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怎么的，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确切地说，自从知道自己得癌症以来第一次为癌以外的事情睡不着觉，占孝通那种敏捷中带有的细腻，以及一种不易察觉的神经质让我躺在床上想了好久。夜里十二点刚做完手术，然后，还能有精力给一个病人打电话，求她去治病，很失常。我思来想去，绞尽脑汁，找不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凌晨，我终于睡着了，还做了个梦，像所有不幸的女人那样做了个噩梦，噩梦里出现了占孝通，他是那些面目狰狞的人群中的一员，他的手里拿着一把放大了无数倍的手术刀，正在仔细地剔一只山羊。经他剔过的山羊骨头光滑透亮，像一件件艺术品。
早上8点醒来，回味那个梦，觉得占孝通进入我的梦决不偶然，纯粹是那个奇特电话的结果。我决定去医院了，我神差鬼使般地一起床就开始收拾东西，找出几条内裤，拿着几只乳罩犹豫着带不带，最后挑了两只华歌尔放在包里。带了两件贴身穿的保暖内衣内裤。也许此去就回不来了，其实说穿了，死活就是个“去来”的问题，就像你今天出门，你说你不回来了，别人不会在意；你死了，这个繁杂的世界也不会在意。至于你是沉重的出门还是轻松的出门，全由你自己选择。去不去医院,也是我自己的事情,关他医生什么事啊.
我是个既喜欢化妆品，又喜欢书的女人，现在，化装品是没什么用了，可是，书还是需要的，也许生命最后一刻的意义就在书里。我站在书柜前挑来选去，犹豫不决，我喜欢的书太多了，单是这些书，人生就够让我留恋得怎么也不愿离去。最后我选了卢梭的《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书虽然很薄，但是十分经读。
我拿着包走出院门的时候碰上了堂哥，他很诧异地看着我问，去哪？我说声出门，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九点钟的胡同是最安静和悠闲的胡同，上班的、上学的都走了，只有几个戴红袖标的“小脚侦缉队”围拢在一起谈论哪个早市的菜便宜，哪个早市的菜贵。我冲她们笑笑，算作打个招呼。她们也冲我笑笑，很不自然，我走过她们身边，感觉到她们对我的排斥。她们一定知道了我患癌症的事情，癌细胞又一次让我尴尬，是老天爷专门为我准备的，我无法拒绝。
刚要走出胡同口的时候，一辆桑塔那2000在我身边停了下来，我朝驾驶室里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在国税局当司机的中学同学。他问我是不是去上班，要送我一程，我说不用，你还是快去接领导吧。他说今天不用接领导，领导出国了，玩去了。
既然他没事，我也就不客气了，赶紧往前走几步钻进了他的副驾座，车内一股幽迷的香味随即扑面而来，虽然我有点不习惯，但我不能说出来。也许你会说我“虚伪”，其实“虚伪”是一种责任，就像人活着必须承担的那些责任一样，比如嫁了人，就有了妻子的责任；生了孩子就有了抚养的责任。如果你不尽虚伪的责任，你就会被社会排斥和抛弃。所以，你只要活着，哪怕活一天你都要虚伪，而且要虚伪到底。
我让我的同学，沿着中山街一直往南开，到解放街把车停下来。他看了看路边上那个“基督教学会”的牌子问我在这上班？我说是，叫他有时间来玩。他让我告诉他我的手机号，我说我没有手机。他将信将疑地开车走了。
我径直朝中心医院的住院楼走去。乘电梯到了三楼找占孝通，刚出电梯就看见吴文民和小婶笑眯眯地迎着我走过来。小婶接过我手里的包，吴文民又掏出手绢擦汗，然后说，“占孝通上午有一台手术，大约10点结束，他让我们在他的办公室等他。”
我点点头，就跟着他们走。占孝通的办公室紧挨着一个杂务间，一个灰头土脸的清洁工正拿着一把墩布拖地。吴文民拿钥匙开了门，我们走进去关上门，听见墩布刺啦刺啦的蹭门的声音。办公室里排放着一堆一堆的医书，靠西北角的那张窄小低矮的行军床上也齐齐地码放着书，床便显得越发地窄小。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把办公桌前的椅子，木质的圈形靠背，椅面上按屁股的形状凹下去，在这间屋子里很扎眼。这破凳子还能坐吗?
正在我琢磨这把椅子时，门被推开了，占孝通走了进来，他看见我们。表情很平淡，只同吴文民握了一下手，然后，就坐在那把木质靠背椅上，面带矜持的微笑着对我说：“有病就要接受医生的治疗，这是天经地义的。”然后，转头对吴文民说：“吴大夫你去忙吧，我会照顾好我的病人的。”
吴文民点了点头说:那好吧!然后,转身一边对小婶说:你留下照顾她，我上班去了!一边快速走出了占孝通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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