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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官当大了，仍是保持勤俭朴素的美德。有一次，他去石家拜访，上厕所时，见厕所里有绛色蚊帐、垫子、褥子等极讲究的陈设，还有婢女捧着香袋侍候，忙退出来，笑对石家家主说：“我错进了你的内室。”石家家主说：“那是厕所！”刘侍郎说：“我享受不了这个。”遂改进了别处的厕所。这事儿在京城之地成为美谈，这样不做死的事情在京城随着天下承平已久可不少，皇帝通过锦衣卫知道这些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宣宗也不知想到了什么，忽的长叹了声道：“前朝郭子仪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会之费至十万缗，准今银数当作十万两也，亦太甚矣。”
“长庆元年，王承元移镇，以钱百万缗赏镇州将士。刘总辞镇，以钱百万缗赏幽州将土。百万缗，当为银百万两也。唐之滥费亦太甚矣。使 在今日，以二镇费二百万金，安所措给。”
“宋时，每遇南郊庆礼，大赍六军，至以费用浩烦，久虚大礼，此亦五代积习所致也。我朝养军之费，虽不减放前代，而赏赍之格，所损不啻十倍，法可谓善矣。”
“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朕之天下，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朕实在不想朝廷稍微有些灾难，遇到外敌入侵，户部就拿不出银子来，这既是朕的悲哀，也是天下百姓的悲哀，杨爱卿可明白？”
这一番立场鲜明的话，若说杨士奇再不明白，那就愧对皇帝这一句“杨爱卿”了。
杨士奇点了点头道：“朝廷是该收些商业税了，这些年商人在陛下的庇护下，已有了飞跃的发展，京城、闽浙、江南、一带的商人非但家大业大，从商的人数也比开国时足足多了数倍之多，他们把赚来的银子放高利贷，成为食利阶层；有的则干脆开起了当铺；其他的如贩盐贩茶开店谱，采煤采铁搞纺织等等。上行下效，经商不再是一件可鄙的事情，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其中，往日最末等的商人，反而是抢手货，朝廷也有不少官员这么做了，他们享有“优免”，把大量的赋税徭役转嫁到贫民头上。农民在丰收年份仅能自保，碰到荒年，要不欠税，要不就只能流亡。在宣德年间，苏州一带的农民在重租重税的盘剥下成为流民，积欠的税粮达七百九十万石，便是商人利用官员免除税收太多的缘故，朝廷收商人税非但不可为，反而是势在必行的一件大事，一旦商业税得以收取，户部年年缺少的银两可以充盈，天下百姓的赋税压力也因此可以减弱，算得上一举两得的好事”。
宣宗叹了声道：“若天下的官员都能如杨爱卿这么想，大明的江山何愁不能民富国强呢？可恨的是这个道理他们明明知道，可为了自身的利益，竟不顾朝廷安危，一味的抵制，朕很想问一问他们眼里到底有没有朝廷，有没有朕，有没有这天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百姓……？”
杨士奇听皇帝这几句话儿带着明显的怒气，生怕皇帝一时生气做出什么荒唐举动来，如今的朝廷群臣上下一心，和睦治理天下，颇有宋代士大夫与皇帝共治理天下的风范，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毕竟是文官，纵然对皇帝忠心耿耿，也不得有所顾虑，万一皇帝走回洪武、永乐的老路，吃亏的还不是文官，所以这个局面他必须维持，这是一切的前提。一看皇帝怒气冲冲，忙劝慰道：“朝廷这样的官儿终究是少数，大多数的官儿还是知道百姓疾苦的，就好比杨大人，这次巡抚江南，非但让苏州的灾情顺利平复了，还与况钟一起惩治了江南土地兼并之风，遏制商人的为所欲为，愣是让苏州这个天下第一难治的城池，重新换发生机来，以苏州良好的底蕴，用不了多久便能恢复过来，相信多年欠下的赋税，也可以扑上了？”说到了这儿，杨士奇看了一眼皇帝，见皇帝的怒色消了不少，暗自松了一口气，继续说了下去：“不但杨大人，还有皇上亲自提拔的于谦，自从奉命巡视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书。一年上书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朝廷迅速做出回应，如今河南、山西较为永乐时可是好了许多，还有周忱奉命巡抚江南，总督税粮。在任二十二年，常私访民间，询问疾苦。理欠赋，改税法，屡请减免江南重赋。与苏州知府况钟反复计算，将苏州一府赋自二百七十七万石减至七十二万余石。其余府按次序减少，百姓苦楚大大减轻，除他们外还有、权谨、张瑛、陈山、吴成、滕定、费瓛、李英、吴管者、李贤、郭璡、王骥、顾佐、胡濙、黄福、张本他们个个一心为朝廷，说得上忠君爱国？”
杨士奇口中所说这些人，或多或少是宣宗亲自提拔，与他们的秉性也十分清楚，与他们做出这样一番作为，自是十分欢喜，方才的怒气顿时去了不少，道：“杨爱卿所言极是，朕不能因朝中多了几个贪官污吏，便断言朕的天下没有精忠报国之人！”说到这儿，稍作停顿了片刻，重新说起了刚才的话题，对杨士奇问道：“依爱卿看，商人征收税收一事如何处理？”
杨士奇想了想道：“商业税一事，事关重大，稍有不慎非酿成乱子不可，为了保守起见，老臣以为这事儿还需从杨大人着手才是正经事？”
宣宗显然对杨士奇的这一番回答颇感不满，冷哼了声道：“乱子，朝廷向商业征收商业税此祖宗定下规矩，朕以规矩办事，他们还能生出什么乱子来？”顿了顿又道：“从杨爱卿着手，此话怎么说？“
杨士奇道：“本朝虽定有商业税，但所征税收洪武爷早就定下规矩，课徵办法因课徵对像不同而异，对行商、坐贾贩卖的各类手工业品一般估算货物的价值，从价计征；对竹木柴薪之类，实行抽分；对河泊所产，徵收鱼课。课徵手段有本色，有折色。一般多以钞、钱缴纳。税率一般为三十分之一，且免税范围极广，凡嫁娶丧祭之物，自织布帛、农器、食物及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物品，以及鱼、蔬、杂果非市贩者皆可免税。只是买卖亩宅、牲畜要纳税，契纸要纳工本费(洪武二年规定每线契纸为工本费四十文)。为简化商税徵收手续，还多次裁并税务机构。洪武十三年，一次裁并岁收额米不及五百石的税课司局三百六十四处，其税课由府州县带徵。为了防止税课官吏的侵渔。规定在徵收商税之地设置店历(即登记册)，登记客南姓名 人数、行止日期等内容，以备核查；同时明示徵收商税的货物名称，未标明需要税的货物，均行免税。所征收的税收品种并不多见，后来迫于形势发展，洪武二十四年重新规定，在塌房贮货的客货，以三十分为率，须纳二分官收钱，即后人所的说塌房税。另取三十分之一的免牙钱和三十分之一的房钱，此二者均用於支付看守塌房者的费用，而不属於税。永乐时，又将这种办法实行于北京，此后便再没更改，也就说祖宗留下的规矩所能征收的税收并不多，朝廷纵然要征收税收只怕也只能从这些方面下手，而这些税收早已是一笔乱账，就算能征税又能征收多少呢？”
宣宗看了一眼杨士奇道：“依杨爱卿之意，这税朕还不用征了？“
杨士奇呵呵一笑道：“陛下误会了，从我大明局势看，工商业的发展必是日益强大，大量的财富必然其中在商人的手中，征收商业税收与朝廷与百姓而言，都是势在必行的事情？”
宣宗一听这话面上神色缓和了些，道：“那杨爱卿方才所说？”
杨士奇道：“老臣的意思的说，朝廷既要征税就不该依着祖宗规矩，那样朝廷非但征不到税收，反而给了天下商人口实，终究是不美，老臣以为这次朝廷大可借这次机会扩大商业税的税种，将这商业税落到实处？真正达到利国利民之用？”
宣宗颔了颔首道：“杨爱卿所言及时，我朝洪武爷体恤商贾疾苦，所征之税数目单调，且多是对行商、坐贾贩卖之流，丧葬用物及舟车丝帛之类免税，又蔬果饮食畜牧诸物免税，难以起到正真的效果，这么多年朝廷虽征收了商业税，可户部所得到的税收却少得可怜，根本达不到利国利民的用意，朕思来想去只怕是这税收的数目太少的缘故，如今杨爱卿提起，自是要大大的改进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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