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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不复存在的海岸杨照︱中国台湾她说想去海边，还从包包里拿出Aiwa的随身听，说希望能录下海的声音带回来。那么就坐上经滨海公路往宜兰的客运车吧！站上停着一辆将要出发的车，上面写着“台北－礁溪”，售票小姐冷冷地问：“到哪里？”我犹豫了一下，说：“礁溪前一站”，小姐很不耐烦再问：“头城吗？”我赶紧说：“对，头城两张，学生票。”其实我不知道礁溪前一站叫什么，也不知道头城在哪里。只是看到“礁溪”这两个字，立即联想起黄春明的小说《莎哟娜拉。再见》，小说里色迷迷跑来台湾买春的日本男人，就是去了礁溪。那是个充满色情风味的温泉乡，怎么能去？车子开动了，她跟我说起这学期在外文系上的课，“英史”、“美史”如何如何，我听了难免觉得怪怪的，那应该是我们历史系的课，英国史、美国史啊。原来她们外文系的人是这样简化了说“英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的。大一入学时，她是我历史系的同班同学。有一阵子，我们还蛮聊得来的，几个男生女生常常混在一起。大二，我们又一起办“文代会”的刊物。为了赶刊物编辑进度，好几天我都没办法去中华路接女朋友下课一起吃饭。一天，女友好意，转了车到学校来找我，进到系办，发现空荡荡的地方只剩下我跟她，更糟的是，我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身上披着她的外套。女友气跑了，我赶紧追上去，费了好多解释，又经过了多天的吵闹争执，好不容易才言归于好。那个夏天，她离开了历史系，降转外文系。车子终于走上了滨海公路，我心里想着随同学去毕业旅行的女友，现在应该在山里了吧。那是1980年代中期，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时代，我安心地确认女友不会知道我答应她出来走走，永远不会知道。头城是个小镇，下了车，眼前最醒目的，是一片指示往“头城海水浴场”的标示。那当然就是海的方向。我们并肩走在两边种满木麻黄，中间都是海砂的道路，闻得出来空气中有愈来愈浓的盐味。五月底，阴天，又不是周末假日，我以为是因为这样，所以整个海水浴场空荡荡的。到门口一问，原来不是，是近年来海潮方向改变，海水浴场里的海沙不断被卷走流失。为了保护仅剩的沙滩，所以只有七、八两月才对外开放。其它时间呢？只有订了里面的住宿小屋的游客才能进去。年少时，我最大的弱点，就是看不得人家脸上失望神情。于是我顺口问了：“住宿一夜多少？”得到的答案，远比我预期的低得多。我安慰她：“反正没有比一般海水浴场门票贵多少，订一个木屋，就算只混几个小时都划算。”一整排的木屋，好像也都没有其它人入住。木屋面向大海这边，是排了两张海滩椅的阳台。我懒懒地赖在海滩椅上，看她脱了鞋，拿着随身听走进海里。风呼呼地刮着，浪一层层打上来。我突然想起杨牧的诗《花莲》，诗中如此描述海涛：“他在栏外低语/他说：‘你来，我有话/有话对你说。’……‘你莫要伤感，’他说/‘泪必须为他人不要为自己流’/海浪拍打多石礁的岸，如此/秋天总如此。‘你必须/和我一样广阔，体会更深：战争未曾改变我们，所以/任何挫折都不许改变你’”我觉得海涛也在呼唤我，要跟我说些我听不懂，或我不想听懂的话。我转而用双手圈围在嘴边，大声呼唤她的名字。或许是逆风的关系吧，她没有回头，没有反应，我走出阳台，走下沙滩，朝她的方向去，近到她不可能听不见的距离，再度叫唤她。她明显地用手擦拭了脸颊，然后才回头，给我一个泪痕未干的甜美笑容。我勉强问：“快天黑了，要回去了吗？”她坚决地摇了摇头。我们没有回去。待在那仿佛被世界舍弃的木屋里。她把随身听搁在窗口，按下录音键，除了海风海浪，后来还录进了一些她的激情的声音。这段事情，三十年来被我放置在记忆的里，久久未曾造访。几年前，听宜兰当地人说：头城海水浴场早就关闭了，而且也早就消失了。整个海滩都被大海收回去了。那排木屋呢？也消失了，甚至没有来得及成为可供凭吊的废墟，某年某月某日，在完全没有人注意的情况下，被海浪卷走，沉埋在不会有人去到的海底了。那位关员命令我翘起屁股马家辉︱中国香港机场禁区总算是吧？至少必须有特许证的人始可进入，亦即“特准”或“获邀”；或者是另一种情况，是被持有证件的人强迫进入，亦即“扣押”或“拘捕”。而两者，我都试过。前者情况发在2001年左右，说来可威风呢，我是在特首夫人的引领下进入香港机场禁区，一群人，横行无阻，耀武扬威，放肆了一个小时。我向来不喜欢跟官场人物接触，但跟清高无关，只因专业，我是写时评的人，下笔或批判或调侃或刻薄官场是我的吃饭行当，为达目的，我必须跟权贵保持适当的心理和身体距离，最好别有私交，尤其对我这种“滥情男人”，一有私交，即易避讳或心软，由之影响我文章的中立性和独立性。所以不管是董建华到曾荫权皆曾多番邀我喝咖啡聊天，但我都拒绝了，惟梁振英于特首任内邀我，我去了，因为我早于多年以前已经跟他认识并有所合作，私交已有，历史抹杀不了，多喝或少喝一杯咖啡已经无伤大雅。但那位特首夫人的丈夫，姓董而不姓梁，她在2001年成立了一个叫做“绿的欢欣”的环保组织，当然是保守稳健的那种而非激进勇猛那种，亦即只懂搞搞讲座或种种树木，绝对不会上街呐喊或把自己缚在铁栏旁边。某天该组织发函邀请我加入核心工作小组，而我答应，只因特首夫人的左右手是我父亲的四十年死党，长辈吩咐，不敢不从，让我给面子的其实是他而不是她。那个捞什子工作小组召开了十次八次会议，弄了一些可有可无的建议，其中包括把香港机场“加深绿化”，把绿色元素大量引入机场每个角落，但到底是什么元素，尚有待思考，也因此必须往机场实地考察，以谋好计。出发那天是周日早上，小组成员由专车送往机场，机场管理高层早在大门外面列队迎接，引领我们经由机场大厅进入机场禁区，一路上，走到哪里，门开到哪里，人们也纷纷闪身让道，仿如红海为摩西而中开，让我这个跟权力向来沾不上边的土包子眼界大开；更开眼界的是，高层们无不对董夫人鞠躬哈腰，点头频频，是是连声，仿佛特首夫人所说的每个字词都是天籁都是真理都是令人为之茅塞顿开的启蒙思想。“怪不得大家都想做官。做官如神仙，官愈大，神力愈大，愈过瘾。”所以那天下午在香港机场的禁区里，站在权力人物身边，刚踏出大学校门才五年的尚未算老的我，首度近距离目睹人性的黑暗禁区，但那又好像非常理所当然，非常自然无痕，非常正大光明；原来禁区于某些人眼中是圣地。比尚未算老的我更年轻的我，大约1989年，其实也曾进入机场禁区，但那是美国夏威夷机场，不是香港机场。话说我独自从香港飞往美国，我妹妹在夏威夷大学读书，我去找她吃喝玩乐。廿六岁嘛，年轻力壮，荷尔蒙旺盛，单身，放肆，既然单独旅行，必须有备无患，故在随身行李内带了两三包安全套，万一在长途机程上认识了绝色美女，抵埗后自可立即浪漫行事，不必浪费半分半秒。正是这几包安全套把我送进了禁区，但这次不是获邀，而是拘留，或该说是，扣押调查。话说当天到达夏威夷，入境，检查，高大魁梧的海关人员看见那几包安全套，皱眉问我一句，你在这里有女朋友吗？我回答没有。他的眉头皱得更紧，礼貌地请我站到旁边去，然后伸手向远处挥摇一下，马上走来两个比他更高大更魁梧的海关人员，粗声粗气地把我半推半请地弄到一个小房间，命令我脱衣服，并且踮起双脚，把屁股翘起，更须用手把自己的两片肉掰开，好让他们蹲下低头，仔细认真地考察我的身体。我当然不乐意，却不得不从，因怕被他们扔进无底黑牢，可是我也不太恐惧，因为问心无愧，没作亏心事，你喜欢看便让你看，刚搭完十多个钟头的长途机，身子不干不净，臭死你。检查一番后，没事了，把衣服穿回，走到原先的地方，取回自己的行李，可以正式入境了。那位高大关员此时对我微笑道歉，老兄，抱歉了，你没女朋友却带着安全套，我担心你把套子用来进行犯法行运，偷运禁药呀。你若需要安全套，大可来到美国才买，干嘛要老远带来？我心急嘛，怕等不及，也怕找不到买的地方。我笑道。把行李拿妥，快步踏出机场，妹妹和她男朋友在门外久等了，夏威夷的阳光明媚动人，轻轻摸一下怀里的安全套，我知道，这趟旅程我必非常快乐。买不到通往故乡机场的票胡洪侠︱中国大陆若想回河北故城老家，我得先飞到山东济南。原因无他，济南遥墙国际机场离我家最近而已。故城县境内倒也有个机场，机场里起起降降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每架飞机都能以电闪般的速度和雷鸣般的隆隆声腾空而起。可是，我买不到通往这个机场的飞机票，也买不到从这个机场出发的飞机票。不仅是我，你也买不到。原因无他，本县这个机场是如假包换的军用机场，那里起飞降落的都是各式战斗机。且说我小时候，很有几件事情搞不明白。比如这故城机场，听哥哥们说是空军专用，是北京空中南大门，虽说“军民团结如一人”，但老百姓不得靠近。我问道：“我就想看看飞机，也不行？”哥哥答道：“那是军事啊！闲人免进。”“大人不行，小孩也不行？”“别说小孩，连麻雀都不行。”“瞎话。”我笑道，“解放军还管得了麻雀？麻雀会听他们的？”“你傻啊！”哥哥说，“解放军有枪啊。麻雀不怕枪？”我依然不服气，后来听了个故事，就服了，不敢再起参观战斗机的念头了。故事发生在1970年。那是个秋天，村里的基干民兵紧急集合，去县里开公判大会。回来后，他们七嘴八舌给村里人讲：知道什么叫公判大会吗？公开审判啊。开会的人，那个多！挤丢了你谁也找不着。台上站一溜犯人，都五花大绑，个个背上插一白长牌，胸前挂一白方牌，牌上写的什么也看不清，只模模糊糊看见有两个犯人的方牌上画着大红叉。老天爷，为什么画大红叉都不知道？枪毙啊！会一散就拉出去毙了。死啦死啦的有。什么罪？知道故城机场吗，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地方。可是那个罪犯傻小子就闹。他家就在机场边上。他爱放风筝，爱捣鼓新玩意。有天晚上，他在风筝上绑一节干电池，电池阳极一端安装一个灯泡，再弄根儿电线连接正负极，灯泡就亮了。他把这个放光的风筝放到天上去，一闪一闪的，星星一样。正自己在那里傻乐呢，解放军来了，二话不说就抓走了。为什么？这事说来玄乎。你猜怎么着？说是那风筝忽忽悠悠飘在天上时，正好一架战斗机要降落。飞行员一看，哎，那是什么信号？没见过啊。是不是国民党的信号弹啊。那飞机就不敢降落了，马上向地面报告。机场侦察兵迅速出动，毫不费力就把那小子给抓了。罪名可不轻，叫“干扰破坏军事训练罪”，判了个死刑。军用机场啊，谁敢在那里玩儿？这不，把命玩儿进去了。说话就到了1982年，我当了记者，跑军分区和工青妇。那年“八一”前，接到任务，随党政代表团去故城机场慰问驻地指战员。我内心大快，浮想联翩，庆幸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警车带路，应急灯摇摇晃晃地闪着，十几辆绿色吉普在公路上颠簸着前进。车队过处，尘土飞扬，久久不散。临近机场，透过窗外一闪而过的白杨绿柳，只见红砖营房渐渐清晰。待车停院里，见四周有商店，有邮局，有储蓄所，有书店，有礼堂，俨然街市，一点看不出神秘与肃杀。地方领导讲话。驻军首长讲话。掌声。又是掌声。终于，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参观战斗机。那条跑道，足足有一两百米宽吧。跑道一侧，是一列土丘，每两个土丘之间，都停着一架战斗机。此时，早有一架战斗机移出机位，打开舱门，放下舷梯。大家依次拾级而上，对着舱内探头探脑。轮到我时，看了几眼飞行员座前那一堆仪表盘后，我特意抬头望了望。是白天，是夏日，是中午，白云飘渺，阳光刺目，天气燥热，蝉鸣隐隐。我想起了那个晚上在这附近放风筝的人。他被枪毙了十二年了。中午军民联欢开酒宴，桌上摆满我从未见过的五粮液酒和恒大烟。每一个来敬酒的军人都先敬礼，连长排长班长轮番出战，初次见面喝一杯，拥军爱民喝一杯，建军节快乐喝一杯，同龄同姓同乡等等再喝几杯。晕晕乎乎中我搂着一个当兵的肩膀问：“听……听说黄植诚去年投诚时驾驶的那架F—5战斗机在你们机场停……停着，真有这回事？”那军人说：“干了这杯酒再说。”我们一饮而尽，然后他把空酒杯伸到我面前说：“这是机密，我不能告诉你。”我揪着他不放，骂他赖皮。他缠不过，拉我到一边小声说：“告诉你吧，林彪坐的三叉戟飞机，来过咱机场两次。最后那次，听说很多老兵都去摸了摸机翼。第二天飞机就飞北戴河了，然后就载着林彪跑了，然后就折戟沉沙了。”然后，我们俩又喝了三杯。故城机场地处本县北部，离东面的山东德州和西面的河北衡水都不远。后来听说，国家有关部门和河北山东两省的政府都批了，让衡水和德州联手将故城军备机场扩建成民用机场，2010年启用。真到了2010年，一切如旧，我空欢喜一场。2011年，又听说政府要“利用现有场站设施，添建停机坪、候机楼等，建成军民合用机场，占地2648亩，总投资2.9亿元”。这是列入了政府“十二五”规划的，说是2015年前实现。但这种事情，谁说得准呢，只好走着瞧。今年“五一”假期，我有事回衡水，依然是在济南下飞机。接我的车自青银高速转京沪高速，然后驶入衡德高速。路上车辆稀少，两旁麦田里也难得见到劳作的人。突然一个地名闯进我视线：王曈。很多年没有想起这个名字了。当年在衡水，我们习惯称故城机场为王曈机场，原因至今不明。王曈属景县管辖，确实在机场附近，但机场并不在王曈辖区，为什么会有这种张冠李戴的叫法？莫非是为了迷惑敌人？既然已到王曈，那头向左转，应该看见远处的机场吧，但我只看见一块接一块、一条连一条的麦田，和麦田尽头的村庄。看不见机场，也望不到飞机起降。然而我知道，机场就在那里，那里依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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