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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以前，在政治上，建藩初期，王府不仅有相傅，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为地方行政首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地方兵权。在封国内，亲王拥有相当大司法、人事权，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护卫指挥由进行派遣外，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由亲王区处，朝迁及风宪官不得举问。这时的藩王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亲王所居城内布政使、都指挥使及其以下职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见外，亲王可以随时召见他们。亲王遣使可以直达御前，敢有阻挡者，即以奸臣论处。风宪官以王小过或风闻亲王大过奏闻，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纵使藩王真有大罪，亦不得加刑，只能召到京师，由皇帝发落，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面申饬，或遣官谕以祸福，促使改过自新。洪武二十作年，明tai祖朱元璋在奉天门谕群臣，再次强调皇亲除了犯谋逆不赦之罪，其余的罪，均由宗亲会议，报请皇帝裁决，有关部门只许奏闻，不得擅自逮捕；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见天子，私下使人致王罪而使王遇不幸的话，则天子必定是昏君，其长史司并护卫司可行文五军都督府索取该奸臣，都督府应捕奸臣奏斩之，并族灭其家；而且郡王子孙才能堪用者，考验授职升转，即洪武时宗室子弟可以入仕。这些规定都足以使藩王直到作为天子耳目、监督地方的作用，尤其是当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有权训兵待命，等天子密诏统领镇兵讨伐。
经济上，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而且待遇很优厚。岁禄单是米一项，即达五万石，是正一品大臣的五十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可谓是风光无限。
但是，到朱元璋后期，从在外诸王府大兴土木、擅役工匠，靖江王府官欺凌指挥耿和等等问题中，亦渐渐感到藩王权重对皇权是个威胁，特别是皇太孙也曾问他：“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所以又规定：不许亲王同时朝觐，只能一个亲王来朝，平安回到封国后，派人以书信方式报给其他亲王，才能来朝；而且进京朝觐时，留京时间不过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国，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又规定：亲王王子要入侍，这更是含有人质之意。后来又规定：王府废除王府的相傅，升长兄司为正五品，长史由皇帝亲自选派，若王有过，则诘问长史，即长史有监督、规劝藩王之责。到了洪武后期，藩王虽有藩号，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锡土，食禄不治事；王国文官由朝迁选派，犯法时依律审判；王国百姓有侮慢王的，亦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以防止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经济方面则删除了王府若有兴建工程，有司即时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户差付，不得稽延这条；亲王的岁禄亦减为万石。
不过朱元璋既要诸王藩屏国家，备侮御边，夹辅王室，要讲亲亲之谊，就必须给藩王以实力和特权，所以很多对藩王的限制，并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军权仍然被维持着，形成尾大不掉不势，以至于朱棣有实力发动夺位之战。
朱棣以藩王身份夺了自己侄儿的皇位，登基后，鉴于前朝之失，对控制藩王极为重视，或以谋反等罪名，分别削去他们的封爵、属官、护卫，取消统领驻军的权力，如借故削去代王、岷王的护卫、官属，齐、谷王先后被废为庶人；或者将要塞地区的藩王迁入内地，如宁王朱权迁往南昌。
永乐时又废除宗室可以为官规定，即使是宗人府，亦改由勋戚大臣摄其事而不备官，所领事务均归礼部管辖。文武百官对于亲王，只具官称名而不称臣，徐永乐末年，许多王爷欲入京师，后又愿率子婿从征入侵的蒙古人，但没有得到批准。所以永乐后，藩王的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朱棣在位上做了如此多的大事，朝廷并不富裕，而宗藩的厚禄给朝廷带来的严重负担，相当多的中下层宗室已沦为贫困户，于是强烈要求弛松藩禁、请田联自给、试官自效的呼声越来越高，甚至有不少建议更定的《宗藩事例》，准无爵的宗室自便生计，准奉国中尉以下宗室参加科举考试，选授京师以外地区的官职，但朝廷终究是不能放心授于宗室，这事儿也就一提再提，却没人答应。
这些人数量不小，加上有身居高位，虽没有实权，但威望还是有的，加上又是皇室宗亲，真要闹腾起来，一来不好看，二来也不好收拾，所以朝廷总体意思，只要这些藩王老老实实本分的，一切好商量，可藩王人数不少，朝廷对他们的限制也不少，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不得到京师，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即奏请先革为庶人，然后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发往极边的卫所永远充军。宗室不得擅离境外，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画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锁，下审理所，定罪议罚。从郡王至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请名、请婚也很严格，未经请准，只能呼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游棍以请名、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导致许多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成婚，种种压制下，已让他们有了怒气，若tai祖定下的俸禄，贡米得不到保证，结果可想而知了， 他们不敢与皇帝闹腾，对百官还是可以的，再说了下西洋若没有朝廷的支持，又能走多远呢，不说下西洋的利润巨大，如此巨大的利润，天下豪门、地主、商贾尚且眼红，更何况是这些皇室宗亲，往日是天下人与皇室争利，如今何尝不是皇室与天下人争利呢，这个利若处理不好，西洋之行怕也难以继续下去，可以说单从这一点上看，杨士奇做得不仅是细心那么简单，还是久远……？“
明白了这一点，杨荣忽觉得有些惭愧，看了看两人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杨士奇与杨溥似看出了他的心思，呵呵一笑，走上前各自在他肩膀上拍了拍，道：“人都说以文学显用者，有三杨公焉。。。登名进士，列官翰苑。在宣德中，入侍禁庭，备顾问者十载。名德浸浸乎彰闻。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天下对我等期望如此之高，我等若不能同心协力，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定，着实对不起天下人了？“
杨溥道：“是啊，tai祖之世，运当开国，多峭健雄博之文。成祖而后，太平日久，为台阁凝容之作。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天下既对我等有厚望，我等岂可辜负了这番美意？“
“该当如此！“杨荣一脸正色的道。
至此在开海禁、下西洋这件大事上，在内阁里形成了统一意见，这件事大事也算是落下了帷幕，当即有杨士奇执笔，写了一篇奏折，吹干了墨迹，递给了杨荣、杨溥，两人看他速度之快，心头既是佩服，又是好奇，凑过去看了看，只见上面写道：“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逻、柬埔寨、顺化、哩摩诸国。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齿、沉檀、片脑诸货物，是皆我中国所需。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所产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是得其银钱而已。是两夷人者，皆好服用中国绫段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为用。湖丝自能织精好段匹，錾凿如花如鳞，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悉得价可二三百两。而江西之磁器、臣福建之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佛郎机之夷，虽名慧巧，顾百工技艺皆不如我中国人，我人有挟一技以往者，虽徒手无所不得食，是佛郎机之夷代为中国养百姓者也。此东西二洋之夷，多永乐间太监郑和先后招徕入贡之夷，恭谨信顺，与北虏狡猂不同。至若红毛番一种，其夷名加留巴，其国去吕宋稍远，向岁羡佛郎机市我得利，强我人鬻贩彼中，我人惮其险远，而佛郎机亦恶其争彼货物，教我人绝之，而红毛番始为难于海上矣。要其人狞顽，惟利是嗜，不畏死而已，而其信义颛一之性，初未尝负我钱物，且至其国者，大率一倍获数十倍之利，曩虽被我大创，顾未尝我怨，至今往来我近海地不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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