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术网 > 历史军事 > 逍遥江山 > 1884章:沉舟侧畔千帆过

??    就这会儿,对面的沉默也被打破,为首的那商人道:“沈老爷子说得有道理,子,苏州城的米价一时半会儿是平衡不下来,咱们得做好长期的准备?“

    第三个商人道:“我到是想,可这卷已经发了这么多了,米价再不下来,我也撑不了几天了,出了关门之外,别无他法?”

    第三个商人心头虽也焦急,可着实不愿意听这丧气的话儿,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朗声道:“你急什么,这不是有沈老爷子么,今日若能得到沈老爷子指点一二,管他苏州城乱城什么样,你我闷头发财便是?”

    “不错,苏州城乱也好,不乱也好,咱们打开门做生意,赚我们的银子便是,朝廷的那些大事与我们可没什么关系?“第四个人商人大声道。请大家搜索(品#书……网)!更新最快的小说

    这话儿立即得到了回应,酒肆之中气氛变得热闹起来。

    第五个商人道:“就该如此,咱们是商人,赚银子是第一要务,其他的那都是读书人该去思索的事情,咱们就算是想去做,没准儿朝廷还不愿意呢?“

    “就是,你们别忘了,咱们苏州第一富商的下场,要不是马皇后还指不定有多惨呢,所以啊,朝廷的事情咱们不参合,苏州城乱也好,不乱也罢,咱们要的是银子?只要有了银子,管它饿死多少人,乱成什么样子?“第七个商人骂骂咧咧的道。

    众人中沈老爷虽面色如常,但在说到沈家的时候,面上的肌肉抖动了一下,其余众人则口口声声应着,但语气里的委屈展露无遗。

    杨峥等人听到这一番没心没肺的话儿,差点没怒发冲冠冲过去好好教训教训这帮挨千刀的商人,可细细一想,又有恨不起来的理由,自古至今,天下人将做贩运贸易的叫做”商”,坐售货物的叫做”贾”,即所谓”行曰商处曰贾”。到了春秋时期的商贾,已被列为四民之一。《左传》称”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宣公十二年),又称”商工皂隶,不知迁业”(襄公九年)。尽管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还很低下,还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工商食官”的商人,但是已经是一种专门职业。所以齐桓公问管仲曰:”成民之事者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其事易。”公曰:”处士农工商若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并且由于商人必须善于”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并且还要能够”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古时虽然泛言商贾,实则二者是有区别的,《周礼•;天官•;大宰》之职曰:”以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孙诒让注云:”行曰商,处曰贾者。可见,春秋时期,由于公社内部已经有了量变,有了一定程度的内部分工,出现了一种”商”,专门从事远程贩运,组织货源,所谓”服牛辂马,以周四方”的就是这些人。

    另一种是”贾”,即居肆列货,”以待民来,是直接向消费者售卖,”以求其利”。《左传》昭公十六年载,晋国韩宣子要郑国商人的玉环,子产不给。后来郑国商人虽然私下同意,但他却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嵩藜藋,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可见,这个商人既然不能自主经营,尚是”工商食官”下的商人无疑。当时的商业活动,虽在市场上进行,即所谓”处商就市井”,但是根据当时的管理制度,必须由政府来垄断市场,掌握物价。据《左传》载,郑卫宋国都有诸师(《左传》襄公二十年昭公二十年);鲁国有贾正(《左传》昭公二十五年)等官吏管理市场。当时的官府商业和官府工业一样,主要是为了保证奴隶主贵族的需求,不是为了发展和扩大商业贸易,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实际上阻碍了当时商业和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决定了商人壮大不起来,在地位上一直处于末位。

    勉强好点的算是宋代,商人不仅可以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使得许多商人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一些有眼光的商人,甚至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还使用奴仆营商,着实壮大了一把,只可惜宋代内忧外患,商人地位固然提高了不少,但终究是抵不住国破家亡,等到了鞑子,与汉人一般沦落到四等人了,好不容易盼到了翻身做了主人,天下重新洗牌,商人的地位没好不说,还有诸多的限制。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出生农家,骨子里对商人有些厌恶,从登基之初,就有不少抑商的言论和举措。如丙午四月己未,朱元璋在与刘基讨论怎样减轻百姓负担时,说:“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丨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则国计可以恒舒。”认为,节省开支可以减轻老百姓负担,使其不致陷于贫困;“崇本祛末”则国家财政可趋宽裕。洪武十八年九月,更说:“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途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愣是把商人经商阻碍农业发展的重大阻碍,对于商人的打压不言而喻了。

    自洪武一朝,其抑商举措屡屡加强,最终形成了洪武一朝固有的商业特色,如第一,防止商人队伍扩大,千方百计阻止农民经商。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人稠,“细民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洪武三年,“令五郡民无田产者在临濠开种”。采取移民屯垦的方式阻断无田农民的经商之路。如果说,这种方式尚有较温和的仁政色彩的话,那么,下面这种方式便散发着一股“血腥味”了。洪武二十四年,太原府代州繁峙县令上奏:本县有农民三百余户外逃,累岁招抚不还,乞令卫所追捕。朱元璋览奏后,谕户部:百姓安土重迁,假使衣食足给,岂肯轻去其乡?听其“随地占籍”,“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若离乡农民不务耕种,专营商业,则视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准予逮捕。这就是用皇权把农民重新赶回田园,不允许他们离开土地。使商人数量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限制了商业的壮大。

    可以说在整个洪武一朝,商业虽有发展,但始终壮大不起来,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要说这些限制倒也罢了,人多固然有人多的好处,人少未必就没有人少的妙用,比如竞争力少,他们可以多赚些银子,吃喝住行上过好点也不错,只可惜,他们能想到的,朱元璋早就想到了,为了狠很打压商人的积极性,朱元璋规定商人低下的社会等级。士农工商天下四等,商人位居最低层。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为别尊卑,明贵贱,实行居民按等级消费的办法。不同等级的居民在居住房屋的高低大小,衣服的质料样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朱元璋建明后,以扫除胡俗,恢复礼制为己任,承袭了这一制度,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四个方面,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这套服饰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不同阶级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如明法典规定,只有王公贵族官员,才能使用锦绣绫史等服饰面料,庶民则只能用绸素纱,至于商人,因为位居四民之末,是朱元璋要大力抑制的对象,更是连绸纱都不准使用,只能用绢和布了。服饰等级制度可不是说说好玩的。整个洪武年间,朱元璋屡次申述服饰禁例,一旦有人违犯,就会受到严厉制裁。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的禁令,有三十八位南京市民就因为违反了这条禁令都被充军了,强大的压力下,明初年商人日子还不如寻常百姓,如此区别对待,好处固然是让百姓安心耕种,可坏处也不是没有,整个明朝商人始终对朝廷没什么忠爱之心,这一点在明末表现的更明显,但要说他本就是如此,多少有些说不过去,有什么因,便有什么果,大明国策重农抑商,自是引不起商人的喜爱,危难之时表现淡漠,似是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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