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看了看表，已经12点了。我听院子里有拍打被子的声音，就爬起来到窗前看了看，阳光极其强烈，就像我昨天夜里浪费的**。我把自己的身体从温暖的被子里挪出来的时候，屋子里的冷空气顿时包裹住我，我看见我松弛的皮肤在寒冷中颤抖。我立即穿上了衣服轻轻地推开门，看见大叔父手里拿着一把笤帚站在院子当中发愣。
大叔父宽胖的身体朝向我，强烈的阳光从他的头顶往下照，使他显得很苍白无力。我担心他被阳光熔化。虽然我看不清他的脸，更甭说表情了，但我能猜出他想跟我说什么，他一定是想劝我死在医院里，可惜不知怎么说。
其实他刚从大婶的奶头山上下来，刚才大婶象一条蛇一样的缠着他，将温润的舌头塞在他的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鼻音：亲爱的猪，你回来啦，想死你了，一边伸手摸他的小弟弟，一边使劲吸吮他的舌头，挑逗得他翻起身来就象一只野兽般地几下就把她剥得精光，然后，重重的将她压在下面，再把他的舌头塞进她的嘴里，大婶的脸上立即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他狠狠的掰开她的双腿长驱直入，象非洲的黑人一样，狠狠的干了大婶一个多小时，他一泄如注，直到她下体的**湿透了床单，才轻轻地拔出他那渐趋微软的**。他看着难得有这么好心情的老婆，不禁想起了我，想尽快劝我住院治疗，以防谈病色变的大婶知道我的病情后重犯老病。
我“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一股莫明之火不由得从心头涌起。我打定主意不吃饭了，一个有家庭的人不吃饭，在这个家里是件大事，其他的人一定会想方设法劝他（她）吃，他（她）在这个家庭里的价值就通过别人的劝慰体现出来了。想不到我这个已破败不堪的病体还有增值的机会。我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尽量体现我的价值，所以，我不吃饭，让我身体里的癌细胞一起挨饿。
十二点半的时候，我的房门被轻轻地敲响了，透着谨慎和畏惧，大叔父以臣子恳请国王式的姿态恳请我去吃饭，并强调有我喜欢吃的清炒山药片。他看我一副疲倦不堪的样子，连忙露出异常慈祥的面容对我耐心地说：“去吃点饭，喝点汤，精神就好了。”我却傲慢地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大叔父问我能不能进来，我用沉默表示反对。
到十三点的时候我的肚子就“咕咕”地叫起来了，我的胃和那些疯狂的癌细胞都需要食物。这时院子里有人大声地说话，我听出是老社长的声音，就站起身开门，老社长手里提着两只大塑料袋，里面装满了食品。“怎么还能劳驾您老人家来看我呢。快，请坐。”我一边热情地让坐，一边接过老社长手中的塑料袋就势翻了起来，从里面拿出一包心脆“包卡迪”，撕开一个口子我就一根接一根地吃了起来。
“小青，还是应该住院治疗的，不要任性、耍小孩子脾气，大家都为你担心啊。”老社长一说话就满面笑容，并不是因为高兴，只是习惯。我想他要是给我开追悼会的时候也是这副表情就差劲了，所以，我就打定主意死后不开追悼会，像大人物死后的遗言：一切从简。这在当时只是一个想法，至于我死后，活着的人怎样为我料理后事，那就是活人的自由了。
老社长的话像水管里的水似的，绵绵不断。他是我亲戚朋友阵营里的代表，他反复地申明主题：你得了病，并且是难治之症，必须去医院治病，那里会有医生照料你，用现代化的医学救治你。
说一千道一万，我就是不能死在家里，只能死在医院里。而且，到底治不治病，我没有选择的权力，尽管那是我的病。我没有自由了，连治病的自由都没了，我感觉到丧失了自我的悲哀。我周围所有健康的人都不存在我的问题，他们想干嘛就干嘛，想吃就吃，想喝就喝，想搞女人就搞女人，想玩男人就玩男人，自由得就像水里的鱼，比水里的鱼还自由，鱼的行为还有水的控制，而他们只要空气就行了。因此，我大彻大悟了：一个人想要有基本的自由，那你就得健康，否则甭说自由，连尊严都谈不上了。这一点在我“被迫”住进了医院以后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可惜我大悟得太迟了，我，包括我的亲朋好友对我的健康都已失去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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