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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地说，那个时代的日本，虽然尚未发现后来知名的“三大金山”，但在东北的陆奥国和出羽国、中部的富士山麓以及九州南部的萨摩国所发现的金矿矿脉早已得到成熟的开发与开采，特别是东北地区一系列金矿的发现更是促进了当地的繁荣。入宋僧人奝然①〔①奝（diāo）然，日本著名僧人，曾入宋求法，视临海龙兴寺（台州开元寺）作为求学的起始和回归之地，为宋初的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给宋太宗介绍日本情况的时候自称“东奥州产黄金，西别岛出白银”。（被誉为给“平泉金文化”带来繁荣的五座有名矿山在2011年三月发生的日本9。0级强震海啸袭击中，都属于重灾区，例如大谷、鹿折、八针矿山都在岩手县气仙沼市，玉山矿山在岩手县陆前高田市，金出矿山在岩手县大船渡市，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当年挖金子挖得太猛改变了地质构造。）
与中国人追求中庸的境界不同，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透着一股子极端。这一民族性格体现在审美上，就是简约淡泊、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审美观念与华美奢侈、精雕细琢、浓墨重彩的审美观念共生共长，并驾齐驱。其华美奢侈一面的审美观念具体映射在建筑风格上，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黄金来装饰建筑物的喜好。
天治元年（1124），统治东北奥羽地区的藤原氏修建了中尊寺金色堂，从室内的墙壁、立柱到室外的门窗、屋瓦全部都贴着金箔，看起来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金光闪闪。可以据此认为，人家马可·波罗虽然喜欢夸张地描述在东方的见闻，但也并不是毫无根据地肆意夸大。想必确实是有一些中国的商人曾经到过这些地方，亲眼见到过这些在阳光的照射之下金碧辉煌的建筑物吧。
顺带说说，这一建筑喜好在之后的时代被日本的统治者们发挥到了极致——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在京都北山修建金阁寺，其舍利殿的第二、三层全用镀金装饰，立柱、墙壁、栏杆全部贴以金箔。战国大名织田信长修筑安土城，外观五层，内部七层，全用金箔贴瓦，内漆泥金，时人称赞道：“上金光闪闪，下也金光闪闪，连心词也不及。”被称为“太阁”的暴发户丰臣秀吉修筑聚乐第耗费了六千锭的黄金和二万五千锭的白银，又为正亲町天皇修建小御所，从茶室到茶具全用黄金制作，消耗黄金高达三十六万五千两。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兴建日光东照宫，也是金碧辉煌，耗资甚巨。
这要搁现在，哪怕民航局不告你金光闪闪危害航空安全，周围的居民也要举报你搞光污染了。还是咱中国人懂得什么叫低调啊，有了金子在家里挖个深坑窖起来，既不怕贼偷又不怕贼惦记。
除了建筑和器皿大量使用黄金外，日本皇室、公卿和高级武士在礼服、盔甲上面甚至也装饰以黄金制成的丝线和部件，这就不能不让见到这副穿戴的异国人对日本盛产黄金的说法深信不疑了。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而货币天然是金银。
蒙古贵族对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以及其他珠宝奢侈品也有着异乎寻常的海量需求。一部《元史·世祖本纪》就是一部忽必烈向宗亲、贵族和有功之臣发放金银珠宝的流水账簿，三天两头就见他给别人发黄金——这个月大臣甲打退了宋军进犯奖赏黄金五百两，下个月大臣乙攻下了宋朝某个城奖赏黄金一千两，宋朝的大臣丙跳槽过来了也赐以金牌外加黄金两千两作为安家费，年终岁尾还得按照惯例给诸王、后妃、宗室、亲族发成千上万的年终奖……
这一切都需要真金白银，不是随便印刷几张“至元宝钞”就可以打发过去的。因此，当忽必烈知晓日本列岛盛产黄金等物产之后，想要把它纳入自己的帝国体系也是合情合理的。
有人说，从忽必烈屡次给日本当局的国书和其他的相关历史记载里面丝毫都看不出忽必烈诏谕日本有这方面的考虑啊。其实美国当年攻打伊拉克不也没喊明了自己是奔着石油去的吗？
第七章很大一盘棋
至元三年（1266）的蒙古帝国疆域，北临北冰洋，南到长江沿线，将西伯利亚、青藏高原和云南等都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天山南北、白山黑水这些盛产黄金的地方尽数都在忽必烈的控制之下，他甚至有专门的军队用于寻找、采掘金矿。
一句话，忽必烈不差钱！
既然忽必烈不差钱，那么忽必烈决心诏谕日本就并非主要是为了日本的财富，因而前面说的一种观点自然也就不一定站得住脚了。
其实，忽必烈是在下很大很大的一盘棋！
持这种观点的人站在当时整个东亚战略形势的宏观角度，认为忽必烈诏谕日本是为了在政治上孤立南宋，在军事上威胁南宋。这种说法在日本史学界也获得了日本人的广泛认同。
说到这里，咱们自然就得先谈一谈日本同南宋的交情。
南宋与日本的交情是早在北宋时期就打下了基础的。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日本僧人奝然携徒弟五人搭乘宋商陈仁爽、陈仁满兄弟的船只入宋。在先赴天台山朝宗礼佛之后，应邀于雍熙元年（984）进入宋都东京拜见宋太宗，进献了铜器等礼物和介绍本国情况的《职员令》、《王年代记》以及中原已经失传许久的《孝经》、《孝经新义》等书籍。奝然不通汉语但精于汉文，便与宋太宗进行笔谈。
在知道日本“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以后，联想到“唐季之乱”和“梁周五代享历尤促”的残酷现实，宋太宗对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和公卿贵族的“世官世禄”慨叹不已，甚至颇有几分羡慕。
宋太宗对奝然给予了十分优厚的待遇，将其安置在太平兴国寺，送给他一部《大藏经》，并赐予紫色僧衣。要知道，在宋朝只有三品以上的朝廷大员才能穿紫色衣服，这等于是让奝然享受了高级干部的政治待遇。奝然回国之后，以入宋之功，担任了日本国寺东大寺的住持。
此后，日本僧人又多次搭乘宋朝海商的船只入宋，大都得到了宋朝皇帝的接见和赏赐。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宋朝第一次遣使持官方牒文，携带礼物至京都拜谒了当时的三条天皇。天皇十分高兴，将宋真宗送来的礼物分赠给后宫嫔妃和皇室成员，并向宋朝回复牒文表示感谢。熙宁六年（1073），宋神宗通过入宋日僧赖缘给日本天皇带去书信和礼物。由于日本方面正巧在换天皇，所以直到五年之后，即位的白河天皇才敕令经办外交事务的大宰府对宋神宗的这次遣使作出回信。大宰府托和尚仲回搭乘宋商孙忠的船只入宋，将回信带给宋神宗，还携带了彩缎二百匹、水银五千两作为礼物。宋神宗按照礼品的价值给予了钱物，赐仲回和尚以“慕化怀德大师”的名号，并让他回国的时候带回一封抬头为“赠日本国太宰府令藤原经平”的书信和大量礼物。
宋日官方的往来周期较长，而民间的往来在商业利益的刺激之下则要频繁得多。
南宋建立以后，为缓解财政方面的紧张局面，精心经营金人铁蹄之下仅存的半壁江山，鼓励富豪投资海外贸易，甚至还将招商引资的效果好坏纳入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对于能够招徕外商的予以晋升，将影响海外贸易的官员降职处分。
同一时期的日本，政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前只是替贵族们守楼护院的职业保安——武士阶层开始插手日本的中央政治。新兴的武士阶层并不太在乎对外交往中的所谓名分问题，而更看重实际利益的获取。
第一个执政的武士平清盛积极发展与南宋的友好关系，扩大海上贸易。公元1170年，他邀请当时在位的后白河法皇行幸他在福原（今日本兵库县神户市）修建的宅邸，并趁机将南宋商人引荐给法皇认识。同时，改变以往海外贸易只限于大宰府一地的限制，在濑户内海东岸修筑兵库港（今日本大阪），使南宋商船可以直接航行到日本都城附近的近畿地区，极大地便利了南宋与日本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直接贸易往来。
镰仓幕府建立以后，对外贸易的管理实权从朝廷的大宰府转移到幕府的镇西奉行手中（实际上是镇西奉行接管了大宰府的权力），以寺社贸易为代表的民间贸易也得到了官方的默许。由于海外贸易巨额利润的吸引，幕府甚至派出名为“御分唐船”的官方贸易船，参与到与宋朝的贸易往来之中，渴望在搞得红红火火的宋日商贸中分一杯羹。
南宋商人们载往日本销售的主要是锦、绫、香料、药材、瓷器、书籍、文具和铜钱等商品，从日本返航的时候购回黄金、硫黄、水银等当地特产和刀剑、折扇、屏风等手工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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