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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逝五丈原：
八月，诸葛亮病故于五丈原（宝鸡境内）享年五十四岁。杨仪等率军还，姜维等遵照诸葛亮遗嘱，秘不发丧，缓缓退军。司马懿率军追击，见蜀军帅旗飘扬，孔明羽扇纶巾坐在车里。司马懿怀疑是孔明用计诱敌，赶紧策马收兵，于是便有“死诸葛吓走活仲达”一事。这六次用兵，出祁山只有两次；第四次是魏军主动进攻，蜀军防守，由于连日大雨，山洪暴发，冲毁栈道，蜀魏并未交战。诸葛亮遗言命令部下将自己葬在汉中定军山，依山势修建坟墓，墓穴仅能容纳下棺材，穿平时的衣服入殓，不必用其他器物殉葬。诸葛亮归葬定军山勉县的武侯墓。诸葛亮曾经上表指出自己没有多余财产，只有800株桑树和15顷土地，而自己穿的都是朝廷赐封，就算儿子都是自给自足，自己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果然，诸葛亮直至死时也是如此，甚至在临死前，也吩咐了他下葬时只需要挖洞一个，棺木能够放进去便足够，自己则穿着平常的服装即可，不须要其他配葬物。诸葛亮死后30年，他的长子诸葛瞻和长孙诸葛尚一起在绵竹之战中战死沙场。
个人成就：
政治：
诸葛亮作为蜀国的丞相，安抚百姓、遵守礼制、约束官员、慎用权利，对人开诚布公、胸怀坦诚。为国尽忠效力的即使是自己的仇人也加以赏赐，玩忽职守犯法的就算是他的亲信也给予处罚，只要诚心认罪伏法就是再重的罪也给予宽大处理，巧言令色逃避责任就是再轻的过错也要从严治理，再小的善良和功劳都给予褒奖，再小过错都予以处罚。他处理事务简练实际，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计较虚名而重视实际，贪慕虚荣的事他都不做；终于使蜀国上下的人都害怕却敬仰他，使用严刑峻法却没有人有怨言，这是因为他用心端正坦诚而对人的劝戒又十分明确正当的缘故。可以说他是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其才能可以与管仲、萧何相媲美。
经济：
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利用了汉中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
军事：
诸葛亮作为军事家在历代兵家也得到了较高的认可。司马懿在诸葛亮死后，看到诸葛亮的营垒，称赞其为“天下奇才”。唐太宗与李靖在《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多次提到诸葛亮的治军之法与八阵图，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且表明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的评价是“史官鲜克知兵，不能纪其实迹焉”。唐朝时亦将诸葛亮评选为武庙十哲之一，与张良、韩信、白起等九位历代兵家享同等地位。诸葛亮亦作诸多军事著述，如《南征》，《北伐》，《北出》等，对中事界有一定的贡献。诸葛亮在技术发明上亦有灵巧的表现，如改良连弩。诸葛亮亦推演了兵法，作八阵图，直至唐代将领李靖仍然十分推崇。
艺术造诣：
诸葛亮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诸葛亮喜爱书法，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
诸葛亮墨迹拓本（传）练，能写多种字体，篆书、八分、草书都写得很出色。
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所著《刀剑录》记载：“蜀章武元年辛丑（公元221年），采金牛山铁，铸八铁剑，各长三尺六寸，……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虞荔《古鼎录》记载：“诸葛亮杀王双，还定军山，铸一鼎，埋于汉川，其文曰：定军鼎。又作八阵鼎，沉永安水中，皆大篆书。”“先主章武二年（公元222年），于汉川铸一鼎，名克汉鼎，置丙穴中，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名受禅鼎；又铸一鼎于剑山口，名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章武三年（公元223年）义作二鼎，一与鲁王，文曰：‘富贵昌，宜侯王。’；一与梁王，文曰：‘大吉祥，宜公王。’并古隶书，高三尺，皆武侯迹。”北宋时周越所著《古今法书苑》也记载：“蜀先主尝作三鼎，皆武侯篆隶八分，极其工妙。”。南朝陶弘景，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
宋徽宗宣和内府的《宣和书谱》卷13记载：诸葛亮“善画，亦喜作草字，虽不以书称，世得其遗迹，必珍玩之”。又说：“今御府所藏草书一：《远涉帖》。”这说明到北宋末期（公元1119—1125年）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南宋陈思《书小史》记载：诸葛亮“善其篆隶八分，今法帖中有‘玄漠太极，混合阴阳’等字，殊工”。
诸葛亮在政务和军事活动中，也常有练习书法。《常德府志》记载：“卧龙墨池在沅江县西三十里卧龙寺内。俗传汉诸葛武侯涤墨于此寺，因名。”诸葛亮在常德一带活动的时间，是在赤壁大战之后，战事十分紧张频繁，他却不忘练习书法。
绘画：
唐朝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写道：“诸葛武侯父子皆长于画。”张彦远还在其《论画》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绘画收藏与销售的情况。他说：“今分为三古以定贵贱，以汉、魏三国为上古，则赵岐、刘亵、蔡邕、张衡、曹髦、杨修、桓范、徐邈、曹不兴、诸葛亮之流是也。”
张彦远记述当时一些近代画家如阎立本、吴道子等人绘画作品的售价：“屏风一片值金二万，坎者售一万五千，”“一扇值金一万。”并说汉魏三国（即上古）画家的作品，在唐代已是“有国有家之重宝”，“为希代之珍”。张彦远他的记述中，可以大致看到诸葛亮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
东晋史学家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南中，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确具有非凡的绘画才能。他的画作既取材于现实生活（如南中少数民族的生活）又有神奇而丰富的想象（如神龙等），而且构图宏伟，场面博大。
音乐：
诸葛亮精通音律，喜欢操琴吟唱。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襄阳有孔明故宅……宅西面山临水，孔明常登之，鼓瑟为《梁父吟》，因名此山为乐山。”当然还有卧龙吟，真是千古绝唱，《中兴书目》记载：“《琴经》一卷，诸葛亮撰述制琴之始及七弦之音，十三徽取象之意。”谢希夷《琴论》也记有：“诸葛亮作《梁父吟》。”《舆地志》记载：“定军山武侯庙内有石琴一，拂之，声甚清越，相传武侯所遗。”从以上记载就足以看出：诸葛亮在音乐方面有着很全面的修养和很高的艺术成就。他既长于声乐——会吟唱；又长于器乐——善操琴；同时他还进行乐曲和歌词的创作，而且还会制作乐器——制七弦琴和石琴。不仅如此，他还写有一部音乐理论专著——《琴经》。
文学：
《前出师表》，是中国三国时代蜀汉丞相诸葛亮写给后主的一篇表。当时为建兴五年，蜀汉已从刘备殂亡的震荡中恢复过来，外结孙吴，内定南中，励清吏政，兵精粮足；诸葛亮认为已有能力北伐中原，实现刘备匡复汉室。表文表达了作者审慎勤恳、以伐魏兴汉为己任的忠贞之志和诲诫后主不忘先帝遗愿的孜孜之意，情感真挚，文笔酣畅，是古代散文中的杰出作品。
《后出师表》，是三国时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十一月诸葛亮二次伐魏前给蜀后主上的表章，为了与建兴五年春第一次北伐前所上表疏区别，后人题曰《后出师表》，此表始见于《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习凿齿《汉晋春秋》，习氏谓“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于是，自清代始，出现了关于此表真伪问题的争辩，至今莫诀。
《诫子书》是诸葛亮临终前写给8岁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成为后世历代学子修身立志的名篇。它可以看作是诸葛亮对其一生的总结。诸葛亮也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亲，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尽在言中。通过这些智慧理性、简练谨严的文字，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得如此深切。后人留存有多篇《诫子书》。
著作：
诸葛亮的著作编成《诸葛亮集》。又名‘诸葛氏集’。《草庐对》《出师表》《诫子书》《诫外甥书》《将苑》（又名《心书》）《便宜十六策》
历史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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