪川说：“这是人之常情，当然可以的。”小莺又说：“这路途遥远我又不知父母现在何处，师父能陪我一起前往吗？”洪川想了想说：“当然可以，好歹我现在又没有什么大事，我送你去巢州，顺便回去看看孩子。”小莺听了甚是高兴，大伙说着话一直到了深夜，弘姑才回来，一进门大家就问长问短，打听着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只见弘姑紧锁双眉，坐在那里好长时间没有说话。大伙也不敢多问，只是默默地等着，这时洪川说：“有什么事，说出来大伙商量商量，不要一个人装着。”
弘姑将头巾取下，将脸上的长发向后捋了捋，说：“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现在情况又有了变化。当年的山东巡抚敏贤大人，他一直痛恨洋人，扶拳为团。他叫我们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因此山东义和团才出现风起云涌之势。今日得知，敏贤被贬，清廷又派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他到任后，血腥镇压我义军，上面的意思是为了减少损失，我们必须马上北上，转战津京，以避锋芒。”
说话间，又有人来报，说：“虎神营那边有令，要求各门、团整装待发，黎明前出发。”弘姑立即命二丫姐妹传令下去：“按照大营命令，各地做好准备，不得有误！”
这时，周小莺悄悄来到弘姑身边，提出求师父送他探寻父母一事。洪川说：“此地离安徽甚远，她一个女孩上路，不太放心，自己顺便回去看看孩子，此乃两全其美之事，等办完事之后，我便立即赶往津京寻找你们，你看如何？”弘姑说：“这样也好，回去看看孩子。”又转过脸来问桃姑，“不知师妹有何打算？”桃姑说：“愿随师姐一路北上，侍奉于左右。”弘姑非常高兴，于是在天亮之前，弘姑带着大队人马有桃姑侍卫左右取道天津。洪川则与小莺取道安徽。洪川、弘姑夫妻一次短暂的相聚之后又各奔南北了。
话分两头，先说洪川与小莺一同上路。二人一合计，小莺提议，先去武城看看她的义父母，再打听一下是否有船，顺便坐他们的船到扬州或镇江，然后转去南京，这样最为方便。可是事不凑巧，二人赶到武城家里一打听，二位老人刚从上水下来，在家休息两天就又走了。小莺只得拜托邻居问候一声，说自己有事，于是就同洪川师父一同来到河下，周小莺在这里跑过几年码头，人缘又好，很快就找到一个船家，正好他们是去杭州的，必经镇江、扬州。船上还有两位客人，也是一男一女。大家正好一路同行。于是上了船，当晚船家就拉帆启航了，因为这两天特别辛苦，洪川与小莺一上船就早早睡了，一夜无话。
第二天早晨，大家一起早餐，一叙话，原来那位五十来岁的男的，姓方，名伯儒，是个来往与京杭两地做生意的。而那女子是从沧州上船的，姓袁，是来沧州探亲的，看上去也是书香人家，举止言谈颇为得体。小莺一听是从沧州来的就赶忙打听“得月楼”的近况，袁小姐说：“我不住城里，离沧州还有几里来地。只听说‘得月楼’已几易其主，其他就不甚清楚了。”小莺也只得罢了。
洪川听说那方先生是从京津来的，正赶上弘姑她们已去天津了，于是就问起那边的事情来。那方先生一听问起这事，倒像是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一样奇怪。长叹一声，便滔滔不绝起来：“看来你这位先生，也是刚刚出门或者是不问世事的人。现在的中国已不像一个国家了，你知道中法战争吗？你知道中日海战吗？耻辱啊，耻辱啊！告诉你，现在香港九龙与山东的威海是英国的了；旅顺大连是俄国的了；广州的广州湾是法国的了；山东青岛与胶州湾是德国的了；台湾与澎湖是日本的了；外国人的势力遍及全国各地。
“这还不算，”方先生有些激动，他喝了口水，接着说，“美国佬也不甘落后，据传美国总统麦金莱给国会的咨文说：‘对中华帝国沿海省份的一些地方被几个欧洲强国所控制，美国并不是袖手旁观者。’你听，你听，都来了。我们不久恐怕就要当亡国奴了。”
空谷足音，洪川有些愕然，如听天书一般。说真的，他下山以来，听到如此多的有关国家的消息，这还是头一次，忙问：“先生，这是真的吗？大清国那些当官的，当兵的呢？”
“管个屁用？”方先生有些义愤填膺，“小小的一个法兰西打不过，小小的日本倭寇，也打不过。人家讲究实学，讲究强军。中国却在讲究八股，你看那些只知道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一旦做了官，你想想，地方哪里会治好，国家哪里会强盛？国家不强，哪里能对付得了那些有洋枪、洋炮，有先进战船的强国。我认识一个外国传教士，他当着我的面说：‘各国就要来把中国瓜分了。’你看现在不就是吗？牛先生你恐怕不看报纸吧！看了你会睡不着觉的，不过还是不看的好，省得烦心……”
洪川还是第一次听到有关国家命运的高谈阔论，不觉也有些愤愤然。看方先生那激动不已的样子，似乎带几分安慰的口气说：“先生，你做你的生意，何必动这么大肝火呢？”那方先生把眼睛一轮，“先生，那你就不懂了，没有国，哪有家，国家都亡了，还做什么生意，那还不尽做受气的生意。我说个故事你听听，这也是那位传教士告诉我的，‘说日本人占了台湾之后，在台湾行的政令：第一，不许台湾人说中国话，不许用中国文字，一律要用日本语，用日本文字，不学就拿去法办，原因是叫你忘了祖宗；第二，是不准台湾人走路边上，一律要走马路当中，意思是台湾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在路旁恐怕会偷店铺的东西。’”说着，说着，方先生把桌子一拍，弄得大家猛的一怔，“你说可恨不可恨！你说我做我的生意，还做什么生意，这还是人吗？再说大清这些当官的，有几个是真才实学干上来的，都是花钱买来的，捐来的官。他们哪里是做官，其实也在那里跟我一样做生意。他们那手段，那牟利之心，比生意人还龌龊，还利害呢！”
方先生好像是遇到了知己，好像是被压抑多年的火山，一下爆发了一样，慷慨陈词，说得气喘吁吁。洪川连忙给他倒上一杯水，递过去。他接在手中才慢慢平静下来，坐到小凳上。坐在另一边的袁小姐笑笑说：“先生，在中日海战中，我们也有几位将领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呀！你说是不是？”
方先生一听，气不打一处来，“嗵”一下又站了起来，走到船舱外，忽然又折转身来，把双手一摊，说：“大小姐，有什么用，那个老太太整天只听他的大臣们在家里山呼：‘万岁，万岁，万寿无疆！’一见洋人屁都不敢放一个，只知道割地，赔款；还有一个大红人，只知道到处去签字、画押，靠那几个人去卖命有什么用。你知道一个军政大人曾对丁将军下过一道军令是怎么说的么？”
方先生扭过头来直面袁小姐，说：“原文是，‘如违令出战，虽胜亦罪。’你听，你们听听，打胜了也要惩罚你，那，那不是叫你打败了才好吗？你们还听说那日本鬼子，在占领旅顺后，绑了数千中国人于一处鸣枪肆击，又用乱刀乱剁，直到体无完肤为止的事吗？连西方报纸都说，‘日本是披着文明的皮面，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呢？’报上还说，在李大人同他们签订合约时，李大人请求说，‘台湾已是贵国口中之物了，何以着急？’可日本人却说，‘还没有咽下去，饿得厉害呢！’你们听听，这是什么话。丧权辱国！丧权辱国啊！”方先生又激动起来了。洪川与大伙听了也为之动容。
这时小莺插话说：“方先生，现在义和团和清军一道，不正与洋人打的凶吗？”
“姑娘，这你就不懂了。那是老太太拿老百姓爱国之心，爱国之情，当枪使。前一阵子，不也有一股读书人在闹变法维新吗？结果怎样？老太太不答应，最后还不是，囚的囚，逃的逃，死的死吗？义和团，我看老太太一翻脸，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就算老太太不翻脸，你想想人家是洋枪、洋炮，义军是大刀、长矛，锄头，镰刀，能打过人家吗？那义和团口口声声念叨什么：‘铁布衫、金钟罩’‘刀枪不入’，姑娘，告诉你，那个时代过去了。你恐怕没有见过那枪和子弹吧，可厉害啦！”
洪川听了觉得方先生说得许多话很有道理，不免为义和团和弘姑她们担心起来，问：“方先生，这样看来中国没有救了，我们当亡国奴当定了？”
这一问，倒把那方先生问得平静起来，坐下来，又喝了口水，长叹一声，说：“说中国要亡呢，一时恐怕还亡不了。你看那义和团就叫洋人害怕。我年纪大了，已是末路人了，没有用了，希望在你们英年有为的人身上了。”他望了望洪川与袁小姐，接着说，“如果你们都能学好本领，忧国忧民，中国可能还有希望。总而言之，中国不亡便强，不强便亡，断不会有气无神的永远这样下去……”
正说着，船家叫吃饭了。大家又说说笑笑的吃饭了。饭后，洪川示意小莺给方先生倒了杯水，递过去，他打心底佩服、敬重这位萍水相逢的先生。
一天以后，彼此都熟识了，说话也就更随便了。原先受那方先生的一段愤世疾邪的陈词所感染，弄得大伙都危襟正坐的，现在反觉得好笑，觉得这只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这两天小莺与那袁小姐也越说越投机了，话也就多起来了。
这天晚上，大家都没有睡意，守着一盏油灯说着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后来小莺问起袁小姐的事，又引出一段故事来。那袁小姐说：“现在大家也不是外人，说出来也不怕见笑，我这次是接了母亲的电报，才回沧州的。因为我一直随父亲在杭州读书，家里只有老母亲。前几天，母亲突然去电报叫父亲回家，父亲是生意人，又近年关生意忙，于是就叫我回家一趟看看。你们猜怎么着，我一到家，母亲大吃一惊，问我现在怎么回来了。我说不是你打的电报吗？我母亲可气坏了，直跺脚说，‘好了，我知道了！’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袁家的祠堂有些地方坏了，要修葺一下，要花的钱也不多，可我那叔爷爷，我们那里叫叔公，凭着自己是长辈又是族长，非要我家母亲承担这笔费用，说我家在外做生意，赚了不少钱，都是祠堂的老祖宗保佑的。我母亲不服气，说是他们长辈欺悔她，拿她一个女人在家，不作数。我到家听母亲一说，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就主动到了叔爷爷家里，说这钱我家全出了没问题，只怕是出力不讨好，因为这祠堂是大家的，不能把这份对祖宗的情义被我一家独占了，怕别的子孙不高兴。自然是这样，倒不如把这钱拿来孝敬叔爷爷您老人家了，那修葺费该摊多少，摊多少，这样里外都说得过去。”
那叔爷爷一听，放下烟袋拍着我的肩膀说：“你看，你看，读书人就是明白。不然我怎么一定要你爹回来呢。孙女，别怪我，你家那电报是我发的，光打电报就花了三千多钱。”我说：“好说，明天一并奉上。”果然第二天叔爷爷拿了一个名册来了，只说你家愿出多少，就写多少。我一看有人写三千钱的，有写五千钱的，我就写了一个八千钱元，并顺手塞给了叔爷爷一包小烟，外加打电报的钱。那叔公用手一捏里面有货，就乐滋滋的噘着小胡子走了。
后来我母亲又跟我商量，说把家里的几亩田卖了，给大伯、二伯家种了这些年，一年到头不给地租，还说是应当的一样，一句人情话都没有。我后来好不容易打听到我当年的同学家，想卖给他家，那家也答应了，回来一说，你猜我那大伯、二伯怎么说，‘卖什么田，先有亲房，后有当家，要卖也得卖给我们，谁家也买不去！’我母亲说：‘人家一亩田愿出十块大洋，你们只要出八块，就卖给你们，还不好吗？’你猜我那二伯怎么说：‘一块，一亩，还便宜你们呢？像这样的买法，我们一个铜板不给，也行！’
袁小姐说到这里有些愤怒，“你们听听，这是什么亲房。后来我和母亲商量着不理他们，再去找我那同学家，可人家说：‘不买了，不能买，有钱不买冤家产。买了，今后也种不安。’你看，你们看，这不是硬讹着咱家吗？后来我跟母亲说，算了，让他们种去吧。回去跟爸爸商量一下，接你去杭州住算了。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周小莺听了愤愤不平地说：“这些人真是太不讲理了！”洪川也有些愤愤然。可那方先生却笑笑说：“袁姑娘，忍了吧，古人云：‘能忍者，自安，忍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记得有本书上说：‘寒山问舍得，世间有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置乎？’舍得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关键是再待几年，你且看他，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袁姑娘，”方先生又说开了，“你说你的伯父不讲理，我敢肯定地说，也会有人在他们面前说，‘就这么着，看他母女俩怎么办。是谁不讲理，越有越算，还说什么理不理呢？可那真明理的人，你向他们诉说，请他们讲句公道话，可他们一是缄口不开，至多是说一句，‘哎呦，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蛆虫还往肉里钻呢？’说不定还冒出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来，你说是不是？”
袁小姐猛地一下站起身来拍着手说：“先生，你怎么知道的，你真神了。你怎么连他们说什么都知道呢，你怎么看的如此清楚明白呀！入木三分，入木三分。”
“哈，哈哈哈！”这是船家与那方先生的笑声。洪川与小莺听了觉得有些道理，但似乎也有些不可思议。
又一天的晌午，大家都休息去了。洪川觉得没有睡意就过去跟船老板搭讪闲聊，在谈话中得知，他们这种大船是专门为大清朝皇家运粮食等各种物资的，一年要跑数十趟。其后的时间，他们也可自己做点生意，这顺带的散客一般都是熟人、老主顾，生人是决不带的。在说话中，那船老板不经意地说：“先生，你别小看那方老头子，他是我的老主顾啦，他当年可当过山西大同的县大老爷呢，现在不干了，改做生意了，他的生意也特别‘贩书’。”他指着船上一摞摞整齐的货物说，“这些都是他的货，你没听说过吧？”洪川也觉得这人特别，做‘贩书’这种生意，他还是头一回听说，从他的举止言谈中，也可见他确实是个有学问，有见识的读书人。
晚间，洪川有些好奇，想弄个明白，于是又为方先生沏了茶，双手奉上说：“方老先生，听船老板说你当年还是位朝廷命官，山西大同的县大老爷，在下冒昧问一句，后来怎么就做起生意来了呢？”
方伯儒一听提起旧事，更是感慨万千，接过茶，饮上一口，摇摇头说：“古人说，‘貧不说当年富贵，老莫说少年英雄。’，往事不堪回首，说来话长，还是不说的好。”
坐在一旁的袁小姐、周小莺听说方先生还做过大清朝的官，兴趣也来了，都撺掇着说：“老伯说来听听，说来听听，让我们长长见识。”
方伯儒看了看大伙说：“这事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一句话叫，‘性情决定人生’，我的性情就是决定我不是做官的料。”接着他清清嗓子说：“那一年我三十六岁，先是升了员外郎，后又升了郎中，放了个山西大同县令的补缺。到任不久，‘新官上任三把火’，总得想要为国分忧，为民办事，于是就学起古圣先贤，微服私访，去体察民情。说来事有凑巧，该我时蔽，一日，在小城的一家酒肆中，遇见了一个人，我一见就起身要走，谁知被那人叫住了，非要我在他对面坐下，并大声说：‘客官，咱们一起吃饭，我还想问你一桩事，你说说当今山西这位抚台大人德政如何？’
“我一听傻了。你道这个人是谁？他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山西抚台呀！他也是青衣小帽，微服私访，咱俩正好碰上了。他装着不认识我的样子，这明摆着是要让我在众人面前给他长脸嘛！可那时我年轻气盛，对这位大人在山西的那一套早就看不惯了，又怎么能当着众人的面，睁眼说瞎话，让人嗤笑我呢？于是我也就当着众人的面装着不认识他的样子，（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见过几次面）说：‘客官，你是要我说真话呢，还是要我说假话呢？’那抚台说：‘当然要说真话。’
“我说：‘如今我们山西那抚台，据说在京里不过是上了几道条呈，靠人长得标致，又会巴结，这才放了个缺，来到山西的。’旁边就有人说有这等事，可那抚台说：‘这与施政没有直接关系呀！’我说，‘他这人一到任就铺张扬厉，要办这个，要做那个，可后来什么也没做，此人是言之有余，行之不足，或者是根本就未曾行过。比如去年山西有多处受灾，他口头上说，要关心灾民疾苦，减税免税，可背地里又说，各地税收一分钱一粒粮不能少，你看这不是嘴上君子吗？再如禁烟一事，下扎子说禁烟，可越禁，抽**烟的人却越多，你说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说不出一个禁烟的方法来，这不又是空谈施政吗？另外他以权谋私，铺摆浪费，搜刮民财就不用说了。’我这一席话说得在场的食客们抚掌大笑，可那抚台大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的，还得强装笑脸也跟着说，“是这样吗？是这样吗！”饭也没吃，酒也没喝，拂袖而去。”
“天哪，你这不是捅了大漏子吗？”袁小姐担心地说。
“是呀，我也知道捅了大漏子了，说不定哪天一张奏折我就完了。你们猜我怎么着？我来个先发制人，干脆写了个辞呈，把大印往公案上一摆，挂印走了。反正我早就不想当这个官了。”
“你不当官啦！”周小莺有些惊讶。
“不干了，小姐，你可知道当今这官场简直不堪入目，要做官就得拿钱。这大小官都有明码标价的。钱多，买大官；钱少，买小官。做了官还要会巴结。人家巴结不到，你巴结到了；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除此之外，这做官还要学会卑污苟贱，把良心搁到一边，放出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来，这样的官才能做得好，坐得安稳。你说像我这性子能当官吗？还不如做个生意，将本求利，这样坦然。”说到这里方先生大有‘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出淤泥而不染，’的感叹。他在船舢板上渡了个来回又说，“我是读书人，牛兄弟，实话告诉你，在官场上也混过几年了，难道我就不知道‘知白守黑，智圆行事，’的道理吗？可我一见到那些伪君子，我就忘了这些处事道理了。所以说到底还是性情使然，性情使然。所以这就是性情决定我的人生了。”三位年轻人听了这一席话，觉得方老先生在滔滔不绝中确实道出了人生的许多道理。
这时那袁小姐又问：“方老伯，你做这卖书的生意能赚到钱吗？”方先生说：“小姐，你觉得我卖书全是为了赚钱，非也。我是想叫年轻人多读些好书以明理呀！你看现在这般读书人，他们都读些什么书，买些什么书？什么言情的，最好是艳情的，什么才子佳人，公子受难，小姐养汉的抢手好买，可有几个去读《经世文编》、《史记》、《汉书》”他随即从身边书堆里取来一本书说，“这书叫《富国策》中国现在有几个读书人知道这本书。不读这些书，不当亡国奴那才怪呢？”
方先生又有些按耐不住内心的豪情了。洪川忙起身接过书，看了看，又忙着过去给先生倒水，把满满一杯清茶递过去，笑着说：“方先生，不要生气，喝杯水。”并转身过去对船家说，“老板，今晚多准备些酒菜，我请客。‘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方老先生讲得太好、太好了！让我们长了许多见识。”
说真的，同船这三位年轻人，也确实被方先生的一席话所震动。他们打心底里深深佩服这位饱经世态历练，然豪情不减，傲骨犹存，大有侠义情怀的老先生。
不一日，船到镇江。洪川付了船钱与小莺要下船了。大家在船上相处了数日，人熟识了，真有些舍不得呢？临行前，那方先生一再叮嘱说：“洪川兄弟，路上小心，现在从上海到芜湖可能有洋船了，那船又快又稳当，你们下船打听打听。”船行了老远，方先生和袁小姐还站在船头挥着手呢。
果然现在从南京到安庆都有洋船了，那船又大又稳，舒服多了。洪川与小莺从芜湖登岸，这一天终于到了巢州。周老板夫妇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女儿，父女，母女相见真是悲喜交集。小莺就把如何投水遇救，如何遇着师娘，如何投奔义和团，如何杀了仇人，师父又送她回来的事细述了一遍。周老板和周大爷好说歹说留住洪川过了一天。第二天一早，洪川提出要回老家看看孩子。周家夫妇又说了许多感激的话。洪川辞别众人，回到家乡，到姐姐家里一看，一切均好，于是歇一宵，又去故居看了看，然后辞别姐姐、姐夫就又匆匆赶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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