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S：历代书院藏书楼，就像国家、私人和寺院藏书楼一样，都十分重视藏书的管理与保护，这也是藏书楼时代书院的一项重点工作。但由于书院藏书的读者对象为本院师生和一些地方上的读书人，它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藏，更是为了方便书院读者使用，它便不像国家、私人和院藏书那般过于封闭，在管理方法上形成了一套具有公共性、开放性的书院藏书制度。
(3)藏书管理
书籍渐充，急须讲求读书之法，务令积书之后与未积之先气象大不相同，要于文章经济上见出，于精神福泽上见出，于风俗人心上见出，才是藏书真实作用，非徒欲汗牛充栋，万轴琳琅，为夸多斗靡计也。”这是对书院藏书注重利用、注重发挥藏书社会教育作用的精辟见解。
A、管理人员
一般书院都配备有专门人员进行管理，抄录书籍，负责书籍的购买、分类编目、登记、借阅、清理、修补等工作。中国书院管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最早应该首推南宋白鹿洞书院设“管干”管理藏书。当时朱熹主持书院。制订了一套详细的藏书管理制度。设有“管干”一职。专门对书籍进行日常管理。至于大规模的校勘、清理、曝晒等工作，就临时由山长组织人员进行。由于此书院在当时名声很大，所以其藏书管理制度也就在全国各地书院推广了，并延及后代。如宋代岳麓书院院设“监院”管理藏书，文正书院设“斋长”管理藏书，而大梁书院则设“司书吏一人，经管用：司阍役一名，典守锁钥”(《大梁书院藏书目》)。中江书院规定藏书楼“尊经阁”由一人管理，负责看守书籍和抄写，还“派定正办、副办，事有专责，若有遗失，惟正副办是问”(《安徽于湖中江书院藏书目》)。这些管理人员都具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在管理藏书的同时还进行藏书整理与编目工作，利用书院丰富的藏书编写书目、撰写文献，积极开展目录学研究，从而推动了古代目录与图书馆学的发展。
2登录、分类和编目。书院通过各种途径购进书后。首先要进行登录工作。对书的来源、收购日期、卷册数都予以登记。然后是分类编目工作。如文正书院“购既竣，以数目编诸册”。岳麓书院曾先后有三部藏书目录：《岳麓书院新置官书总目录》、《岳麓书院新捐书目录》和《捐助岳麓书院书籍题名》。一般不分类或以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分类。分至二级类目。如莲州书院的学古堂藏书，经部下置十三经、易、书、诗、礼等十一个下位类，史部下设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等十三个下位类。同时，书院还利用“悬榜”的方法，公布藏书情况。如文正书院规定，“……诸书，须编目缮写悬牌书院门首，通晓阖邑多士。”“每月肄业诸生所借之书，须由斋成榜示门首，使借书者一览便知，免至相左。”这种通报藏书和流通情况的作法，对借书人来说是很方便的。5.3借阅。可以说，与历代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相比，书院藏书利用率高、读者对象广泛、人数众多。一般地，凡是本书院的学者和生徒，都能借阅。中国古代书院有一整套完备而方便的借阅制度。从借阅的手续、期限、册数、借阅的范围到毁损图书的惩罚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学者要借书时，先阅读藏书编目，知道是否有此书，然后填写登记册，记下借书日期、数量和姓名。还书时，官吏人员记明某月某日该书归还。书院藏书每年年终催书。
B、藏书的保护
藏书是书院的一项如此重要的工作，保护得再精心都不过分。历代书院除设置藏书管理人员进行日常管理外，还有一些特别的措施，专门用来防火、防潮、防鼠、防蛀、防盗、防散、曝晒和修补等。如中江书院规定，“每月，专管须开书橱晾风一、二次。每年六、七月，专管者觅精细人晒书一次，晒后邀各总理清查一次。”这些措施，无疑大大减少了书籍的破损率，给后代保存下了许多珍贵的典籍。5.5读者工作。因为书院有着不同于一般学校的教学目的教学形式，所以书院非常重视藏书及其读者指导工作。究其原因，书院是在官学毁坏的基础上，由读书人自发开拓的教学之途。它的目的不在于仕宦功利，而在于学业悟道，“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古代书院教学特色是自学为主、讲学为辅，这样，必然使学生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书本，而要求老师的职责主要是“解惑”。导读和讲授治学之道在这里就成了至关重要的一项教学内容。
三、对胥吏素质的重视
1、胥吏
“胥”指的是一种基层的办事人员，即政府将平民按户口加以控制，并从中选拔出“有才智者”加以管理。“吏”本是指替天子管理臣民、处理政务的人，即“官”。一般认为，汉代以后“吏”逐渐专指小吏和差役，即没有官位的官府工作人员。有人这样形容它与“官”的区别：“官如大鱼吏小鱼，完粮之民且沮洳，官如虎，吏如猫，具体而微舐人膏”。由于两者都是指代官府的各类办事人员和差役，后世遂有人将胥、吏并称。
2、职务特点
胥吏大多出身自贫穷而清白的家庭。有些则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但因为本身性情不合或学识不足，而无法进入仕途，成为文官。少数胥吏也曾经做过官，他们或者因为行为不检而被革职，或者在极不寻常的大幅裁员下，丧失职位。
就整个群体而言，胥吏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他们不被准允参加科举考试，而参加考试是连农民都可以享有的权利。一般民众不信任、惧怕，甚至讨厌胥吏，而高级官员则鄙视他们。然而，尽管他们到处不受欢迎，他们仍然是帝制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根本的一个重要阶层。
这是一个因供而生求的有趣例子：中国人发明造纸技术之后，即将行政上的文书作业提升成为一种艺术。无数的报告、记录和各种文件都成为例行公事，通常还需要制作各种副本。每种文件都有独特格式，不得有丝毫偏差。由于胥吏精通这些烦琐的细节，他们遂成为官僚体制内不可或缺的角色。
虽然大多数胥吏没有受过正式教育，他们却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学得工作所需的基本文书和算数技能。他们对于繁文缛节的了解，一部分是从工作中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一部分是得自其亲戚或其他人的私下传授。有些关键性的程序通常是父子相传，或者可以用一笔可观的代价售予新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制度中操纵自如，显然是有效地掌握了应用心理学的原理，而且对当时的政治气候有通盘的了解。
胥吏的职务也因为他们在政府组织中占有的地位而有所不同。有关胥吏职务的确切内涵，大多数史料的记载都相当含混。瞿同祖曾经简明描述清代（公元一六三五年至一九一一年）县级胥吏的主要工作内容，兹将其摘录并改写如下：
(1)为重要文件起草初稿。
(2)清誊完整的文稿。
(3)准备例行报告。
(4)根据档案中的文件整理出备忘录。
(5)发给执照证状。
(6)准备并检查税收纪录。
(7)将文件分类归档并加以保管。
在帝制官僚体系中，胥吏之下是小职员组成的阶级。他们的职务虽然各自不同，不过都被归类在一起，称为“僚属”。他们甚至比胥吏更受人轻视，而被列为与妓女、戏子和奴仆同一阶级。因为他们待遇极差而且大多为无恒产，他们获取金钱的途径包括陋规、贿赂和勒索，这些收入通常必须和同谋的胥吏分享。
在与政府和民众的交往或其他接触之间，这些扮演中介人角色的僚属占有相当重要的关键地位。在交往的每个阶段中，都有许多法律或其他的漏洞可钻，只要出个价钱，便可以透过衙门的僚属来进行磋商。
胥吏阶层处在一个官与民的交界点上,他们在官场上虽然身份低微,但却经常久居一职,熟悉各种政务,拥有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再加上熟悉地方的民情,只要稍微在中间做一点手脚,就可以很轻松地欺上瞒下,并从中牟取私利,
胥吏之害的表现主要有:刁难索贿、挟制主官、监守自盗、依仗强豪,欺压百姓、敲诈勒索,盘剥平民、操纵司法,徇私舞弊等等。其中,尤以胥吏凭借对律例的精通操纵司法、借诉生财的现象最为典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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